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霖

2020年，因为录制《国家宝藏》，张廷芳搭上青藏线，重回她待过了30多年的拉萨。图为她登上布达拉宫。

1946年生于北京，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2年主动赴藏工作，曾任西藏大学语文系主任、西藏大学教务处处长、西藏大学副校长。

半个月后的2月12日，75岁的张廷芳会过两个节：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这两个节日难得在同一天，为此，她正琢磨着：要熬藏族人过年吃的“卓突”，就是燕麦片加上青稞粒、风干的牛肉、奶渣、豌豆;要做“香寨”，就是咖喱牛肉饭;还要做甜茶，也就是用红茶、牛奶、白糖制成的奶茶……

张廷芳是西藏大学原副校长，也是上世纪70年代极少数主动进藏的北京大学生，和藏族同学、丈夫次旺俊美扎根西藏30多年，参与筹备建立了西藏大学。

2014年底，次旺俊美因病去世——那之前，张廷芳已退休多年，次旺俊美在卸任西藏社科院院长后全力抢救世界文化遗产西藏梵文贝叶经，张廷芳则陪伴照顾他。张廷芳处理完老伴的后事，赶回拉萨的老房子，整理他那成千上万的书籍、文稿和笔记，“一翻开，有他手的味道，也有他抽的烟的味道，好想全都带回家”。儿子劝慰她，这些书很专业，带回北京看的人不多，也没有地方放。她不说话了，翻啊翻，打包好一箱，又拆开，再翻翻，重新打包……如此反复，花了三年，最终把将近两千册书捐给西藏大学图书馆，方便研究西藏文化的人阅读和使用。

2019年，她清理完拉萨的所有物品，和拉萨的亲人、同事和学生做了告别。直到2020年，《国家宝藏》节目邀请张廷芳介绍文成公主像，还请她搭乘青藏铁路列车重回拉萨。节目一播出，张廷芳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人们还用“当代文成公主”形容她。

记者面前的张廷芳温柔又坚定。“我从来就不是公主。”她笑道。

“我从来就不是公主”

去年8月，《国家宝藏》节目组找到张廷芳。这是央视制作的介绍国家文物、文化遗产等的节目，2017年开播，每季豆瓣评分都在9分以上。节目组每期会邀请与国宝文物联系紧密的人物作为“国宝守护人”介绍文物，确定要介绍布达拉宫的文成公主像时，查找了诸多远嫁西藏的女性的资料，最后定下了张廷芳。

上世纪70年代，张廷芳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突破种种困难随爱人次旺俊美远赴西藏，在雪域高原参与建立了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开拓双语教育、培养师资，一待就是30多年。

可一开始，张廷芳拒绝了节目组的邀请。“我已经退休了，而且奉献西藏教育事业的绝不只有我，我的丈夫次旺俊美对这件事付出了一辈子，要讲也应该谈谈他。”后来，她想通了。“我已经退休14年了，如果还能发挥余热，让大家了解次旺和西藏教育发展的不易，也算是对社会做点贡献吧。”

1972年，张廷芳第一次去西藏，在距离拉萨20公里处的小溪边，次旺俊美喊了一声“廷芳，扭脸儿”，给她拍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被张廷芳珍藏至今。

接下来，在与节目组的沟通中，导演发现张廷芳和丈夫在西藏数十年，却始终没机会搭乘青藏线，便有了节目中请张廷芳搭乘青藏线返藏的桥段。

2020年9月，张廷芳踏上返藏的路途。相伴的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张廷芳坐在人群中，不怎么说话。她有点缺氧，请列车员打开氧气装备，看着窗外的蓝天，想起了48年前第一次赴西藏，那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高原反应……

当时，她和次旺俊美先从北京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青海西宁，再搭汽车沿青藏公路西行。她有点想吐，“像有只小猫在抓我的心脏”，便用手摸着心脏，蜷缩着双腿，好几夜没睡好觉。在距离拉萨还有20多公里的小溪边，车子停下来了。司机说：“我来洗车，你们下车洗洗脸，咱都干干净净地进拉萨。”张廷芳在溪边蹲下，次旺俊美拿起照相机，喊：“廷芳，扭脸儿！”张廷芳转过脸冲他一笑，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她的“宝贝”，被她保存至今。

