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氏工

小说《我叫更嘎》分别以更嘎、尼玛拉旦和仁钦三位个人视角，以自我描述和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因特殊原因从出生就生活在内地大城市的藏族孩子在八岁时回归高原，寻找自我，认同民族身份的故事。

小说以“我叫更嘎”为题，意图明显，这是一种强调，也是一种暗喻。名字是一种符号，它也是一种身份的标签。“我叫更嘎”，是一种对自我的强调和某种身份的认同，对于小主人公更嘎来说，“我叫更嘎”这是确定的，即使我一度不是“更嘎”，但是可以找回！

更嘎在成都和所有内地的孩子一样，身穿时装，操标准普通话，他的爸爸鬼鬼烧得一手好菜，还是个艺术家。在如此的环境下长大，这个只拥有一个藏族名字的藏族孩子，与我们身边的一众儿童没有区别，直到他真正开始融入高原，融入藏族村子，融入藏族男孩“更嘎”，他才是他。

当更嘎和尼玛拉旦站在镜子前，发现他们有相同的眼睛、鼻子、肤色和卷发，虽然不愿承认，但自己是尼玛拉旦的儿子这件事，是无需认证的事实，从这一刻起，更嘎踏上了与“更嘎”交融的路途，他回到了高原藏族生态移民村落，开始学习藏语，试图在高原干燥贫瘠的土地上寻找另一重自我，虽然很难，但也慢慢地开始正视、认同且不断回归自己的民族身份。

语言，可以迅速建立个人与民族的归属关系，尼玛拉旦决定让仁钦教更嘎藏语，搭起了本文中最为重要的一根线索，通过学习藏语，在村子里边逛边练习日常用语，使小更嘎对于高原产生了新的认识，他与阿爸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两人的互动也愈发多元，如此下來，亲情的维系与民族文化回归交织在一处。

这种身份的寻找和回归，对任何人都有重大意义。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否定自己找寻自己，张望秀便是这样的人，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自我的中和与圆融。他觉得自己不是“张望秀”，他不想做“张望秀”，他无数次尝试过改名，却因手续的繁琐和造成的不便而放弃，他无比沮丧。他最好的兄弟叫他“鬼子”，他的儿子管他叫“鬼鬼”，在他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无比善良、包容、脾气甚好的人，除了在提起他名字的时候，名字成为了他精神的定时炸弹，直到最后，他还是作为“张望秀”死去。

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在与自己的名字抗争，而是其他的事物，有的人无法对自己的外貌自信，他们一生都在追求主流审美；有的人无法对自己的内心坦白，他们永远在盲目自欺；有的人无法直面自己的角色分工，他们总在进行愚蠢的无谓挣扎。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拥抱自我，也许我们最终还是只能在幻想的虚无里自娱自乐，但尝试拥抱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张望秀是唐明笔下的一个人物，他甚至没有独白，他仅仅存在于更嘎和尼玛拉旦的回忆中，但他是我们，他是每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更嘎》并不是一篇简单的儿童小说，他是一篇可以给成人思考的小说。这也是唐明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评论家聂梦就曾说：“唐明的作品打破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的壁垒，是能够让阅读者去身份化的优秀作品。”

小说在更嘎得知鬼鬼死亡这个消息的巨大悲伤中结束。

这多少有点残酷，但够真实，也够诚恳。

这可以理解为是作者唐明在有意识地争取一些话语权，争取一些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关于某种话题尺度的权利和边界。

没有人愿意为孩童解释死亡。鬼鬼没有勇气让更嘎直面他的死亡，他选择让尼玛拉旦带走更嘎，他心里有多么不舍只有他自己知道；尼玛拉旦也不愿意给更嘎说鬼鬼的离去，最后还是让他人转述。对于孩子来说，死亡是一种伤害，讲出这个词，都是一种伤害。

这种伤害，到底要不要呈现给孩子？

唐明的小说，尤其是短篇，有个奇怪的现象，每个人都在谈故事的暖，但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忽略了她的冷。如果你读过唐明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散文，你会发现她的作品几乎都以冷色作底。《我叫更嘎》也是这样一个故事，它的起点便是悲伤的——更嘎的养父“鬼鬼”即将不久于人世，他被几近陌生的父亲尼玛拉旦接回高原生活，高原的恶劣气候、语言不通的尴尬和父子感情的生疏，这些都让更嘎窒息，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最爱的爸爸“鬼鬼”，已经去往了另一个世界。关于死亡、残缺、破败、阴影这类“不便直说给孩子听的话题”的思考，唐明是在一点点地试探性地表达，如果从她最初的作品看起，到现在，她的尺度似乎在一点点地变大。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我会在她“尺度将被一点点突破”的期待之中越陷越深，期待又抗拒，抗拒又期待。当然，这种冷色其实最终还是在传递一种东西，就是善良和爱，这才是永恒的主题，这才是人类向前的动力和勇气。张以枯先生把一个玉树的孤儿带回家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是善良和爱；张望秀一直独身养育更嘎，是善良和爱；更嘎被鬼鬼“抛弃”却依然说“长大了就回去，我找得到你！”是感恩，是善良，是爱。这份来自人性自觉的深厚情感，真切、坚实、连绵不断，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又像是生生世世的轮回。

《我叫更嘎》让我们看到，唐明在不断地思考和前进。她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次证明。

（作者系零零后，大学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