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茜君，魏博阳，周游*，吴熙

(1.广西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2.贵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0 引言

2019年5月9日始，中共中央国务院、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与《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标志着国家关于统一规划体系与统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1]。国土空间规划将管辖范围重新定义至全域空间，就是将城镇空间与乡村空间提升至统一高度。同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也表明，需不断协调推进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状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城镇空间是国土空间上重要的发展支柱，乡村空间则是国土空间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规划需要考虑其内容对城乡不同空间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即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建立在城乡区域协调和谐发展基础之上[2]。如何实现城乡全域全要素自由流动与管理覆盖，成为国土空间规划新时期背景下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3]。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城与乡在不同的阶段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特征，两者差异化的发展模式也使得城乡整体产生不同的协调状态。本文旨在建立一套城乡协调度评价体系，讨论在不同发展水平下城乡发展的时空演变，对城乡关系的动态过程进行特征总结，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提供城乡协调方面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1 城乡协调度模型建立基础

1.1 城乡协调度基本理论

在对城市与乡村两大发展系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确立“系统”这一概念的确切范围及含义，即一个系统是由两个及以上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1968年，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总结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方法和应用：指出对任何系统的发展研究，都不能孤立彼此各要素间的行为动态，解释其内部之间作用所形成的结构与功能，才能对系统的本质属性有根本认识，使系统最优化[4]。因此，对城乡发展协调关系的研究，需要将城乡作为统一整体，研究系统间的发展水平、发展特点等。

协调指的是，各层次、各子系统间的参数协调、结构与功能的整合、物质在系统间稳定流动[5]。而城乡协调就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根据城乡之间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流量和速率，可以评判城乡之间的联系程度紧密与否[6]。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的联系关系一旦出现问题，资源要素无法在两者之间完成自由互通，就会导致两方最终无法获取相对等价的资源条件，城乡协调关系逐步失衡。

本次研究引入定量的协调度指标，试图解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城乡发展是否达到良好稳定状态，即城乡两大系统及其系统内部之间是否达到协调状态。这种稳定状态，并不一定来自于协调度公式分值的高低，而需要评判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城乡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否能够达到协调促进的状态，其最终目的是能够使得整个系统得到不断的优化，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协调关系才能定义成为城乡协调发展概念上的良好状态。

但整体区域的协调发展是动态性、空间性的，其内部的各个子系统在不同的时期内都会演化出不同的复杂状态，对于这样复杂的运动形态，需要建立完善的多指标体系，才能说明整体系统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况，并建立城乡协调度模型，对广西整体的区域城乡发展模式作出概括与说明，描述不同的城乡系统状态，为今后广西城乡协调转型作出类型参考与政策建议。

1.2 城乡协调度单元划分

城乡协调发展对于不同的空间等级单元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及意义[7]。现阶段国内研究学者关于城乡协调度研究的空间尺度大多以“省/市”级别为基础，且大多围绕于城乡空间关系、城乡经济发展等两系统间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新时期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已将“五级三类”的各个层级作出了新的规定,如图1所示。在《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对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及空间协调发展，明确省级单位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将“省-市-县”三级模式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模式[8]，以此对地方的管理建设产生更直接作用。由此，县级单位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行政区域的地位再次明确[9]，更是成为了直接反映城乡互动情况的基础单元，因而以县级为尺度建立城乡协调评价指标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区域城乡协调的具体程度。

图1 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体系Fig.1 Five levels and three types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1.3 城乡协调度的评价标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库兹涅茨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随着区域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城乡差距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曲线最终呈倒“U”型[10]。同样，中国在城镇化的变化过程中也会逐步扩大城乡收入间的差距，随即带来城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当城市自身发展水平较高，不断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导致农村空心化问题逐步加深，最终导致区域城乡失衡[11]。而一旦经济增长到达某一峰值，又会出现城市反哺农村，乡村发展获得一定增速等过程。一个地区的整体实力发展，影响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协调平衡。可以说，城镇化程度是影响城乡协调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一个城镇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代表其城乡协调关系处于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的稳定状态。

已有研究表明，关于城乡协调度的评价标准主要来源于数值分析与地理空间分布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①城乡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计算[12]。通过数字加权计算出城乡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区间，进行紧密程度的划分。②城乡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计算[13]。由各类不同的发展系统构成全域的城乡综合水平评价体系，成为反映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统计量。③城乡发展水平的比值计算[14]。通过城市地区发展位序与农业地区发展位序之比来判断城乡两系统之间的发展差距。④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通过Arcgis等相关软件对Moran’sI指数进行地区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总结空间分布规律。上述方法能在一定程度地反映城乡系统间的发展差异，但城乡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两者达到紧密联系、共同进步：当城市与农村均处于低水平发展时期，从数值计算上来看，也能达到某种“低水平协调”状态，这种状态下，城乡两系统均无法得到良好发展，这对整个区域系统也并无促进作用。

图2 城乡协调度坐标体系模型Fig.2 Coordinate system model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因此，本文基于城乡协调度的相关研究提出城乡协调度直角坐标系模型,城乡协调度坐标体系模型如图2所示，图2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乡村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城乡系统用统一的坐标系进行表述，通过“二维”划分方式将不同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其划分结果见表1。

