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兵

[摘 要]列宁指出，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但在方法论层面尚无对这一具体完成过程的清晰阐述和讨论。《导言》首先通过批判历史法学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对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的错误理解，揭示出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通过对理论与现实关系之内在矛盾的辩证理解，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的实践主体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对《导言》从方法论视角的重新研究，不仅是深入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去探寻和领会其思想发展和理论推进的具体运思逻辑，更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领航理论对于理论的前提自觉和方法论的自我意识的指向。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理论与现实;主体向度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6-0026-08

一、引言

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探索历程的一篇重要文献。这篇《导言》与另一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一同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1]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是如何具体完成列宁所指认的这一思想转变的？也即：在《导言》这一文本中，其问题意识、运思方式，以及思想背景是以怎样的方式推动马克思实现这样的“转变”，进而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

在这篇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中，从方法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对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作出了细致的分梳，这种分梳一方面是立足于德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展开的，可分为：外部的，即德国与其他西欧已经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作为彼岸——“莱茵河彼岸”的已经发生了革命的法国的比较;内部的，即德国内部的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现状，以及这种落后的发展现状中蕴含着的深刻矛盾，即对现状中问题的否定所得到的“进步”仍是其他先发国家所正在“否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批判德国当时理论场域中存在的理论展开的，可分为：守旧的，即以历史法学派为理论代表的维持现状的理论;应有-现有逻辑的，即以理论政治派为代表的以“普遍式”的应有对治德国的现有;还有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即以实践政治派为代表的对前述两者的双重否定。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分梳中，马克思为我们勾勒出了基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这一基础视角下的复杂结构。正是在对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深刻矛盾的揭示中，作为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矛盾及其辩证统一的真正基石——作為主体向度的——无产阶级，得以逻辑的凸显出来。青年马克思以理论内在于现实这一起点，对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结构加以廓清，通过批判历史法学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错误或片面理解，凸显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矛盾与张力，在层层递进的逻辑分析中，富有说服力地提出无产阶级在实现人的解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在主体向度上的辩证统一基础——作为头脑的哲学与作为心脏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性。

我们尝试对这一文本的方法论意义作进一步的阐发，希望通过这一理论工作形成这样一种工作模式：第一，尝试通过梳理马克思不同思想时期的重要思想文献的方法论，阐发和体认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走向深化的思想发力点——即问题意识，以及在此发力点上使思想得以深化并具体展开的运思结构。从而区别于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作为一种同质性文本不加区分的适用，或相反的，仅将其“人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作为思想资源使用而忽视“老年马克思”的理论，又或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理论作为思想资源而简单地指认马克思早期思想为“不成熟”的思想倾向。这些逻辑倾向共同缺少的是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之间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引起、激发其思想不断深入，甚或转向的方法论意义。这会使得理论研究易于走向对某一既有理论的简单接受或简单拒斥，从而错失基于历史的维度去把握思想创造得以发生和展开的方法论的领会。第二，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被提出以来，我们看到在这一概括之下的各种理论以流行甚或时兴于“嫁接”“交叉”的方法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之时，一个问题就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要面对的，即，我们要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学科专业训练，而不是为各种其他学科所“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才是能与其他理论进行对话的开放性地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其他学科训练后用来分析的理论“质料”，无论是“分析哲学”的训练，还是“精神分析”的训练，抑或是“现象学”的训练。而担负着学科专业训练的理论任务的，其核心无疑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阐发、把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不断深化的方法论之维。第三，也唯有在方法论意义上去阐发、把握和体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深化，才能够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资源和智识支撑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工作过程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运思逻辑的展开，从而对当下的具体问题有话可说，且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领航。

二、以方法论视角阐发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基本原则

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思想文本时，努力把握马克思思想探索历程中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对起到推动这种转变发生的方法论基础的理解和阐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在这一学术领域中，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的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焦点。这项工作不仅直接关涉到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及其边界，同时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思想前提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跃迁，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旨趣和理论精神的基本前提。