节目中，张廷芳介绍了次旺俊美对西藏的贡献，每每谈到以前与他在一起时，就会哽咽，现场许多观众落泪了，节目播出后，“当代文成公主的爱情太好哭了”还上了热搜。张廷芳让人想到一个传说：文成公主拿起一面镜子，在镜中看到了亲人，她不小心把镜子弄掉了，掉落的地方冒出了泉水，此后当地人便从这个地方取水，泉水名叫“冒咕泉”……

不过，当大家拿她和文成公主作比拟时，张廷芳有点不同意，觉得自己被抬高了。“文成公主是为了民族大义远嫁西藏，而我是因为想和次旺在一起。而且，我不是‘公主，我的伯父和父亲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入了党，一辈子艰苦朴素，在‘文革中受过审查。许多人用‘神仙爱情形容我和次旺，不少人一看这个词以为是花前月下，很浪漫、很美好，可是，我和次旺的结合是在特殊年代，在那时，这样的爱情是很‘难的。”

那是个激情与苦难并存的年代。

“毛主席說‘看人要看成分，但也不唯成分”

扎着两条短辫子的少女张廷芳站在舞台上，跳起了草原民兵舞，动作柔中带刚。

这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北京。张廷芳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新生。当时的学生常随身带着64开的毛主席语录，见到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就敬礼。张廷芳加入了学校“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在老节目中加上宣传最新指示，进行表演。

一天，宣传队谈起招新，好多人提到教育系的次旺俊美：“他会拉二胡、弹扬琴，还能跳舞！”

“那可不行！”有人大声反对。“他家过去可是大农奴主。看过电影《农奴》吗？农奴主扒人皮、挖人眼，比地主富农残忍！怎么能吸收这种狗崽子？”当时，阶级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地富反坏右”是“革命群众”打击的对象，更何况是农奴主的后代。教室里，大家陷入沉默，在一旁的张廷芳却若有所思。

次旺俊美是北师大第一个藏族本科生，出生在西藏一个世袭贵族家庭。一天，张廷芳在食堂碰见了他，走过去打招呼。“你是次旺俊美吧？你好，我是中文系的张廷芳。”

次旺俊美高出她一个头，转过身来，点了点头。“我就直说了，我是宣传队的，每次讨论招新，好多人都推荐你，也因为你的家庭出身，大家不太敢做决定。但我想，你不要有什么包袱！毛主席说‘看人要看成分，但不唯成分，也看政治表现。你的才华总有机会发挥的！”

张廷芳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弟弟，家里从不娇惯她，把她当男孩子养大，她便有股男子气。张廷芳说完转身离开，次旺俊美还站在原地，静静看着她的背影。

后经过宣传队数次争取，次旺俊美终于加入进来，成了文艺骨干。他们常去部队、工厂演出。藏族人擅长背东西，次旺俊美把扬琴一捆，背上就走。次旺俊美会乐器、能谱曲，把《北京有个金太阳》等编成踢踏舞教大家跳，还指导大家穿藏族服饰。

在共同的创作、排练、演出活动中，张廷芳和次旺俊美产生了革命情谊。一次，俩人去看展览，被张廷芳的亲戚看到了。很快，在外地的哥哥写信给她，在内蒙古工作的父亲及其战友打来电话，系里工宣队更是找她談话：“廷芳啊，贫下中农子女千千万，为何你偏偏看上的是农奴主的后代？”他们担心，两人的结合会带来政治影响，断送她的前程。

张廷芳想了想：“这么好的一个人，平白无故疏远他，这不可取，我是真心想爱护这个人。”两人最终在1971年的最后一天结婚，在北师大教二楼的教室举办婚礼，并于第二年奔赴西藏。

张廷芳是个认死理儿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次旺俊美，不只是选择了一个爱人，也选择了她毕生的信仰和事业——忠诚教育，为教育献身。

上世纪60年代，次旺俊美（右二）是北师大第一个藏族本科生，能歌善舞。

办教育，让藏民了解汉族和共产党

“我很佩服次旺俊美的祖父江洛金，也佩服在特殊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次旺。”张廷芳向记者回忆着，看向远方。

20世纪50年代，西藏还处于封建农奴社会，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占有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比如“朗生”意为“家里养的”，是奴隶，没有人身权利，无偿给农奴主干活，就像农奴主的私有财产，会被随意赠送、转让、抵押或出卖，其子女也世代为奴。

