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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陕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2021-02-18王晓斌

文学天地 2021年11期

摘要:陕西文化蕴育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如开拓进取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精神、自尊自信精神等,共同构成了陕西历史发展的重要文脉。

关键词:陕西文化 基本精神 开拓进取 自尊自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灯塔。陕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重镇,5000年的陕西文化蕴育了丰富的文化精神,如开拓进取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精神、自尊自信精神等,是中华文化普遍性和独特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大省,陕西理应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涵养的基本精神,在民族文化与精神复兴的构建方面强化自己的原创意识和话语权。这既是建设西部文化强省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三秦儿女的时代课题。

(一)开拓进取精神

周人、秦人都是以蕞尔小邦,崛起于陕西关中西部,通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开拓进取,前者灭商建立了周朝,后者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周人、秦人的崛起过程,充分积累了一个落后地区如何奋发砥砺,通过不断学习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宝贵经验。所彰显的,正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实干精神。

汉唐时期是古代中国迈向世界的开拓时期。汉唐开拓了大面积的领土疆域,以坚实的脚步昂首向世界起航。西汉张骞受汉武帝重托两次出使西域“凿空”,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重万难,用脚步丈量着文化前行与思想交流的轨迹,打通了西汉和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欧亚大通道,开辟了西域各国友好往来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连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交融;同时也把陕西这片富饶的黄土地推向了世界,使之在人类文明交往的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周秦汉唐统治阶级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拓进取精神,决定了整个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积极向上、追求有为的氛围中,积极进取成为周秦汉唐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旋律。

出身于平民,担任秦朝地方小吏的刘邦,在咸阳看见秦始皇后,当场大发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他身份低微,但所强烈外露出来的积极进取精神,堪称汉代人的典范。武帝时主父偃宣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列传上·主父偃》)。《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是上益重爱之。”

从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到班固与窦宪的刻石燕然,再到伏波将军马援的南征,那些不惧艰险,立功异域的将军、外交家、探险家,正是在这种开拓进取精神支持下建立功勋的。

陕西城固人张骞身陷匈奴十余年,终于寻机逃出来,依然不忘身上的使命,一心想着西进;他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还有他的匈奴妻子三个人回来。

杜陵(今陕西西安)人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貴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

班超,扶风郡安陵县人(今陕西咸阳东北),少有大志,尝曰,大丈夫应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出使西域,以36人袭灭匈奴使团,最终迫使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后被封为定远侯,实现了当年投笔从戎、立功异域的理想。

(二)改革创新精神

周、秦、汉、唐建立后,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尤其是周代的礼仪文明,秦汉的政治、文化大一统,隋唐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架构、民族文化大变革、大创新的时期。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意是说: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但是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而是在适应天下大势的革新中发展。周部落正是在这种文化与体制的“维新”思想的引领下,才能够代商而立,并进一步带领华夏民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商朝时期,周作为一个“蕞尔小邦”,正是在周文王因势利导的积极变革下,以仁义道德为基础,凝聚了商朝各邦的精英,在短短几十年就开辟了一个新文明,进一步推翻残暴的商纣王,创立了周王朝,周朝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也都是在文化与体制不断“维新”之下得以发展的。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随后又引用《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以此说明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强调创新精神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

秦文化最核心的内涵同样在于其锐意革新、变法图强、创新进取的精神。秦人建国之后的发展中,不是固守传统的周文化,而是积极吸取东来的法家文化。秦孝公在位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实行废井田、开阡陌,扶持农桑,奖励军功,统一度量,推行县制等一整套变法图强的政策。秦国的变法不仅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对中华民族也影响深远。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势力的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以“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为由反对变法,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鞅的思想,对于中国历代的改革维新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秦自商鞅变法开始,就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始皇统一天下,仍旧任用李斯等法家人物及其思想治理国家,实行更符合时代需要的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建设秦直道等,从多方面全面实施政治创新。

汉朝建立后,“文化因周,制度袭秦”,儒法合流,从此确立了中国古代“儒表法里”、“外儒内法”的国家治理思想。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正确认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改革创新精神,无论从复兴中华文化树立民族自信、自强之心,还是从国家层面的文化的建设和体制的革新而言,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包容开放精神

以周秦汉唐为标志的中华灿烂文明之所以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与坐标,其实质是全方位的思想自由开放与兼容并蓄的结果。

周部落从兴起到建立王朝,文化上既保存了自己固有的独特的色彩,也接受了商文化、北方草原民族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形成了既兼容并蓄又创新发展的周文化。