在西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一些观点中，有将马克思割裂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做法，其余诸家也有诸如断裂说、退化说，以及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思路与当代西方新近哲学思潮结合后形成的诸种理论学说。作为理论参考材料，这些思潮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但是，当我们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的准确把握，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的阐发和当代理解为目标，那么，这种对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的关注和研究，就绝不能是以某种西方新近哲学思潮来“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嫁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以“断裂”或“转向”的说辞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思想割裂成相互独立的几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同样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从马克思著作的第一卷到第五十卷不加区分地脱离具体语境和文本的思想背景而简单地剪裁和随意使用。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文本向我们提示的具体的问题意识、运思的具体语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思维方式转变和理论层次跃迁的梳理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后现代诸家利用文本与作者之间的间隙质疑甚至拒斥文本中作者这一维度的存在，以此消解文本中思想的确定性之维，在这一逻辑下，现今西方的一些学者在借用、挪用甚至误用马克思思想的情况并非罕有，这需要中国的学者通过对此类借用、挪用甚至误用而制造出的文本加以批判性解读，进而将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旨趣、思维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丰富内涵贯彻到通过批判性解读而得以展开的学术对话之中，辨析、拒斥和瓦解在观念场域中存在的诸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漫画式理解。在“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中“回到马克思”，在“回到马克思”中“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叶秀山先生在《中西智慧的贯通》一书中对“前人”的思想与我们对待前人思想的态度所作的一番论述特别适合作为我们对待前人思想的方法论态度：“然而，‘后现代’派诸公会说，不但‘文物’已无‘发言权’，就连白纸黑字的‘文献’也已无发言权，因为它们的‘作者’‘已死’。不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寸心’已‘死’，则‘评判权’总归在‘后人’，在‘他人’。不过我们普通的经验却告诉我们，‘我们’（后人、他人）还是在‘听’‘文献’和‘文物’的‘话’，不能置它们的‘倾诉’于不顾，就像我们不能置交谈对方的‘话’于不顾一样。我们可以反驳它、批评它、评论它，但我们先得要‘倾听’它。那种不顾‘对方’所说，而妄加评论的态度，则为‘武断’、‘独断’和‘粗野’，我们不能因我们的祖先不再会‘申辩’，就欺侮它。我们要‘倾听’它们的话，然后才有‘自己’的‘话’，‘我们’的‘话’尽管不同于古人，或与古人完全相反，却仍是正常之交谈和辩论、批判，而不是僭妄。”[2]

因此，立足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作的具体文本中的问题意识、“回到马克思”运思的具体语境和思想背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在该文本中实现思维方式之跃迁的发力点，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的历程，体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待世界、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在思维方式层面的探索历程，这应该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

三、《导言》对理论与现实关系中蕴含矛盾的揭示

在写作《导言》前后，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等人那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思想进路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理论层面上看，这种分歧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有所体现，“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定在是使得它失掉自己的性质而成为物质的东西的一个元素”[3]37;50。更为重要的是，《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遇到了让他困惑的“物质问题”。这直接与作为青年马克思主要思想背景的黑格尔法哲学形成了矛盾，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在《导言》中贯彻的问题意识——理论化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最初经验来源。

具体来说，这一问题意识的经验源头是：黑格尔法哲学构建起来的庞大而精致的观念体系，并没有在德国的社会现实中得到兑现。在观念体系中能够限制和规范市民社会的更高阶的理性国家，并没有出现。在有关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现实状况是，以自利为特点的市民社会各阶层，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构造起以国家形态运行的法律。也就是说国家法律，并不是黑格尔法哲学观念大厦所指认的通过理性生成并对市民社会进行约束的理想状态，而是以市民社会自利为现实状况的通过各自利益之间的博弈生成的现实状态。也就是说，是市民社会生国家，而不是國家生市民社会。不是理性国家去约束和规范自利的市民社会，而是自利的市民社会在利益的博弈和自利的盲目中构造起一个并非理论中指认的那种理性国家。[3]240-290在《导言》中，马克思对这一矛盾状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系统的阐发。对《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对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中所蕴含着的矛盾之深刻性和复杂性的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以对德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与当时观念场域中存在的德国理论之间的矛盾张力的具体结构为入口，通过分析德国现实状况，以批判历史法学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为发力点，阐发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思想的黑格尔法哲学作为批判对象的合理性，揭示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深层矛盾，在阐发无产阶级作为解放的心脏重要地位及其发生影响的具体逻辑中，凸显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之矛盾在主体向度上的辩证统一，在主体向度上的揭示矛盾和统一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文献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有着转折性的意义，这种转折性意义之思想价值和理论意蕴是需要我们去不断发掘和充分咀嚼的，它为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学人提供了一种反省自身理论，为我们的工作形成了理论前提自觉，进而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启发。

