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0）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明显改观，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的精神文明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制约了我国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外在文化涌入，乡村原有的人文传统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乡村人才缺失以及教育资源配置迟缓等问题，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寻求合理的化解之道。如何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频共振，仍是当前乡村治理迫切需要重视并解决的课题。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风清正的村落，往往有高知大儒的定居或讲学。相比官方办学机构，书院往往承担着更为基础和广泛的文化教育的工作，这些学者不仅通过讲说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更是通过书院的平台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周围的乡风民俗。近年来，北京市怀柔区的红螺书院、浙江省温州市的楠溪书院，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中和书院等相继成立的乡村书院，在吸收古书院原有功能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探索出当代书院发展的新模式，成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动村落居民增收的品牌项目。金华不仅有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书院精神更是影响了代代婺州人民，抓牢书院文化，为推进金华乡村文化振兴增添新动力。从书院的功能来看，它是集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发展历程可以说对中国传统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书院的发展不仅为推动学术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更是影响了一批批后生学者。作为古代精神资源的宝库，书院所承载的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担当等三个方面，在今天尤其值得重视与发扬。学术创新，既是书院的精神内核，也是其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文化传承和社会担当，不仅让学术创新有了历史与现实的视野，更使得学术得以应用于实践，在现实层面创造出独有的社会价值。

金华的书院文化概况

金华历来为文化礼仪之邦，宋元时期金华学派与金华文派就名播四海。历史上诸多金华学者都曾著书讲学，吕祖谦就曾创立了金华最早的书院——丽泽书院，并在当时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金华的书院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崇文重教的文化风气也一直沿袭至今，使得金华获得了“小邹鲁”之誉。金华书院教育历史悠久，东汉名士龙丘长讲学于九峰山，南朝梁代学者刘孝标讲学于金华山讲堂洞，唐代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徐安贞在汤溪九峰山建安正堂讲学，均有私家书院的雏形。南宋时除丽泽书院外，说斋精舍、道一书院、北山书院、山桥书堂等也是金华著名的书院。元、明时期，金华的书院发展缓慢，且日趋官学化。元初，丽泽书院由著名学者金履祥主讲。金履祥系何基弟子，金华学派之中坚。宋亡后，他即隐居不仕，专心讲学于丽泽书院，兼事著述，继续传授和发展“婺学”，并积极培养后继者，直至逝世。元代著名学者许谦、柳贯即出其门人。其后，丽泽书院名师日少，讲会之风日趋冷落，且逐渐无异于一些考课式书院及郡学、县学。至明末，丽泽书院终因遭兵火而渐荒废。清室入关后，金华书院在数量上有所发展。自清代顺治朝至光绪朝，金华主要有桐荫(蓉峰)、滋兰、丽正、长山、鹿田等书院。除上述书院以外，清代金华还有许多规模比书院略小的书塾，著名的有诚正书塾、尊道书塾等。经战火后，塾存课废。金华古代书院具有历史悠久、私学化主导、教育功能突出的特点。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书院基本上消逝无存，至多仅有部分遗迹留存。对金华古书院的研究、保护及资源挖掘的力度亟需增强。

金华书院文化的历史影响

书院作为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学术的创新都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书院满足了不同层次读书人的需求, 创造了层层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为出身寒门的士子提供了求学的机会。中国古代的三大学术高峰, 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与书院密切相关, 引领这些学术潮流的学者都曾经通过书院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从金华书院的学术创新来看，它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吕祖谦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学界大儒，自然会吸引许多青年学子来求学问教，而丽泽书堂创立之后，来往学者更是络绎不绝。丽泽书院作为吕祖谦宣讲学术思想、进行学术探讨的主要阵地。不仅有他本人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他还先后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宜、叶适、陈亮等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交流思想。书院的教学模式也采用了个别钻研、相互问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切磋、研讨之风甚盛。从金华书院的文化传承来看，它凝聚了学派思想发展。宋朝时期，朱熹、吕祖谦等一批学术大师，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经营自己的学派，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几乎取代官学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机构。吕祖谦作为金华丽泽书院的创始人，也是金华学派的奠基人，与朱熹、张栻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他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首创“浙东学派”之先声。正是由于丽泽书院的创立，吕祖谦的思想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婺学”（又称“金华学派”），并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金华书院的社会担当来看，它改善了周边文化生态氛围。邻近村落的青年学子和慕名而来的同道学者都是通过书院中举办的各种相关学术讲座活动而不断涵养自身，丰富学识。书院也因此逐步实现教化民众的社会功用，助推良好民风形成。丽泽书院的创办者吕祖谦就曾制订学规，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为基本准则，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学生中如有“亲在别居、亲没不葬、因丧婚聚、宗俟讼财、侵犯公财、喧噪场屋、游荡不检”等行为者，即令其退学。

