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淳 凯文•唐纳利

1948年7月8日，电影《万家灯火》于沪光影院试映，放映结束后，昆仑公司招待影剧文化新闻界人士，征求对该片的意见，到场郑振铎、杜守素、田汉、曹禺等数十人，一致推该片为本年国产片最成功之作。同月21日，《大公报》（上海版）于“戏剧与电影周刊”版面刊登《万家灯火》座谈会的相关内容。会上，该片“亲切”“自然”“很有人情味”的艺术风格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可[1]，并被评价道“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文艺巨作”。[2]随后，电影界给出了更中肯详实的评语，在1948年10月2日的香港版《大公报》中，作者香儿发表题为《评〈万家灯火〉——再做一次探讨》之文，认为“编导好比经过几次三番的肉搏，终究狠命的一记击中了现实生活的要害”。[3]同版一则影评再次提出，“万家灯火底出现，是年轻中国电影艺术的一大胜利，也是剧情、诚恳底工作态度的胜利”。[4]

可以看出，影片《万家灯火》是围绕着战后深刻的阶级斗争与黑暗的社会背景，试图通过市民阶层的痛苦与挣扎，建立一种以小见大式的社会透视，达到延续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现实主义手法后的“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及审美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春蚕》《狂流》《女性的呐喊》等为代表的一批左翼电影，通过历史美学结构使影像显得真实，将直白的社会批判、民族电影的权威性与强烈的革命性诉求深入到电影制作中，无不体现着中国早期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十年抗战后的民生寂寥与亟待重建的新中国，一种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同样将镜头对准小人物、小角色，并且在故事情节的矛盾中突出不同阶层的生活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