四、矛盾的展开与主体向度的敞露

对现状的理论把握是理论介入现实、参与现实进而推动现实的前提。在《导言》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两种对现实加以理论把握的错误思想方式。一种是历史法学派的，他们是要将现状神圣化，但现状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或者说，理论的意义本身就在于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从而推动现实的发展，这里面已蕴含了“改变世界”这一理论旨趣的先声。正如马克思所言，“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4]3。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思维方式中的这种将现状以“从来如此”的方式加以神圣化的思想进路，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有着专门的细致梳理：“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3]231马克思对此不无讽刺地指出：在历史法学派眼中，“皮肤上的疹子就像皮肤本身一样实际”[3]232。现状本身并不能成为其合理性的来源，“从来如此”并不是自身合理性论证的结束，而仅仅是自身合理性之论证的开始。因此，要对现状作出理论层面的把握，就绝不能止步于对现状做出一种其缘何如此的解释性说辞，因为解释性说辞就意味着用一套新的语词把现状“承认下来”。对现状的理论把握，需要在这一理论活动中发现现状之内在矛盾，进而使得实践活动从机械的重复性的行动，转向改良式的行动甚或创造性的行动，以便推动世界的“改变”。

比历史法学派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有所改进的另一种理论是实践政治派对现实进行理论把握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如果抽象地看这句“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对实践政治派的理论表述，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但任何一个观点必然要在具体的语境之下才能落到实处。实践政治派的这一观点是与同时存在的理论政治派的观点针锋相对的。理论政治派的思维方式是：“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理论政治派的思维方式直接指向了青年黑格尔派那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通过“应有”去批判“现有”的逻辑。马克思说：“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即对“现有”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是对于其赖以批判“现有”的“应有”本身之合理性却是非批判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4]8。这种虚蹈凌空的“应有”虽然能够实现批判的表象，但却必然会因为“应有现有”逻辑中的“应有”内容缺乏现实基础而欠缺促成实践活动的力量。这也是实践政治派与理论政治派的根本分歧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政治派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所持有的那种对“应有现有”逻辑中的凌空虚蹈实践乏力之问题的否定，而在于实践政治派对这种凌空虚蹈之内容的否定仅仅是单纯的否弃，而且这种在实践理论派看来仅仅是凌空虚蹈，甚至是“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的“理论”作为一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充”对现实状况的无视。实践政治派片面地理解了实践，或者说窄化了对现实的理解，也因此看不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无视了理论同样是世界的一部分，哪怕它仅仅是作为观念的补充而存在，它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

当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中的内在矛盾——通过对批判历史法学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在理解和把握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上出现的错误——被揭示出来之后，问题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在德国的现实状况低于西欧的现实状况，对德国现实状况的直接否定所获得的“进展”，仅仅是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在尚未取得这种“进展”的时候，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已经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德国的现实之中。对此马克思指出，对德国现实的否定只需要否定即可，而对其理论批判则需要通过对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的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批判，才是符合“当代现实”水平的理论活动的。而要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中，在德国所具体表现出的矛盾状态中找到统一性，进而推动人的发展和解放，其统一性基础何在？马克思在此提出了如下几个从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内在矛盾中引出的特点：一是以自己的诉求代表了普遍诉求的群体，“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为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4]13。这个在法国一个又一个阶层更替着承担起来的使命，在德国的现实中则并不存在，因为一个阶层在尚未作为普遍诉求之主体以表达诉求之时，就已经成为另一个阶层追求普遍诉求时所要反对和对峙的阶层了。因此，这一能够代表普遍诉求而行动的群体不能是法国式的接力式的交替上台，而必须是一次实现且在全社会范围内能够彻底代表普遍利益的，即“不再以在人之外的但仍然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为前提，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也即“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阶级——无产阶级，才能够实现人的解放的目的。这也就富有逻辑地敞露出作为理论与现实关系之内在矛盾的辩证统一的真正基础——主体向度的无产阶级。在这一自关系视角引出的主体向度中，理论主体才能以把握、介入、参与和改造现实的方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真正实现推动现实发展的目的。基于“谁的实践活动”在理论上把握住“何种现实”，而此种理论对“理论何为”有着清晰的自觉，从而形成这样一种主体向度之逻辑展开形态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矛盾及其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及其运思逻辑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在其思想历程中能够不断深入的具体而微的思想“转变”细节。我认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专业训练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维度。它应该是在急于与各种现代后现代等花样翻新的思潮和流派“交流”甚至“交叉”工作之前的基础工作。而《導言》则是这一基础性的理论训练的第一篇有着方法论意义的经典文献。

五、《导言》所实现之“转变”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当代启示

《导言》是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早期创作的文本，但正如列宁所言，《导言》的思想价值是划时代的。当我们今天重新学习和研究这篇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尝试把握其理论内涵的时候，当我们通过对《导言》这一重要文献的方法论意义加以阐发并以此作为我们今天理论研究和学术工作的智识支援的时候，关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结构的理解和应用，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有以下三个方面是应该格外注意的。

