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

2021-02-22王学斌

北京档案 2021年1期

王学斌

北京光社[1]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是中国第一个业余摄影家的艺术联盟，它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一代文化人与摄影艺术结缘的同好组织”，[2]社员将近30人，活动时间达10余年。它于20世纪20年代初举起摄影的旗帜，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揭开了中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帷幕，把摄影推上了艺术的舞台。光社使得北京的青年学子中不少人走上了摄影的道路，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摄影艺术家，他们对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并做出了开拓者的卓越贡献。

一、北京光社的设立过程

自从西方国家发明摄影术之后，它就逐渐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同时，一些专门研究摄影的团体也应运而生，“摄影先进国家，有政府倡导于前，社会赞助于后，集会结社以专门研究之。团体林立，互相切磋，以提高艺术”。[3]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摄影术在中国亦渐渐传播开来。由于中国古代就有文人雅集的传统，但通常都是文人、书画家封闭的小圈子，属于松散的集会，没有固定的组织。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大城市相继成立了各种现代化的民间摄影团体。这些社团大都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沪、宁、杭、苏、粤与京津地区。由于摄影团体自身带着西方沙龙的特点，“所以它与穿西服、扎领带、戴礼帽一样，最初被国人贬为假洋鬼子式的时髦。”[4]尽管摄影活动最初遭到舆论的打压，但是民间摄影团体还是很快站稳脚跟，为中国摄影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北京作为当时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集散地，自然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早在1918年之前，北京各高等院校中就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加之辛亥革命后，北京的许多皇家禁苑逐步开放，因此经常结伴浏览京畿名胜，拍摄照片。据许智方回忆，北京的几位摄影爱好者，常以照相作为消遣。“在春色弥漫的季节里，他们总不会让它轻易地过去，每当丁香花开放的时候，就到法源寺去拍丁香；当牡丹香意正浓的时候，就同到崇效寺去照牡丹。每逢假期就结伴游览北海、景山……这些风景宜人的好地方，到那里都是以拍照为中心的。”[5]1919年，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由黄振玉和陈万里召集，在校内举办了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以后每年举办一次，此时他们已经有了组织一个“照相同志会”的想法，但“盖有游览摄影团体之精神，而尚无会社之组织”。[6]直到1923年初，这种想法才得以付诸实践。当时在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园内，陈万里、黄振玉、吴辑熙、褚保衡等在一起商议，订立简章、征收会费、订阅摄影书报，一个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的摄影组织正式成立，这个小小的文人团体就是“光社”的前身。当时会员只有“陈万里、钱景华、吴辑熙、黄振玉、吴郁周、刘玄虎、老焱若、褚保衡等八人”[7]，该会没有固定会址，初设通讯社于北京西城舍饭寺达智营胡同陈万里寓所，1924年夏随陈万里迁租到西城太平仓平安里居所。[8]光社早期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教员，组织起来后，不断地开会讨论、研究，互相观摩作品。彼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七八人的呼声虽属微细，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不过依科学的立场，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陟了”。[9]艺术写真研究会成立以后，因为是北京大学校内摄影组织，并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发展会友。鉴于此，一些会友开始酝酿将“艺术写真研究会”扩大到社会，并于1924年将“艺术写真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光社”。冠以北京二字，目的是吸收社会上的摄影爱好者入社。光社的宗旨是“集合非职业的摄影同志，交换智识、研究艺术”，它不参与政治，只研究纯粹的美术摄影，该社不设会长，所有日常会务由常任干事12人负责办理。到1926年，光社社员已经发展到20余人，其中，吴郁周、钱景华、陈万里和老焱若一起被称为“光社四杰”。

此时，光社会员已经不再局限于北京大学，任何对摄影喜爱的人都可以加入光社。光社的社员对摄影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各各依着自己的意兴做去”，正如刘半农在《北京光社年鉴》的序中所写：“光社是个非职业的摄影同志所结合的团体……我们在一件特别嗜好的事物上用功夫，其目的只在求得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利用剩余的精神，做一点可以回头安慰我们自己精神的事；我们非但不把这种的事当作职业，而且不敢藉着这种事有所希求。”[10]光社社员们平时除了个人随时收集材料外，彼此的鼓励和帮助也不少，大概每月组织一次例会，例会地点视情况在会员家中、中央公园、餐馆等地举行。“会中大家商议一个题目，比如春、静物、雪景等，大家就根据这个题目去找材料，到下次例会，大家排好交卷彼此观摩、研究。会后聚餐一次，总是尽欢而散。这样，每次将佳作积攒起来，大约一两年的光景就公开展览一次。”