就是在那样的年代，江洛金·索朗杰布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是西藏最先质疑农奴制的贵族人士，眼见达赖地方政府治理不善，便参与藏军改革，试图对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农奴制进行改造，结果触怒了西藏地方政府，被流放到林芝，辗转逃亡到印度，数年后才回到拉萨。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被平定，废除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江洛金后来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西藏和平解放后，次旺俊美的父亲江洛金·旺秋杰布被派往北京筹建达赖驻北京办事处。那时，西藏没有公路，父母把最小的孩子用木箱装着绑在马背上，手持猎枪，骑马上路，穿过荒草灌木丛时常迷路，天快黑了又回到早晨出发的地方……就这样，次旺俊美随家人经四川、重庆、武汉，最后来到首都北京。他在北京上小学、加入少年队，学了些汉语，后又回到拉萨接受教育，并参加高考，考上了北师大。

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进藏时，第一件事并非打土豪、分田地。“底层人民听不懂汉语，解放军难以直接发动群众，便先争取上层，并兴办教育，让群众了解汉族和共产党。”这才有了西藏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拉萨市第一小学，以及西藏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次旺俊美是这所中学的第一批学生。此前，当地只有培养俗官的学校和服务达官贵人和富商子弟的私塾，老百姓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大多是文盲。次旺俊美和同学走在上学路上曾被人唾骂，可见当时社会环境十分复杂。

每次听到次旺俊美讲起自己学汉语、下乡参加民主改革等经历，张廷芳望着他，边听边想：“他不像大家所说的农奴主的后代，那种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他的家族历史和对共产党的了解给予他坚韧的品质和坚定的信仰。”因此，张廷芳坚信，只要和他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一到西藏，就投入教育事业。

当时，张廷芳在西藏自治区师范学校教汉语，次旺俊美教藏文。当时的学生年龄从15岁到30多岁不等，有复员军人、农牧民等，绝大部分是藏族，只会藏文。他俩编写汉语拼音、汉文、藏文三对照的《汉语文》教材，还加入生活常识。“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天，唯有二月二十八。”学生一读，就懂得每月天数的规律。

左图：1983年，张廷芳和次旺俊美及两个儿子在一起。右上图：1994年，张廷芳在西藏大学语文系办公室办公。右下图：2009年，张廷芳和次旺俊美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作报告。

张廷芳发现，藏族学生模仿能力强，能歌善舞，便在课堂上排节目，角色扮演时有人说错了，旁人就纠正：“是鸡蛋，不是鸡‘电。”课堂上欢声笑语，学生的汉语水平也慢慢提高了。

除了讲知识，学生的心理问题也很重要。

1975年，西藏师范学校改建为西藏师范学院。张廷芳对汉藏语进行比较，找出学习重点和难点，一次教到“量词”，提到汉语语法的特点是量词丰富，相较之下，藏语的量词比较少，“在汉语里，有一头牛，一匹马，一条鱼。还可以用一尾鱼，‘尾字形容摇头摆尾在游，很有画面感。”

一个学生不干了，把书包立在桌子上挡住自己的脸趴着。张廷芳问他怎么了，学生撅着嘴：“老师你是不是瞧不起藏族？是我们藏语太简单了，没有汉语发达吗？”张廷芳安抚他：“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你是大学生了，不能带偏见看这个问题。你念句藏语，中间有量词吗？藏语的量词比汉语的少，这是事实。”渐渐地，学生理解并接纳了，更加努力学习。

“语言能对思维产生影响，可以使各民族学生之间增强了解，有助于形成国家共识，加强团结。”张廷芳认为，汉族学了藏语，能更了解西藏文化;藏族人会说汉语，能推广藏族特色。比如，通过和内地企业联合加工，西藏青稞制成的啤酒、有千年历史的藏药、青藏高原的矿泉水被传播到很多省份甚至国外。

“西藏的发展不能全归功双语教育，但是如果没有双语教育，这些进程恐怕会有所推迟。”

援藏干部的“永久牌”

1985年，在国家的支持下，西藏大学成立（由西藏师范学院改建而来），这是建在西藏本土的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学校，获得全国乃至全球的关注。当时，还不到40岁的次旺俊美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张廷芳担任语文系副主任，主持语文系教学行政工作。

大学成立初期面临诸多困难。西藏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师资从来都是“老大难”。党中央确定了对口支援政策，全国几十所高校的教师陆续赴藏支援西藏大学建设。张廷芳也多次赴内地高校进行援藏联系工作。援藏教师进藏后，张廷芳就“现身说法”，从自己的经历讲起，介绍如何克服环境、文化等难题。

