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毓瑄

【摘要】微信系统的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朋友圈、公众号、微信群等各场域均参与其中。三大场域分别有不同的舆情传播特征，同时多场域交互的微信舆情也存在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微信舆情的非线性传播、多层级分化、熟人化社交和私密性设置给舆情治理带来挑战。促进微信舆情的良好发展，社会治理部门需要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推进。关注舆情节点的各个部分，为舆情预警、舆情回应，舆情反馈等提供制度支撑。

【关键词】微信舆情;虛拟公共场域;舆情治理;朋友圈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24.092

微信作为一种现实社会的网络映射，连接起情感、关系和传播。微信舆情映射网络、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对于微信舆情的研究，政治学关注于政治安全研究微信舆情的秩序性。社会学针对微信舆情的传播模型与社会价值进行探讨。新闻学界则对微信舆情演化进行结构分析。但从微信舆情生态的整体性探讨，忽视了多场域交织的非典型生态。本文基于虚拟公共场域的空间割裂和信息互动，探究微信舆情生态的三大场域，试图为微信舆情分析注入新的内容。

1. 微信舆情的场域划分及其特征

主体、内容和环境三类子网共同形成网络舆情的超结构网络。微信中主体基于事件认知和情感感知在多元场域中完成舆情产生的同谋。公众号场域承载着舆情信息的首次传播功能。粉丝用户充当舆情信息的接受者和二次传播者，以转发至朋友圈场域或者微信群场域的形式完成信息的传递。被技术区隔划分的舆论场域强化舆情传播的交往边界。三大公共场域由此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生态格局。

1.1 内容共享的公众号场域

微信公众号场域作为舆情信息发布和集散的场所，其中的参与者包括个体或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主体。相对于一对一的私域传播，公众号场域整合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交流形态。

公众号依赖用户的阅读惯性和强制化推送发挥舆情传播效力。除了公众自主性信息选择外，公众号场域定时、高效的特点也抓住用户主体的信息依赖。以热点舆情或刺激话题吸引用户注目，完成舆情信息的二次扩散。公众号通常会选择将热点舆情与自身所在的垂直领域，定位于目标用户，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爆款文章产生后，公众号场域的创作者对该原生事件进行持续关注与延伸报道，推动次生舆情的产生。作为自媒体的公众号趋向选择性解读，以片面性事实认知引导读者的态度走向。主观性的态度缺乏新闻专业角度，造成舆情信息的娱乐性或商业性转向。

1.2 关系连接的朋友圈场域

微信朋友圈依靠熟人社交的功能建构，其关系自带的高信任度属性使得舆情信息快速扩散。同一社交圈层的用户信息具有共同性，可以相互印证实现舆情信息的交叉传播并形成共享舆情。

朋友圈是基于朋友间信任的转发和分享。进行舆情传播时，相对封闭的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信息隔阂。半封闭的内循环网通过朋友圈的隐性传播，达到信息扩散的目的。异质化的信息被排斥在圈层外，加剧强势观点的信息茧房和弱势意见的沉默螺旋产生。后真相时代，情绪和狂欢代替了朋友圈的舆情传播起因。通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将新闻事件的常态化报道转变为公共舆情。公民不断发声，在民间舆论场形成公众议程。事件的细节被众生宣扬所扭曲和被主流媒体所纠正，形成反转新闻。当整个事件的议程被建构成平衡的状态，后续舆情才能得到有效平息。

1.3 情感组织的微信群场域

随着交流互动和信息共享的频繁发生，微信群已经具备数据交流和舆情扩散的媒体属性。相比朋友圈，微信群的人员构成依靠群成员的内部邀请，具有半开放的性质，使舆情可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圈层间实现双向流动。

群主是微信群场域舆情演化的意见领袖，并以发布群公告等方式掌握着话语权。群主充当着舆情信息的把关人，控制着舆情信息的流向和流速。但群主的中心位置并不是绝对的，社会等级地位对线上话语权产生同级影响，社会地位高的人也可能赢得群成员的认同。多中心构成的分布式传播结构，增加舆情监管难度。微信群舆论的动态平衡靠群内意见领袖来调控。意见领袖的恶意放纵可能引发话语权滥用，滋生负面舆情，对社会稳定和网络舆情治理造成威胁。负面舆情可能通过截图、录屏等方式进行转发，形成网络舆情的热点发酵。

2. 微信舆情的场域互动及其风险

微信作为信息交流平台，主体间信息的交换是下意识行为。信息的流动没有被限制在场域的边界内，跨场域、跨平台的传播引发舆情扩散。微信舆情以场域互动路径完成信息的叠加扩散，也生成一系列舆情风险。微信舆情的非线性传播、多层级分化、熟人化社交和私密性设置给舆情治理带来挑战。