汉唐时期,国家的强盛,也使得统治者和人民的心态更为开放,从而在文化上表现出兼容并蓄、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21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张骞从长安城出使中亚,开辟出举世闻名、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1300年前的盛唐长安,各国使臣、商队、学者纷至沓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百万人口和十多万常驻外国商人、留学生的国际化大都市。李白“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的诗句,仿佛让我们看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大唐西市万国商人云集的繁华景象。

汉唐文化的包容开放,还体现在统治者大度、宽容的胸怀,甚至允许外国(族) 人在朝廷为官。汉武帝托孤重臣中就有匈奴人金日磾。

唐太宗也公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突厥内乱,十余万人请求迁至黄河以南的胜州、夏州之间(今甘肃、宁夏一带),朝臣纷纷反对,认为夷狄不可靠,接纳他们会带来麻烦。太宗力排众议,对大家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这一席话,充分显现了唐太宗宽阔的心胸与包容的心态。太宗又对主掌“起居注”的褚遂良讲:“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事后果然不出所料,突厥首领主动降唐,还被授官右武卫将军。

唐代女性极为自由解放,导致最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当时还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准许外来宗教传播,文禁较少,以至诗人白居易写出了《长恨歌》一类直点皇帝的作品。凡此种种,足以显见那个时代的包容开放。

在国际交流上则因充满自信而视野广博、胸襟开阔,既大胆开放、积极输出,又勇于引进、广泛吸纳。中外的使节,商队,传教的僧侣,往来于海陆交通线上,络绎不绝。汉武帝时开辟丝绸之路,丝织品及铜镜、玉器等手工业品的西输,西域乐舞以及苜蓿、葡萄、乌孙天马、大宛汗血马等动植物的东传,以及唐代国际化程度之高,因各种目的来唐并长期居住的异族异国人数量之多,都处处着显示汉唐帝国的开放与包容。

唐朝与朝鲜、日本以及和东南亚、南亚各国都有深广的经济文化交流,如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文化受到唐朝文化的巨大影响,其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生活习俗(衣服、茶道)、钱币铸造、文字都和唐朝接近。唐王朝和中亚诸国的友好往来以及对西亚、北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唐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历史贡献。

(四)自尊自信精神

自尊自信是周秦汉唐时代精神的又一特色。

秦汉时人讲气节,重自尊,轻生死,将维护自尊看作比维护自己珍贵的生命更重要,这种强烈的自尊意識在普通老百姓中都普遍存在,正如司马迁所说:“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在官僚贵族中尤为盛行。

秦朝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被逮下狱,二人不愿受辱,自杀而亡。

河东太守胜屠公与周阳由争权,“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汉书·酷吏传》)。

盖宽饶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宽饶一听,拔出佩刀,在北阙之下,自刭而死,一时震动朝野。(“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汉书“盖宽饶传》)。

《汉书·张陈王周传》载,景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但在食案上却“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周亚夫认为受到了侮辱,“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景帝挪榆取笑说:“此非不足君所乎?”周亚夫愈发恼怒,竟不顾君臣礼节,掉臂拂袖而去(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汉元帝时的著名经学家、元帝的师傅萧望之想打击外戚势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了,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说,“于是望之仰天叹日:`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于是饮鸩自杀(《汉书·萧望之传》)。

张骞孙子、名臣张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在车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后的体面。

李广出征匈奴失道无功,自刭前对麾下将士沉痛地说:“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剖析不愿受辱而自杀之人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出,他们并非不恐惧死亡,并非不贪恋人生,而是强烈认为两相比较,宁死不辱。

司马迁对自己受刑后苟活一直痛心疾首。他不惜笔墨,细细罗列自己忍辱之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然而,尽管司马迁以“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之类的话减轻内心的重压,在当时弥漫着浓郁自尊的社会氛围中,他的内心依然是极为苦楚的,自伤自悼自卑自鄙的阴霾并未抹去。他既恐惧于“重为天下观笑”,为他人所轻蔑,更恐惧于自己精神上的沉重创伤。他写下了一段倾诉自己内心深处这种痛苦的肺腑之言:“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  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这段文字,可以被理解为秦汉时代人们对于自尊的认识和详细表述。它清楚地展示出,自尊在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陕西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既是陕西人也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我们应不断地去芜存菁、传承创新,用当代中国人的心胸、智慧、胆识不断激活这些精神,树立和强化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形成认同中国文化的时代意识和振兴中华文明的使命意识,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持。

作者简介:王晓斌(1975—),男,硕士研究生,工作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文化科技教研部。研究方向: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