此外，她还在本地老师和援藏老师之间搭起桥梁。援藏老师在西藏有工资，派出单位还会给补贴，一些西藏本地老师心理不平衡。张廷芳开导道：“人家是援藏，可以不来，我们就是西藏人，必须在这工作。给多少补贴是人家单位的事儿，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比较。”她组织交流活动，做甜茶给大家，解开大家的心结，语文系的凝聚力增加了，教学效果也提升了。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西藏大学时称赞张廷芳是“援藏干部的‘永久牌”。

其实，校长夫人的身份曾让张廷芳很受委屈。比如学校第一座学生宿舍楼建成，按惯例是藏文系、语文系的学生依次搬进去，但次旺俊美有点为难：“语文系进了，别人会说因为你是校长老婆，不公正。”张廷芳同事甚至抱怨：“学生跟着你就是倒霉！”

有的年轻老师对张廷芳的严格管理有意见。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全国的师范学校定向招生，让毕业生到西藏从事教育工作，各地的许多年轻人来到西藏。一次，一个年轻小伙子指着张廷芳吼：“你不就是凭着是校长夫人才当上系主任吗？”他不赞成考勤，张廷芳给他做工作，却被骂了一顿。张廷芳没生气，只是说：“我现在47岁，我不会离开这里，短期内也死不了，你睁大眼睛看着，看我张廷芳是不是那样的人。”

还有年轻同事对张廷芳不满，在给这人的职称评审中，张廷芳却站出来表示同意。有人替张廷芳鸣不平，张廷芳反而安慰道：“他针对的是我个人。他工作做得好，符合条件，我就该推荐。”几十年下来，大家都知道她公事公办，那个曾当面骂她的小伙子调到其他省份后，给她写信：“张老师，我表示深深的歉意，以前很不懂事……”

想当面叫一声“张妈妈”

“美丽的校园洒满阳光，我们在这里放飞理想……”这是西藏大学校歌，作词人正是张廷芳。在她心里，这片蓝天白云下有着她与学生的美好回忆。

1987年，西藏发生反革命骚乱，担任系主任的张廷芳每天晚上都要到学生宿舍巡查，早上和学生一起出操。“那是特殊时期，我们要千方百计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張廷芳形容，那几年就像打仗，常有紧急情况，商量事情时甚至边跑边说。

“那段时期，维稳是第一位的，西藏的安全关系到全国，一定不能乱！”向记者回忆时，张廷芳的语气多了几分坚定。西藏大学80年代后期形成的工作制度和习惯，一直持续到90年代，稳住了“军心”。

后来，1992届的学生毕业时，系里办了茶话会，学生对张廷芳说：“以前在私下里叫了4年‘张妈妈，现在想当面这样叫您。”张廷芳很少哭，可当时没忍住，流下了眼泪。

1995年，张廷芳指挥语文系师生大合唱，获得西藏大学庆祝“七一”歌咏比赛一等奖。

20世纪末，次旺俊美已经卸任校长多年，张廷芳被任命为学校副校长，分管学校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处工作。“我希望藏大或者西藏的孩子都有很好的综合素质。如今，学的专业不一定能在工作上起作用，也要有沟通、应变的能力，而这可以通过参加活动来培养。”她要求各个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开展文化活动，于是文学院有了“五月鲜花文化节”，常办藏文书法比赛;工学院常和西藏工信部门办活动……学校的辩论赛、演讲比赛、锅庄舞比赛等如今仍是西藏大学最亮眼的风景。2008年，西藏大学参加迎奥运、树新风礼仪知识竞赛，打败了清华等高校，挺进决赛。当时学生抽到即兴小品题目“烤鸭店”。“西藏来的孩子哪知道烤鸭、全聚德？”刚退休的张廷芳接到求助电话，赶紧讲解。后来，学生自编自导的小品最终帮他们获得全国三等奖。

张廷芳的小孙子5岁了，采访中，他时不时跑过来抱住张廷芳。前几天他看《国家宝藏》，见张廷芳在节目里哭了，就搂住她的脖子、紧贴她的脸：“奶奶你别哭。”说着说着，小孙子也哭了。这个“小暖男”是在次旺俊美去世5个月后出生的，在张廷芳心中，孙子的降临给了她极大安慰，仿佛是老伴的化身。

张廷芳和次旺俊美的人生和西藏教育事业紧密联系着。去年，张廷芳想去上海看望70年代的援藏老师和曾经同甘共苦的同事们——这也是两人此前一起许下的心愿，结果碰上疫情，只能留在北京家中。张廷芳还有很多事要做，她说：“病毒千万别找上我，我一定要好好活着，把次旺的心愿都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