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东·杜浙泉

1960年秋，我考入济南铁道学院附属中专部（两年后改为济南铁路机械学校）。当时每人每月仅供4斤白面，更多的是粗粮窝头、地瓜和地瓜干以及一些植物的蔓和叶。学校食堂将地瓜干和干的蔓、叶磨碎过箩，掺点玉米面或高粱面弄成稠糊，置于有几何形状模子的长方形大笼屉里蒸熟，一锅蒸五屉，美其名曰“五笼方糕”。早饭则常是两碗稀得能当镜子的地瓜面粥，虽不充饥却也肚鼓，以致课间大家争相如厕。

定量配给的粮食不够吃，一些饥肠辘辘的高年级学生便逃票从济南坐火车南行70公里去大汶口（闻名世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在地）集市买胡萝卜。那里虽比本地便宜，但若算上单程1.2元的火车票就不划算了。通过关系和求情，他们同意带上我，在一个星期日的清晨，从学校步行15里到了位于城西边的火车站。我们从车站旁门溜进车站，上车前被告知要分散开、别扎堆。那趟车是逢站必停的慢车，开后约半小时即开始查票。我瞅准时机，趁列车长查看靠窗旅客的车票而弯腰弓背之际，提心吊胆地从他身后那狭窄的空间，蹑手蹑脚侧身而过，便从由待查的“危险地段”进入已查过的“安全区域”。

我在集市买了10斤胡萝卜，每斤0.16元，还花1.8元买了两斤萝卜干，便随大家一起赶回车站。由于不了解哪趟车在这个小地儿停站，只好尽早不尽晚，赶上哪趟坐哪趟。大家在站台候到傍黑，才得以登乘。因为仍是分散行动，我所在车厢仅有4个伙伴。因为不能闯检票口，我们下了车不知该朝车头方向还是车尾方向走，徘徊片刻，大家一合计便往车尾方向奔去。

我们瞎转了约摸三四十分钟，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刚好碰见个铁路职工，便向他打听从哪里能出车站，那人很热心地说：“跟我走吧。”1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处有数级台阶的房门前，只见墙上挂着个圆球形红色灯罩，暗淡光线映着大约是“铁路公安派出所货场执勤点”字样的牌子。大家正在迟疑，只听他说：“就这，请吧！”已无退路，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进屋。当班的“大檐帽”盘问之后，便往学校打电话，拨拉了一大圈儿，无奈已是晚间10点多，并无人接听。于是把我们几个十六七岁的穷学生训斥一顿后，撂下半句狠话：“事没完！”然后打开就近一扇小门的锁头，予以放行。

大约凌晨1点，我们终于钻进破损的铁蒺藜围网，叫开了宿舍屋门。随后，度日如年般的忐忑不安开始了，可一连好几天，老师并未找来，又熬过了半个多月，也平安无事，大家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事实表明，那2.4元省的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