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浩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她在百年的奋斗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社会动员就是一条重要经验。社会动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除四害”运动作为一场公共卫生领域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社会动员贯穿于运动开展的全过程。“除四害”运动的初衷不仅是为了改善人居环境，降低疾病发生率，更是为了服务国家农业生产大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实现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当然，研究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考察目前学术界关于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宏观视角，将“除四害”运动看作新中国初期卫生防疫事业全局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考察[1-4]；另一方面是微观视角，将“除四害”运动作为新中国初期卫生防疫工作的单独部分进行全流程考察，包括运动背景、基本方式、特点与成效等[5-7]。笔者认为，“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全面社会动员具有重要启示，对其研究尚需进一步加强。因而，本文尝试从这方面作些探索。这样，既有利于深入认识“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背景、基本手段和成效，也有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百年战“疫”史及重要经验、现实启示方面的研究。

一、新中国“除四害”运动开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缘起爱国卫生运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消灭“四害”稳定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保卫新中国的粮食安全，进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对此，毛泽东曾有这样的表述：“‘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8]因此，“除四害”也就成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服务全国农业生产的必然要求。

回顾“除四害”运动开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既有助于了解运动开展的时代背景，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其社会动员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好总结“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

(一)“除四害”运动发生阶段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与天津分别同部分省、自治区主要领导同志讨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问题，形成了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提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9]263。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第十三条中指出：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10]。这标志着“除四害”这一问题正式提出。

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除四害》文章：“四害”已经严重威胁到农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并阐释了“四害”的具体危害，号召各级机关和全国人民重视“四害”的危害，应该把“除四害”工作和农业增产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规划布置，有序进行[11]。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除四害”运动开展的必要性及其原因。

1956年1月23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纲要”实际上是对“农业十七条”的细致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放大版的“农业十七条”。其中，“纲要”在第二十七条中明确提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2]。

(二)“除四害”运动发展阶段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9]470？1957年11月，中共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会同卫生部召开的部分省、市参加的爱国卫生运动经验交流大会[13]50-51。从内容上看，这次交流会为“除四害”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56年1月，卫生部牵头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大会提出：从1956年起，卫生部门各项工作都必须着眼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降低整体疾病发生率，围绕“除四害”，同几种突出的疾病作斗争[14]。由此，“除四害”多了一层重要作用，不仅为了保卫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生产，还为了降低疾病发生率、提升居民的卫生健康水平。

(三)“除四害”运动高潮阶段

1958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今年冬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声势浩大地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5]43。毛泽东还强调：“除四害”，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都不能放过[15]4。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除四害”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行动的重要方面，对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发展工农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16]。自此，“除四害”运动的高潮正式到来。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议》，指出虽然“除四害”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就，基本达到了既定的目标，但还需继续保持“除四害”的热度，还要把经常工作和突击运动相结合，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才能最后把“四害”消灭干净[17]。

但是，随着1958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闭幕，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除四害”运动的热度也随之而降温。

二、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动员实践得出的重要经验，也是党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关键一招。虽然“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就总体来看，“除四害”运动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动员的正反两方面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动员作为影响和改变动员对象看法、认识的一种方式，动员主体的权威和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新中国是在后发国家底子上建立的新政权，加强党对国家事务的全方位领导，以此形成了高效的领导力、动员力和执行力，这对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整合并以此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至关重要[19]。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取得巨大成就背后，其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1.要强调政治挂帅，强化党的领导。在湖北省“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开展的过程中，通过建立一竿子到底的事业防虫组织，推广孝感、荆州地区“地委书记挂帅”“领导、群众、技术三结合”的经验。这是除害灭病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概括起来其要点是:第一，各级党委分别成立防虫指挥部，书记挂帅，组成领导班子，分片包干，负责到底；第二，组织联防联演全面协作，交流经验，相互督促；第三，专业测报与群众测报相结合，建立群众性的测报网络，系统地进行预测预报工作[20]。这样不仅将“除四害”运动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下，而且党的规划与领导有利于社会动员的有序进行，更有利于“除四害”运动达到除害灭病的目的。