二、北京光社的社會活动和影展

北京光社从成立开始，即着手准备公开展览有关事宜。其中第一届展览自1924年6月14日至15日，为期两天，每天有两三千人参观。关于这次展览会的具体情况，因年代久远已经难以再现，甚至光社成员在事后回顾时也没有详细提及。但顾颉刚在日记中却记载了这次展览会，甚至保留了作者名单。因顾颉刚与光社的许多社员交好，因此经常与其聚会，在展览开始的前一天，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到公园，助缉熙挂照片，吴匡时题名。此次展览会共三百片。光社照片展览会出品人名：钱景华、老焱若、陈万里、吴郁周、吴辑熙、黄振玉、褚保衡、凌同甫、张君维、王梅庄、吴匡时、夏白民、张云阶、庄更生。”[11]这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民间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这些参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展现在当时只见过照相馆人物照的观众面前，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当时北京、天津的许多报纸刊物和画报争相进行报道，并刊登光社的作品，“十三年夏，会在北京中央公园董事局开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会。先定三日后，复延长两日，参观者约万余人”。[12]在第一次展览成功举办后，光社社员受到鼓舞，此后又连续举办数次，每届展会地点均选择在北京中央公园董事会所办的“来今雨轩”大堂。

光社的历次展览均允许广大观众自由参观和品评展品，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举。上海《时报》的主笔万叶（吴灵园）还写了数千言的文章来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使光社名声大振，影响很快超出北京范围，成为全国文化界瞩目的摄影组织，并促使“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同时社会方面，对于摄影的眼光，也起大变化”。[13]光社影展作品都是社员“完全出于兴趣”业余进行创作的，在光社前四次展览时，社员参加展出的作品均无须经过评选，每次展览之前，每人拿出自己的作品随意参展，并没有正式选择和评判的手续。第一次影展结束后，陈万里在观众和朋友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余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第四、五次影展后，光社在刘半农的主导下又编辑出版了《北京光社年鉴》第一、二集，这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

北京光社的活动持续了十余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政治机构的南迁，光社一些主要人员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沪宁，并在上海成立“华社”，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因忙于工作，对摄影无暇顾及，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目前所知光社最后的一次活动是1934年初刘半农日记中所述：“正午到华美开光社月会，汪孟舒、吴郁周作主人。饭罢，与汪孟舒同逛厂甸……”[14]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渐渐在上海形成。

三、北京光社的影响和历史地位

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中国唯一的摄影杂志《天鹏》在“卷首缀语”中写道：“国中影坛，光社矗立于北，华社峙立于南，粤之冷庐景社，亦卓然并雄。其中人才之美，作品之精，皆为人所钦仰。其他各地摄影会之组织，尤指不胜屈，若万峰竞立，冈峦叠起，前程蓬勃，未可限量。”[15]与华社、景社相比，光社作为近代北京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成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中国匠人手中的照相变为艺术。它于近代中国首倡艺术摄影（美术摄影），并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之人是艺术的低能儿等论调；光社社员以新颖的创作形式取得的成绩和论著，已经走在中国艺术摄影发展的最前列。虽然广州景社也成立于1923年，但是它并没有像光社那样打出摄影艺术的鲜明旗帜。此外，光社成员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资源，一些主要成员还具备较为广泛的政治资源。“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受过西方艺术熏陶的一批文人学者、书画家加入摄影队伍中来，形成了中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第一个繁荣期，光社集中展现了西方艺术生产到商品化的过程，即结社—展览—出版—评论—收藏的链条。

光社是摄影艺术的传播者。在光社成立初期，它就利用新闻媒介的传播效应为艺术品推广服务。1925年之后，北方报纸纷纷增加以摄影图片为主要内容的副刊，并有了专职的摄影记者，这些画刊需要大量摄影图片，题材广泛，给摄影爱好者们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1929年，光社社员郑颖荪在《摄影与画报》一文中提道：“在此一年中，北平画报，风起云涌，增至十余家之多。而画报之材料，又莫不以照片为主要成分。就此看来，北平爱读画报者与摄影家之增多，若计其数量，当在万人以上，实为艺术界之良好现象。”[16]1930年官方统计，当年北京人口为137万左右，大约每百人中就有一人关注摄影艺术。

在光社的影响下，1929年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摄影组织——“北大摄影研究会”，并聘请刘半农、吴郁周为研究会导师。北大摄影研究会吸收了光社的理念和经验，在作品收集、评定和展出等方面加以制度条文规定。这些条文规定更有利于摄影艺术在大学生中的普及，对在校学生文艺素养的普遍提升大有裨益。虽然光社存在时间较短，但是在“光社精神”的影响下，中国摄影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发端于业余摄影家群体，并以社员作品的美学特征写入了中国摄影艺术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