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携带着历史传统与革命记忆的《突破乌江》（李昂，1961）、《蔓萝花》（范莱、赵焕章，1961）和《山寨火种》（刘忠明，1978），到21世纪《青红》（王小帅，2005）、《寻枪》（陆川，2002）和《人山人海》（蔡尚君，2011），贵州始终因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位置与民族文化特性成为中国民族电影创作的“重镇”。2018年，曾凭借《路边野餐》（毕赣，2016）惊艳影坛的贵州导演毕赣再次以《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2018）入围了当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而另一位贵州导演饶晓志以小成本喜剧片《无名之辈》（饶晓志，2018）在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大奖，贵州籍演员章宇、曾美慧孜等也纷纷在华语电影最具权威性的殿堂上开始集体亮相，很多媒体都将2018年称为国产电影的“贵州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后，贵州电影与贵州文化在中国电影重新出发之际一再惊艳影坛的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因素、发生了何种变化？华语电影中贵州电影如何凸显贵州地域空间与文化特色？这些问题无不在提醒着我们去探讨这一现象发生的内在路径与带给中国电影的实际经验的必要性。

一、新时代贵州电影类型与地方特色

在林林总总的华语电影中，与中国主流社会景观相比而言，贵州电影或电影贵州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独特性。无论是《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中亚热带气候带来的暖湿而浓绿的乡野，还是《无名之辈》、《四个春天》（陆庆屹，2019）中有别于北方或东南地区泼辣直爽而亲切自然的小城市生活方式，贵州都作为交织着少数民族与异域风情的西南边地带给华语电影一片文化多样性的差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