2.加强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党支部的上传下达作用上。湖北省鄂城社山，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广泛地开展宣传，充分发动群众，真正是“男女老少齐动手，屋内屋外一起攻”。据统计，社山居民共消灭了老鼠25000余只，通过“四光”(屋前屋后垃圾光、草皮光、粪缸光、厕所垃圾光)“四净”(屋檐沟净、鸡鸭笼净、屋内净、牛猪栏净)的活动以后，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雨天臭水横流，晴天臭气冲天”的状况，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党支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向群众宣传上级指示精神，并给予指导，将“除四害”运动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下[21]。这样既畅通了“除四害”运动相关指示上传下达的渠道，也提升了社会动员的效果。

3.党委在运动前期进行的规划与布置也是重要举措。山东省青岛市“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开展过程中，党委不仅进行了前期的规划与布置，还对运动提出一系列要求、步骤、措施等。市、区各级部门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制定出实现或提前实现“五洁、四净”的规则，要把领导“除四害”运动当作重要工作列入日程，并随着运动的开展及时检查和总结。特别要注意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总结经验，要有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抓紧解决关键问题[22]。各级党委的带头行动与提前的规划布置是党领导“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重要体现，这样既有利于运动的合理有序开展，也有利于实现除害灭病的既定目标，促进社会动员的制度化。

(二)充分动员群众，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提高群众政治热情

尽可能地发动群众，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提高群众参与的政治热情也成为“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重要经验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明确指出：“除四害、讲卫生”必须彻底依靠群众的力量，贯彻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勤俭精神。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必须运用灵活方法，找准动员对象，灵活动员共青团、妇联和工会，将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23]。

1.明确动员对象。消灭“四害”就要贯彻“人人动手”的方针。发动群众的基本内容，是使群众了解“除四害”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与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过程也是发动群众的过程。“除四害”运动中主要的动员对象是青年、少年、妇女。加强对这些群体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是很必要的。如发动青年学生参与除害灭病的活动，因为学生是年轻群体，既有活力，也有除害的能力，是动员的重要对象。

2.灵活动员方法。“除四害”运动在动员群众时，应该先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从而制定适合的动员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对于群众中的“除四害、讲卫生”的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23]。在“除四害”运动的实践中也是如此。比如，有的地方为积极参与“除四害”运动的群众提供奖金或者实物奖励。其中就规定：死的整只鼠回收折算三分，无鼠身仅有鼠尾折算一分，麻雀腿两个折算一分；还有规定用捕获的“四害”尸体按一定的兑换比例可换取电影票、戏票等。这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有的地方还有专门的“除四害”报喜队，组成人员基本以行动能力强的老人为主，每天会定时将“除四害”的成绩报送上来，哪里打了多少只老鼠，谁又枪杀了多少只麻雀。通过灵活的动员方法，提高了群众参与除害灭病的积极性，也起到了宣传“除四害”运动的作用。

(三)加强宣传引导，以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有力的舆论宣传

加强宣传引导，以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有力的舆论宣传也是“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重要经验之一。毛泽东认为:“除四害、讲卫生”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2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把一切宣传力量动员起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当时具体要求和群众中存在的具体思想顾虑，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各种宣传形式，例如报刊、广播、幻灯、电影、大字报、宣传画、街道宣传、挨户宣传、参观、展览、群众大会、居民小组会等等，都应该尽量采用[23]。

树立宣传典型是加强宣传引导的重要方法之一。湖北省广济县沙墩小学的少先队员李金榜在湖北省工农业青年先进者大会的报告中介绍他打老鼠的方法[25]。《山西日报》对长治市张福生和郭月来这两位捕鼠、灭雀老英雄的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号召学习两位英雄的捕鼠、灭雀技巧[26]。对典型人物的宣传不仅启发了群众参与“除四害”的觉悟，也帮助群众提高了“除四害”的能力，同时通过科学宣传使广大群众克服了迷信心理，推动“除四害”运动顺利进行。

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也是加强舆论宣传的重要经验之一。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自觉地进行自我保健，积极参与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全民族卫生素质的重要手段[13]41。《青岛日报》对此开辟专栏，对“除四害”运动过程中的科学知识进行讲解。如：苍蝇的生活习性；苍蝇容易出没的地方；如果苍蝇大规模出现应该怎么办；如何防治苍蝇的袭扰；等等。有时候还配上图片，方便读者更加直观地理解和实践[27]。