A类：城低乡低——低水平拮抗型。这一地区的城市与乡村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由于远离中心城市或人口迁移等原因，这一部分的乡村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或空心化等情况。在这一地区中，城市与乡村都存在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不断迁移同时减少了城市与乡村的常住人口，也不断降低该地区的产业密集度。这一地区的城乡差距相比于其他类型较小，但城乡整体发展潜力较差，存在着明显的衰退迹象。这一部分地区城镇发展无法带动乡村进步，乡村自身也无法提供城镇所需的劳动力与产业潜力，是一种低水平拮抗状态。

B类：城低乡高——乡村发展主导型。这一地区主要特征为农业型生产为主导产业构成的城乡发展格局。这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较为发达，受到良好的种植环境等情况，该地区常住人口与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城市地区近郊乡镇吸引远距离乡村人口进行停驻，为城市提供相应的农业生产、服务业等支持。但这一地区乡村农业生产比重较高，城镇化率较低，城镇发展潜力较为不足，乡村发展水平在相同等级下高于城市发展水平。

C类：城高乡高——高水平协调型。这一地区的城镇经济与乡村生产都较为发达，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较多，来自乡村的劳动人口普遍采取就地职住方式。城镇化率的提升同时也带动了乡村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城镇周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一地区的城市与乡村发展相互促进，显现出高水平协调发展状态。

D类：城高乡低——城市发展主导型。这一地区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乡村发展水平较低。由于不断增长的城镇化率，乡村产业与人口不断被城市吸引，大量周边乡村劳动力前往城市工作、生活，致使乡村资源逐步流向城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矛盾突出，出现“乡村弱、城镇挤”的发展不均衡现象。

表1 城乡协调发展类型划分Tab.1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ype division

可以看出，当城乡发展水平点位落于坐标的系之中，可以精确地划分出城乡协调的不同类型，且只有在城市发展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程度均较高，即点位最终落于C区域时，才可认为该地区达到了真正意义上高水平发展的城乡协调状态。

受限于地区自身的发展资源条件与发展机遇，城乡协调发展类型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除C类城高乡高的高水平协调型地区可认为达到真正的城乡协调状态外，其他类型地区须突破自身所禁锢的城乡二元结构等相关局限，才可逐步过渡至城乡同步高质量协调发展状态。根据城乡协调度直角坐标系模型，提出四类城乡协调类型的内部演化模式如图3所示，可为地区发展进化路径提供一定参考。

(a) A类：低水平拮抗型

(b) B类：乡村发展主导型

(c) C类：高水平协调型

(d) D类：城市发展主导型

2 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2018年，广西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2%。这是广西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意味着社会发展面临窗口期，矛盾和机遇往往同时涌现。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同期的广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1.72%，这部分差异主要来自于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实现市民化：一方面受限于城镇落户的诸多要求与制约，就地市民化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农村发展，部分农业户籍人口显然更愿意保留农民身份。广西经济发展水平占全国较低，无大量可承接转移人口的产业载体，面临着城市建设增长缓慢、后劲不足的问题。

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对城乡协调程度进行判断？这是目前国土空间规划评估工作亟需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广西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的试点地区，建立一个城乡协调度评价体系，可以对广西的城乡整体发展情况进行梳理以及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后续工作提供一定帮助。

3 城乡协调度的评价体系构建

3.1 城乡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协调发展过程涵盖较为广泛的内容，难以确定其重点要素。但在当今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下，城乡发展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本次研究在构建城乡协调性指标体系时，将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理念与评价指标相结合，构建出新的城乡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城乡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3.2 数据来源与权重确定

本次数据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年鉴(2019)》及广西地区各市县统计年鉴。由于评价体系中的相关指标数量较多，因此采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① 确定Pij取值：

(1)

式中，Pij=i/j(第i个评价因子/第j个指标因子);σ=某一项需要研究的评价指标；n=县的数量。

② 确定第j个指标的熵值：

(2)

式中，ej=第j个指标的熵值(0≤ej≤1)。

③ 确定第j个指标的权重：

(3)

④ 确定城市发展水平UD与乡村发展水平RD：

(4)

(5)

式中，Ui=第i项城市发展水平指标的标准值，Ri=第i项乡村发展水平指标的标准值，Wi=对应的指标权重。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协调发展分析

4.1 城乡发展水平及空间特征

根据城乡各自的发展现状及条件分析，绘制2019年广西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图，并将城市子系统与乡村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由低至高划分为不同的5个等级。2019年广西地区城乡发展水平等级见表3。不论是城市发展还是乡村发展，发展水平一般地区的数量所占比例最大。

表3 2019年广西地区城乡发展水平等级Tab.3 Urban-r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9

2019年广西各县城市发展水平如图4所示，由图4可以看出：广西各地区属城市发展较强地区主要集中在南宁市及其周边地区，且在南宁以东的来宾、贵港、钦州、北海等地区呈现城市发展水平较强地区连片发展的倾向，并在玉林以东也有发展较强地区汇集；贵港东侧与玉林西侧的交接地区则出现一定程度的发展水平断层情况，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相较弱势，而广西的城市发展水平弱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

