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敏华

内容提要：本文对米芾《漆书竹简帖》有关漆书得名由来、竹简制法、简书形制，以及书帖年月、时间、地点等相关问题做了一番正本清源的考证，并试图从米芾漆书的表现中寻绎其字法体势所受到的影响。

关键词：漆书;古文 科斗书;科斗笔法

米芾《漆书竹简帖》称：“漆书竹简以竹聿行漆，此其制也。竹以笋（嫩竹）尺二断之离开，火熨平乃书。其内粉红色，滑如笺弗制，如贝叶册字是其制，君子识之。楚米芾元章作此札。宋崇宁甲申癸酉月壬子日南山宝晋斋。”按此帖见于《绍兴米帖》卷九，其对漆书得名由来、竹简制法及简书形制的说解大致代表了时人对漆书的一般认识。

米芾所谓“以竹聿行漆”之简书，古称漆书，漆书之名始见于东汉初年。据《东观汉记》：“杜林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经。”故后世言漆书者往往追述至杜林。杜林所传漆书是古人所称科斗书流传中的重要一支，而科斗书之名实源于汉人对以孔壁中书为代表的六国古文之俗称。据卫恒《四体书势》：“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孔壁中书以鲁国古文写就，自出土以来正值古体篆书逐渐退出日用，今体隶书渐趋普及的关键转捩，再加上当时朝廷秘不示人，古文之学遂成少数古文经学家的专门之学。

科斗书之称漆书者，盖缘两汉以来，学者多以为科斗书始于未有笔墨而以竹漆代之的仓颉时代。然以漆书名古文者，是示以字法之古老，非谓六国简书即“漆写之书”。荀勖《穆天子传序》称太康二年（281）参与校理之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所得简书是“墨书”，《晋书·束皙传》则称其为“竹书漆字”，正是“墨书”“漆字”通用的好例。庾肩吾《书品》亦有“符陈帝玺，摹调蜀漆”的句子。“蜀漆”用李斯《谏逐客书》“西蜀丹青不为釆”典故，盖古人称朱墨之文为“丹青”，是朱亦墨，墨亦墨，漆既如墨之以红黑二色为主调，又昭著其事而历久不磨之功亦一如笔墨。庾氏此语正谓以上乘之墨妙，写就刻符、摹印之古雅文字也。可知以“漆书”代“墨书”自汉晋以来已成相沿之惯例。近年来所见关于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器铭文的探讨中，多有冠以“漆书”之名者，此种用法似于古人未及见之。至于漆器滑腻，虽不着笔墨，但书者以漆调油书之，其精妙处遂不减简牍墨书。

《漆书竹简帖》所称“尺二”之简者，是谓古尺，东汉至魏之尺较古尺长四分有余，故称“尺书”，至于官书之策，则又倍之。故汲冢书依古制是二尺四分，而《齐书·王僧虔》仅谓“二尺”。用于制作竹简的材料须是合适的嫩竹，因老竹、枯竹不堪入用。剖开的竹片将去皮的一面向火烤炙以去除水分，故有所谓“杀青”“汗青”之说。至于书字则选取竹简质地细腻、受墨性好的向心面，这就是帖中所说的“其内粉红色，滑如笺弗制”。米芾在这里提到的贝叶册，即世所谓贝叶经，又译贝多叶经，古印度人以芦苇秆或铁笔在经处理过的贝叶棕类乔木皮、叶上抄写佛经。“贝多”是梵语，汉译为“叶”，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可知其树有三种。由于此类贝叶梵文多有头粗尾细的笔法表现，古人亦曾一度称其为“科斗书”“漆书”，而有关漆书是硬笔书的认识很可能便肇端于此类对梵文经书望文生义之解释。如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云：“佛灭后，大迦叶召千罗汉，结集法藏，阿难传焉。西土以胡文纪之，谓之梵书，科斗文字之类也。著以贝叶，谓之梵夹，杀青为简之类也。”姜夔《绛帖平》亦称：“颉之文字，一变于籀，再变于斯而绝矣。此字疑是梵书。前代译经，中国梵书无数，皆漆书贝多叶，与此同。”

“竹聿”，又称“竹梃”。元吾丘衍《学古编》称：“上古无笔墨，以竹梃点漆书竹木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乃将竹聿行漆之时代断自“上古”，亦绝口不提科斗书与贝叶书之关联，结论似较宋人为客观，故后世学者多引此说。降及清代，金农以“渴笔八分”名世，世人乃以“漆书”名之者，仍与金农此体所受贝叶梵文书的影响有关。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乃有“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之说。凡此种种，虽于漆书生成之由来及其形态若何多有出自不同角度的猜想，是皆可从一个侧面证明漆书是硬笔书这一认识的流布之广远。

后世所称科斗书往往以孔壁中书与杜林漆书为正传。孔壁中书自孔安国献书以来便收在内府，直至汉末遭董卓之乱散失无余，倒是杜林漆书一直在民间有抄本流传。据韩愈《科斗书后记》：“于时李监阳冰，独能篆书。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乃于四门博士任上赠予“好古而能解之”的“归公”，后“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乃借两部书归：“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因写以留，盖得之十四五，而归其书。”《官书》，有学者疑是《尚书》之误，是可知杜林所传漆书一脉至唐犹未断绝。