第一，单纯经验式地把握现实无法实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对现实的理解。正如马克思在对历史法学派之理论逻辑的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单纯的经验式的，或者单纯的纯粹反经验并以历史的“实际”或者“自然状态”作为前提，所形成的只能是非批判形态的，以某个固定的关键概念（如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看到的亚当斯密的“分工”概念，或大卫李嘉图的“抽象劳动价值”概念那样）对现实加以解释，这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时所批判的那样：仅仅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4]145。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这样的批评虽然发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但却并不像某些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过时了的”（如拉克劳和墨菲），从《导言》的以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为分析结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把握和批判性解读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方式。正如唐正东教授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一书对西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资源的对资本主义新变化之理解的批判性解读中明确指出：“不管是对这些新变化还是对它们所带来的后果的解读，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停留在经验性描述的层面上。我们并不是说经验描述不需要，而是说仅有它们是不够的。事实上，你选择哪个角度进行经验描述，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因此，如果你不讲清楚自己的方法论立场，那就容易给人以如下印象：你描述的是一种当然的事实。但很显然，这种所谓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理论建构的产物了……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对建构经验事实的政治权力本身做出非经验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并没有对经验事实所处于其中的历史过程本身做出非经验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而是仍然停留在对它们进行经验描述的层面上。”[5]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现与西方解读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论有效的学术交流，站在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对话，从而“推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再认识”[5]5，形成并时刻保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结构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这一理论自觉，是深入理论研究和有效学术对话的基本前提。

第二，对待“应有-现有”这一思维方式展开的理论的审慎态度。一方面，“应有-现有”的凌空虚蹈和实践乏力的维度是需要被看到的。也即在《导言》中马克思认可实践政治派的地方。但同时也不应该因此而滑向实践政治派所带有的在理论与现实关系的把握中对现实的窄化和对理论的单纯否弃这一思维方式上的局限。理论仍然是现实的一部分，它应该被视为现实的一部分而被把握，它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一种观念式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仍然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另一方面，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对待“应有现有”形态的理论态度不能是单纯的否弃，必须对其进行辩证的理解，而能够实现辩证理解的基础正是作为理论前提和实践主体的无产阶级。

第三， 实践是有主体的，即便在当今这个时代所谓的“主体消解”“主体际”“主体间”“人之死”甚嚣尘上的理论氛围中，观念形态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仍然是推动个体主体展开实践活动的行为动机和价值评价的生成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观念形态的主体自我意识当然也不是作为最终决定因素的“本原”点，但它却是可以构造理论与现实的复杂矛盾和分裂得以統一并在辩证统一中实现思维方式的跃迁和思想理论深化的真正中介。

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有这样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是自康德开始哲学就有了学院式的专业哲学和民间哲学这样的区分，哲学作为学科在步入“专业”的过程中需要接受学科的专业训练。一个人在哲学学习和哲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其所持观点在立论上是否“专业”、在论证上是否“规范”，总是能够归入到在其文本中是否可追溯到某一哲学流派、思潮或方法论上的“家法”。比如是否受过分析哲学对语言分析或现代逻辑的训练，又比如是否在行文中显示了现象学的方法，又或者是接受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训练等等不一而足。而这样的理论研究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造成的后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几十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在理论形态上总是表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时流行的某一现代哲学流派、思潮的嫁接或交叉。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思维方式，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是一种“世界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通过随意的嫁接和交叉来实现思想推进的。这种嫁接和交叉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保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更多的仅仅是在“批判的”这一思想旨趣上，更多时候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一些理论仅仅是有着“批判的”外观，或者仅仅是一个“批判的”姿势姿态，而后通过“出离”“快感剩余”等方式，再把资本主义的永恒发展从理论的后门接回到思想衍生出的诸多观念、论点、价值评价的不自觉的前提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科专业训练，就不能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其他哲学思潮或流派的方法论训练之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献作为理论“质料”加以“形式”重组。以鲍德里亚为例，从早期的“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象征秩序”，从以罗兰·巴特、居伊·德波扭曲马克思主义，到反马克思主义，这其中的方法论逻辑及其所展示出的因方法论引发的理论倾向的转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面向，方法论层面的梳理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或者环节性的工作，而是贯穿整个理论研究全过程，贯穿每一个具体观点论证的前提自觉之中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训练就是超学科的，或者说是学科间性的，即弥散在学科之间，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根据、尺度、规范和价值评价体系的领航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训练就应该包括对业已存在的“针对社会诸现象的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而这一反思的基础就在于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思想不断深化的具体思想场景的阐发和领会。

[参 考 文 献]

[1]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2.

[2] 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7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唐正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序言3-5.

〔责任编辑：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