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栋

1964年，我的岳母孙惠兰一家人从青海西宁回到阔别多年的西安青年路13号院老宅子定居。岳母孙惠兰不但办事认真、为人谦和、乐意助人，还能做一手家常的好饭菜。

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东北沈阳上大学，每年的寒暑假结束返校时，岳母总是要给我炒几十斤炒面，还要在厨房里揉面、擀芝麻、做芝麻烧饼，我的弟弟妹妹们帮着拉风箱，岳母则在炭火铁鏊锅上烙30多个芝麻烧饼。烙好后的芝麻烧饼和炒好的炒面放凉后，再分别装袋让我带回沈阳，最后还要给我30斤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她总担心我上学时吃不饱。她经常说：“沈阳那边粗粮多，带上些咱西安的烧饼和炒面，饿了还能补充一下。你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论粗粮细粮都要吃饱些。”我回到学校后，所带的炒面和芝麻烧饼让班里的男、女同学你挖一缸子，他（她）挖一缸子，你拿一个烧饼，他（她）拿一个烧饼，不到一周时间就全给吃完了。大家都说好吃得很，并问这些东西都是谁做的，我说：岳母大人。同学们都说：“你太有福气了!”

记得那时候，各地的生活供应标准和定量并不统一（但大学生的粮食定量全国统一，男生33斤，女生30斤）。咱西安的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是27.5斤，其中：细粮占70%，粗粮30%。而沈阳市的粗粮是每人每月70%，细粮是30%，和西安正好相反。沈阳市的菜油每人每月是3两，西安是每人每月4两油。所以，当时的沈阳人把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叫“陈三两”。听说那3两油是有来历的：当时的国务院和周总理考虑到当时的辽宁省是重工业城市，产业工人集中，大企业集中，故想提高辽宁居民的粮食、菜油标准以及粗细粮的搭配比例，还包括增加猪肉供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