(四)认清时代局限性，跃进式的社会动员存在着问题

不可否认，“除四害”运动在社会动员过程中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性。集中跃进式的社会动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忽视客观规律，除害灭病成果夸大、虚报，各部门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

1.在“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开展过程中，有的地区在贯彻党对除害灭病工作的领导时存在一些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成立了多个具体领导“除四害”运动的组织：“除四害”党小组、“除四害”委员会、“除四害”指挥部等。有地方成立党委“除四害”三人小组，由共青团、妇联、卫生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作为党领导“除四害”运动的办事机构[28]。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认为“除四害”运动既然有专门的机构去推进，就不需要自身所在部门过分关注除害灭病工作。还有的部门片面理解上级党委的防治精神，生搬硬套“除四害”方法，执着于“除四害”指标计划，导致了违背原则、松懈无力、时断时续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2.“除四害”运动的群众动员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群众动员，扰乱了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忽视了客观规律。各地在除害灭病的过程中，没有平衡好“除害”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只要“四害”被剿灭了，生产就一定能上去。运动开展过程中几乎各行各业的人全部上阵“除四害”，对生产秩序造成了破坏。另外，虽然在大规模社会动员下“除四害”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从某种程度上看，运动中所使用的一些方法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6]。

2.1 年龄、病程、月经及生育 目前研究证实 ,年龄是EAOC的主要危险因素。一项根据台湾NHIRD数据库的研究结果显示，EAOC的IR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30岁女性的IR为4.99/万。30～50岁女性的IR为35.81/万[4]。关于病程的影响尚无定论，普遍认为病程长恶变率高，但一项对台湾人群的研究表明，EAOC的发生不受子宫内膜异位症暴露时间的影响[5]。月经周期短、初潮早、绝经晚、孕产次低等因素可使经血逆流盆腔、排卵次数及上皮损伤概率提高，从而增加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率，并且增加其恶变率。

3.“除四害”运动宣传动员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宣传“四无”“五无”“六洁”的街道或者城市之时，存在指标数据上的夸大。有的地区的宣传工作存在形式主义、走过场等现象。在宣传中，过分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忽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于是为了数字而“除四害”。在树立“除四害”榜样人物时，过分强调榜样人物的主观思想，过分夸大榜样人物在“除四害”运动中的功绩与作用。这些都不利于宣传引导群众，反而会误导群众，造成集体狂热和非理性主义的盛行。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还是要将其置于1958年的时代大背景下来考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道路”探索的结果。社会动员在“除四害”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突出效果。费正清对此有这样的表述：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广泛的社会动员往往在危急关头发挥了奇迹般的作用[29]。1958年是“除四害”运动开展的高潮时期，回顾历史，我们既要认识到“除四害”运动的社会动员受到了“大跃进”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社会风气的影响，也要认识到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苛责过去的人们，而是要以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总结“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重中之重。

三、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当代启示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动员令：“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30]新中国初期的“除四害”运动作为一场卫生防疫运动，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动员道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对完善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动员体系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一)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新时代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国家战略的部署与落实依靠某一地区或是某一部门很难完成，这就需要有一个核心领导机构来进行科学的组织与规划，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提供重要的保障。因而，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的各项举措为例。疫情发生后，党中央迅速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在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迅速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机构，使党中央的部署在抗疫一线得到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疫情防控物资调配、援鄂医疗队的派遣、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等工作上都是稳步进行的。仅仅数十天，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相继建成接受病患，4万多名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紧急驰援湖北，全国各地的各种生活救援物资也在短时间运至湖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31]同样，有了领导机构，各地、各级机构均要服从领导机构的统一指挥。这样，才能发挥领导机构顶层设计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动员表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领导全国的抗疫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地位与领导核心作用是疫情防控工作有序进行的根本保障。

此外，现代化的治理格局不仅需要国家力量的主导，还需要国家力量向社会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迫切需要激发全社会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改革的深入以及现实的需要呼唤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激发全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国家与社会之间既不存在依存关系，也不存在矛盾关系，而是国家与社会形成能动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动员，可概括为：国家与社会共同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坚持党的领导，又相互作用，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推动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卫生治理新格局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全社会共同参与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同样，现代化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也必须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充分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强大合力。