2019年广西各县乡村发展水平如图5所示，由图5可以看出：广西的乡村发展水平也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主要特征，其中，乡村发展最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玉林地区及其周边，并向梧州、贺州、北海方向等广西东部边界地区都有一定延展；而乡村发展较弱地区主要集中在广西西部，且沿越南边界的西南地区相较西北地区乡村发展水平更弱。

图4 2019年广西各县城市发展水平Fig.4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9

图5 2019年广西各县乡村发展水平Fig.5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9

通过广西城乡发展水平的空间分析可以发现，广西的城乡发展优势总体向东发展，这种趋势与广东高水平地区吸引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受益于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不断推动了广西南部的北部湾地区发展，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也为地区发展作出了强大贡献。而广西西北侧方向集聚生态敏感性地区，具有天然的发展劣势，越南接壤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导致人口稀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空间有限。此类自然环境条件差、乡土文化聚落集聚地区，城市经济辐射难以到达，需要更进一步关注发展。

4.2 城乡关联的动态特征

城乡关联的紧密程度是判断城乡发展是否协调的基本前提，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对城乡关联程度进行计算[15]，公式如下：

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城乡关联程度并不相同，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广西不同地区皮尔逊相关系数如图6所示。以南宁、钦州等城市为代表，其城乡相关系数到达负值，这意味着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反而导致了农村发展水平不断下降，产生互斥影响的结果。而其他城市的计算结果表现城乡关联并不显著，需要进一步加强。总体而言，广西大多数城市的系数结果为P<0.05，城乡相关性不强。且广西全域的城乡相关性，总体趋势也并不显著。城乡联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力求打破城乡二元壁垒。

图6 2019年广西不同地区皮尔逊相关系数Fig.6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Guangxi in 2019

4.3 城乡协调发展的动态关系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呈极弱相关。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部分地区的乡村逐渐衰落，城乡开始出现不协调现象。基于以上城乡协调分类方法，为进一步验证广西城乡发展关系，通过软件Origin2018代入具体数值，为广西的城乡协调度建立坐标系模型,得到广西城乡协调度水平分布如图7所示，再利用软件ArcGIS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得到广西城乡协调发展类型空间分布如图8所示。

研究表明，广西各地区的城乡协调类型主要为城低乡高的乡村发展主导型及城低乡低的低水平拮抗型两种(表 4)。广西全域地区总体表现发展水平较低，城高乡高的高水平协调型仅南宁及其周边地区与北部湾地区有一定的聚集发展态势，其他的高水平协调地区则仅零星分布在距离较远的中心城市地区周边且辐射力有限。除此之外，广西大多数地区城乡发展呈负相关关系，地区发展会随周边地区发展上升导致下降。

图7 2019年广西城乡协调度水平分布Fig.7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e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9

图8 2019年广西城乡协调发展类型空间分布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ypes of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9

表4 2019年广西城乡协调度水平类型占比Tab.4 Proportion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types in Guangxi in 2019

为进一步对广西城乡发展进行动态分析，根据现有研究数据，绘制2019年广西城乡协调度拟合曲线趋势图如图9所示，总体呈现倒“U”型。由图9可以看出，在广西发展初期，城乡主要存在正相关关系，城乡相互促进，不断发展。但随着广西发展到达临界，城乡关系开始出现负相关关系，城乡协调度逐步下降，到达整体拟合曲线倒“U”型的右侧。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市与乡村出现较差的协调状态，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互斥影响。

图9 2019年广西城乡协调度拟合曲线趋势图Fig.9 Proportion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types in Guangxi in 2019

目前，广西城乡发展协调度总体处于拟合曲线倒“U”型的左侧，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仍对乡村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在这个阶段，最大限度地鼓励城镇地区提高城镇化率，可以有效地减轻农村地区经济衰退的问题。考虑到城乡发展协调类型的转变，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重视容易出现的城乡资源转移不平衡问题，不可以牺牲乡村的生态、耕地资源为代价，应不断调整乡村振兴战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使城乡得到同步均衡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对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是一项的重要统筹工作，而传统评价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模型主要采用的是指标评估法，对城乡协调度仅有分值高低的判断，难以全面地观察区域中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发展状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

本次研究将以往城乡协调度评价研究中的数值比较区分方法，转化为城乡协调发展坐标系“二维”的评价方式，建立了城乡协调度坐标系模型，描述城乡协调发展的四种不同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的形成原理作出一定推演，优化了传统的城乡协调度评价模型，通过该方法可以判断城乡两者在同一维度下是否达到真正稳定、持续、共同繁荣的协调发展状态[16]。

通过对城乡协调度的指标评价体系提出新的划分框架、构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并对其提出划分类型与依据的实践，可以了解到：城市与乡村联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性，这种动态关系对今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有着一定的支撑作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乡村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城乡协调发展是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分类型、分阶段的发展的。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施中，什么时候需要统筹城乡发展，什么时候倾斜乡村，这是未来规划体系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