古文的承传除漆书之外尚有《三体石经》。《三体石经》刊刻于曹魏正始年间，以古文、篆、隶三种文字刊刻，与《熹平石经》分立于洛阳太学讲堂两侧。其书在科斗书基础上融入鸟虫、悬针笔意，甚至西周铭文与秦篆字法，又应刊刻入石的需要经书者统一整理。其拉长的字形虽已分明呈现出小篆的体势特征，但仍保留了与六国古文之间的紧密联系。永嘉乱后，衣冠南渡，《三体石经》从此沦落北朝。《南史》记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得竹简“长二尺，皮节如新”者，王僧虔犹识其为“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是则东晉南朝虽以草隶新体相尚，然科斗古文之学并未就此失堕。至梁庾元威《论书》，称南朝书家名余经者能作百体书，其除“科斗书”外，还包括像“科斗虫篆”和“科斗隶”之类以科斗笔法书成之杂体，这些都属于科斗书的变体。

北人崇古，多以钟、卫为法。其传卫学者，北方有清河崔氏，西州有陈留江氏。尤其是江氏一脉，由江琼、江统而至于江彊、江式，俱受卫觊“古篆之法”。北魏前期，江彊向朝廷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拜中书博士。至北魏后期，其孙江式更在朝廷支持下对古文篆书进行长达九年的整理工作，《三体石经》就是其所编《古今文字》所依据的几种主要参照之一。

《三体石经》在北朝初期尚称完好，至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阳刺史，“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至颓落”，后又“自洛阳徙于邺都，行于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得至邺者，不盈大半”，北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又“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最终于隋开皇年间由洛阳运往长安，置于秘书省内。贞观间，魏征收集残石，虽“什不存一”，幸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可得而传。

宋初，能传科斗书者以郭忠恕《汗简》最为知名。《汗简》号称以《尚书》《石经》《说文》为主要参照，延续了以孔壁中书与杜林漆书为科斗古文之正的字学传统。《三体石经》刻石宋无其传。如欧阳修、姚宽、张舜民、邵博、赵明诚、黄伯思、洪适所记其时出土石经，大都明言是隶书，盖即《熹平石经》无疑。

作为《汗简》主要参照的三部字书以古文《尚书》为先，这一点很能说明杜林漆书在古文传承中的重要性。据《宋景文公笔记》，宋祁之友杨备亦曾得古文《尚书》抄本有释文者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米芾古文《尚书·周官》一节用笔娴熟老辣，字法似较他帖尤为古雅，或与世传古文《尚书》存在较深的渊源。至于《守道文贤帖》《玉已收帖》皆是米芾答于友朋的书札。此虽不及杨备“皆用古文”的痴迷，然亦堪称一时的知音同调。

宋代关于古文的字书，《汗简》之外，其后又有夏竦《古文四声韵》，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皆以《汗简》为主要参照。《古文四声韵》字数与《汗简》大致相当，《集篆古文韵海》则广泛搜罗古字，竟至数十倍于《古文四声韵》。盖宋人金石之学勃兴，好古博古乃成一时朝野风尚，是则不得不牵涉古器铭文的考订，而学者所见日多，这也是促成古文字书增益的重要原因之一。《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皆曾提及当时郡国多有古器出土，而朝廷亦不遗余力搜罗而致的盛况。朝廷对这些古器物形制、图形的摹绘及铭文的考释工作最终由徽宗降敕，在王黼主持下，自大觀初年至宣和五年，历时十五年撰成《宣和博古图》一书。由《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的字形来源可知，当时科斗字书搜罗字例已扩大至当时出土古器物铭文，与前代以六国古文手书墨迹为主要参照的历史情境已大不相同。据《宋史》的记载，徽宗执政后期设书学，要求书学生兼习篆隶草三体，其中篆书“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米芾曾短期出任书画学博士，其古文功底在当时亦称翘楚。然观其刻帖字形，每多舛错驳杂处，则其时科斗古文之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六国古文以露锋出入之原始笔法写就，于提按之际彰显线画活力，形成如蝌蚪般流动的笔势特征，这是在藏锋回护之笔形成以前应用最广的一种笔法形式。至于其施于甲骨、玉石、陶器、鼎彝、竹简者，亦不难类而从之，从中爬梳整理出其所经历之嬗变进程。米芾所书出以藏头护尾的篆籀之笔，其字法虽大体不出当时郭忠恕等古文字书作者所见范畴，然其笔势之奇逸夭矫处颇能收科斗书因追求节律变化而产生的灵动活泼之效，颇富草篆的遗韵。此与当时尚意书风之盛行及米芾本人不主故常的取法途径、彰显个性的一贯作风适相表里。然而由于古今笔法字势的差异，科斗古文终于不免经辗转传抄终致失真的结局，再加上后人往往将古器鼎铭经铸造而颇具工艺特征的文字构形杂入其中，甚至每有循名责实，仅以头粗尾细、身形屈曲之科斗原形求之者，科斗书在后人心目中早已失去最初的典型。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米芾对科斗书的演绎不免有臆测的成分，然而读者倘肯以世传夏禹《岣嵝碑》、宋道肯集刻《三十二篆体金刚经》之类循名责实、按图索骥的表现，较诸米芾对笔法本体建构的领悟，其差异又何啻霄壤！

约稿、责编：徐琳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