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社会力量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力量的作用为例：全国有四百多万名社会工作者坚守一线，开展社会帮扶、疫情监测、疫区消杀、宣传引导等工作。不仅是志愿者，还包括企业公司、人民团体在疫情防控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之所以能够快速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群防群控，既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意愿，又积极组织有效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32]。新冠疫情防控是一场靠广大人民群众打赢的“战争”。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社区志愿者都是自发、自愿加入疫情防控工作队伍中的。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动员的自发、自觉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视角来看，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为全民防控、群防群控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工会、妇联、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参与到疫情防控的队伍中来，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组织力，也畅通了和各地区疫情防控领导机构的沟通渠道。相比较而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群众动员是对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群众动员的继承与发展，是现代化治理格局下有序且高效的群众动员形态。

因此，推动形成以党和政府为领导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是新时代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经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明确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特别是对已有的关系进行优化甚至于是重构。在新时代面对突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党的坚强领导、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与政府体系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仅靠“国家力量”的出场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治理的要求了，“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力量”“社会力量”是相互联系、互为重要的补充，二者缺一不可。

(三)坚持疫情防控因需而异、精准动员、科学施策

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动员都要在科学的框架下进行，都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科学有效动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中国“除四害”运动中，随着实践的推进，人们逐渐认识到麻雀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害虫”，反而是捕捉害虫的能手。因此，“麻雀”从“四害”中除名。这也是新中国“除四害”运动尊重科学的重要体现。

当下，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动员既要坚持科学指导、科学动员，又要坚持依法防控、精准防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要保证疫情防控处在法治的轨道上。”[33]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动员必须既在科学、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又要精准高效，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动员的必然要求。可以说，社会动员的规范化建设是促使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1.必须坚持科学指导、科学动员。要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科学研判，以科学的认识做出科学的决定。新时代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科学指导、科学动员”的内涵不再仅仅是“除四害”运动中对麻雀“平反”，即“纠正错误”这个范畴了。更需要提升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动员的专业化能力。现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不断扩大，涉及诸如医学研究、公共政策、民生保障、应急管理、宣传动员等一系列领域，涉及诸如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一系列专业。因而，这对于社会动员的科学化水平和专业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即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发扬科学精神，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防控意识。同时，有效地动员社会各界相关学科专业人士参与到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来，提升社会动员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正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涉及的学科和专业领域非常广，除了临床医学、传染病学、病毒学之外，还有一系列“医学”之外的学科。这些新情况新挑战要求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社会动员必须坚持科学指导，结合疫情发展的形势进行周密部署，促进各学科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实现科学有效的动员。

2.必须坚持精准动员、精准施策。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处置中，社会动员是应急处置的重要方法。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动员，在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时代，社会各要素相互流动、急剧变化。这些都意味着新时代的社会动员既需要有广泛性与多样性，也需要有指向性和针对性。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动员已经做到了广泛性和多样性。当下，随着人们对“精准扶贫”“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高度认同，对目前的社会动员也提出更高要求，即精准动员。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精准动员和精准防控是相互且共同发挥作用的。精准动员以其指向性和针对性的政治动员、群众动员、保障动员等参与到精准应对的行动中来。精准应对是以其严格性、规范性、准确性来实现社会动员的主体和精准应对的客体间的良性互动。

3.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实现精准动员、科学防控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建立相应的联防联控治理机构，以实现动员和防控的专业化、精细化；第二，不断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动员和防控的信息集中收集、处理和发布；第三，推动完善动员和防控的保障机制，物资保障是实现社会动员的重要基础，也是精准防控的重要环节，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加强对物资供给的精准研判也是实现精准动员的重要环节。

四、结语

“除四害”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卫生工作取得重要成就的关键一招。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总动员令，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之战。面对疫情常态化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控措施不可“松一松、歇一歇”。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历史与现实都需要我们总结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并从中汲取教训。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庆祝百年华诞时，更应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其当代启示，从而有利于在新时代推进党在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动员体系和动员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党在公共卫生领域治理精细化水平，让世界看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公共卫生领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