金华书院文化的当代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专业化，书院也不例外，其中最重要的“三大原始功能”——讲学、藏书、祭祀也被逐渐分化。例如，书院的藏书功能逐步转移到图书馆；教育功能逐步转移到学校；祭祀功能也随时代的发展而被弱化。除了核心功能外，书院还涵盖多方面功能，例如会讲、研究刻书、备考、学田等多个种类。结合当今文化发展态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迫切需要，书院文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价值转化。

藏书功能转移古代书院藏书的地位很高，不仅对书院而言如此，对社会同样重要，因为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道被认为是古代藏书的四大系统途径，对古代保存图书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古代书院一般都会设有专门的堂室、房舍或阁楼来保存图书，如藏书楼、藏经阁等。书院除了会拿出部分经费专门用于购买书籍，还会以刻书、印书的方式增加书院藏书。虽然，古代书院的藏书功能，很大一部分与今天图书馆的功能重合。但考虑到大型图书馆大多配置在市中心，乡村中还比较缺乏相应的藏书场所，因此书院的藏书功能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结合各乡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定位，可以提供产业技能提升的专业藏书内容，也可以发展“小而精”的特色藏书方向。既能推动书院文化功能落地，又能丰富乡村文化发展形式，为文化传播提供场所。

祭祀功能转型书院作为教育场所，祭祀活动源于对先圣先贤的敬仰和缅怀，以唤起书院生徒的尊师重道之情，是传统教化开展的重要方式。书院基本都设有祭祀祠堂，供奉圣像和牌位。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大背景下，书院的祭祀功能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作为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祭祀活动可以为我们学习、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礼文化的提供平台；另一方面，“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经解》），祭祀作为礼文化，在提升文化素养和陶养性情方面功效显著，这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所言教化之效是一致的。但“尊礼”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发展、“损益”，所谓礼应因时事人情而为之“节文”，也就是应与时迁移。具体的仪节形式、步骤则可以结合现代的行交往习惯适当予以简化。因为祭祀背后所要表达其实是对先圣先贤先师的诚敬之心，否则祭祀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了。正如古语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讲学功能继承古代书院非常重视讲学，书院的创办也主要是为了传播文化、推行教化，讲学是最主要的实现方式。如南宋丽泽书院主讲为理学家吕祖谦，选拔俊秀有才识者为学生，听讲者过百人，其中一些后来也成理学大家，丽泽书院一定程度上弥补辽金时期儒学教化和弘扬的缺位，有力推动了婺学的传播。此外，注重讲会类的书院有五峰书院、鹿田书院、丽正书院、滋兰书院等。这些书院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却也影响颇广、名噪一时。这些书院通过讲学明道、探究学问来激起节义、挽回人心、重振纲纪，以挽救当时明朝内外交困之颓势。可见，书院对于传播思想学术、塑造社会风气乃至培育文化共识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现如今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四个自信的树立、新思想的宣讲等等，都可以通过书院的讲学活动来落地、展开。通过调研，部分乡村的文化礼堂已经有吸取传统书院在讲学方面的功能，主题明确而有特色，并自觉构建具有系列性的开展方式等。金华书院可以继承讲学功能，利用其独特的文化优势，为乡村民风改善提供浓厚的文化氛围。如开办儒学季、佛学季等人生智慧活动，或以“孝”“礼”“信”“耻”“廉”“义”“和”“忠”“恕”为主题开展会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