2.1 非线性传播不利于舆情追踪

非线性的传播模式导致无法跟踪节点的传播路径与范围，微信舆情的扩散变得很难控制。微信舆情的传播路径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单向性，其每个场域传播的影响范围和涉及主体均不同。场域又可以进行非线性的交叉传播。从个体场域接受信息的用户主体可能将舆情信息传播到其他私人化场域，且舆情扩散的快慢容易受场域特性和行动主体的主观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同时，传播路径复杂化使得信息传播的发起者难以追溯。信息的勾连使得微信舆情增大信息资源的规模。场域之间的信息交互在宏观层面造成大量舆情信息融入微信平台，加剧微信舆情的复杂程度。无法确定信息的发起者，也就无法对信息治理追踪。不定方向不定性质的跨场域活动增加了舆情演化的隐私性，对多个节点的管控使得舆情轨迹难以发掘。

2.2 多层级分化不易于舆情交互

微信空间多元的价值观念相互激荡，极易诱发态度和情绪的多重向度。朋友圈场域和微信群场域的“蜂巢化”结构使微信空间呈现明显的层级分化特性。在任务多样、分工细致和强调集体意志的社群互动之中，阶层间形成群体区隔。信息流动秩序可能针对同一舆情在不同层级出现不同的反应。精英群体在自己的舆情气候中热忱讨论，理性表达着对于舆情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中层阶级只关注于与自己利益关联性高的舆情。他们难以和底层群体形成价值形态共鸣。每个群体只关注与自身的群体利益和自己的价值观念相关的，难以形成不同层级间群体对于舆情的交流。不同层级间的信息交流阻塞不利于舆情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2.3 熟人化社交不利于舆情治理

微信建构的虚拟公共场域也包括熟人社交的线上迁移社。在传播公共舆情时，用户对于事实真相的判断由事实性真实向信任性真实转变。事实本身的可靠性没有经过查证，在熟人的信任加成下完成转变。信息交流只能在具有小圈子属性的用户间展开，无法扩展到其他异质属性的圈层内。同质化的认知极易引发并造成组织混乱和内部对立的集体行动。群体情绪裂变式传播，产生挤压公共空间的后果。个体听命于群体的意见感知，情绪系统的内在压力爆发出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放大器。情绪失控的风险融入微信舆情传播的运行过程中，观点极化在用户个体的信息交往中形成内循环。存在意识形态偏颇的舆论意见一经产生，便存在异化的风险。情绪指向的言论在微信空间的传播中达到了线上动员的效果，扭曲公共权益表达和协商民主建设，不利于网络安全和社会治理部门的有效建设。

2.4 私密性设置不利于舆情监管

微信场域互动的私密性设置增加了第三方机构获取舆情动态数据的困难性。微信舆情不同于微博的“广场式舆论”，习惯在暗流里进行窃窃私语式的表达。舆情危机从产生到发酵都以“后台运行”方式进行并潜隐扩散，使得微信舆情难以被监管，舆情演化机制研究的技术难度上升。朋友圈场域发布的舆情信息虽然具有半公开属性，但面向的公众个体是有限的。私密性和公共性结合的舆情传播状态无法确定信息的具体内容。监管人员难以进入行动个体私密性对话的朋友圈场域和微信群场域进行针对监控和舆论引导，无法从技术上对微信舆情的趋势和强度进行准确评估。

3. 微信舆情的风险治理及其路向

微信的场域互动存在舆情信息追踪难和监管难等潜在风险。虚拟空间的舆情治理应从制度、技术和理念三个层面入手，多主体共同参与构建微信舆情防范和治理体系。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技术思维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智能传播时代促进公共舆情生态良好发展的关键所在。

3.1 制度层面

制度矫正形成对微信舆情紊乱纠偏的高压态势。将微信舆情控制在政府能力可控的范围内，是微信舆情生态有序运行的保障。设置全方面的舆情监管体系，从舆情研判到舆情发酵再到舆情衍生各个环节，对舆情主体的传播行为进行监控。监管的同时要注意以强制性权力惩戒违法行为，明确政府选择符合制度的目标取向。动态监督微信主体，对违法者处以明确的惩罚。用法治约束公民个体的权利和义务，才能从源头上完善和落实对负面舆情的惩罚措施。

3.2 技术層面

技术扩张和延伸公共权力，为公共舆情的数字叙事注入新的路向。技术改进需要政府和平台建立合作机制。技术矫正的价值实现在技术平台的介入，通过共生、竞合等关系实现信息能量传递，维持舆情生态系统平衡。在技术治理的同时，兼顾政治对技术的刚性引导。推动政治价值融入技术矫正，以政治逻辑约束技术平台。政府要支持微信平台的技术改进工作。技术与政治相互融合的设置最大化地解放网络监控的经济成本，从而可能最大化创造出由此带来的各种价值。

3.3 理念层面

虚拟公共场域由无数个个体构成，个体的理念推动舆情治理。正确的理念培养，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社会治理部门需要主动承担培养公众媒介素养的任务。追求最大程度地调动各阶层积极性，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最大范围地展开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理性价值作为公共舆情传播的统一出口，有利于微信舆情的向善。社会治理部门在推进理念改进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将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有效整合，以价值性注入推进网络民主，才能提高舆情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以现实案例培养公民的批判性精神，学会独立思考，努力提升自己对虚拟世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的辨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