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藏区的经济建设加快，学校的双语教育得到大力发展。本文以云南藏区藏族小学作为研究对象，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下对该校教学过程中对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的利用、保护、传承现状进行考察，并为多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的发展提出运用互联网资源和注重本土化教学的建议。

【关键词】迪庆；方言；民俗文化；双语教育；符号互动论

【中图分类号】G62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1-128-05

【本文著录格式】张凌云.符号互动论视域下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中的语言教学现状研究——以迪庆藏族自治州某小学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11（21）：128-132.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双语教育既是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少数民族和主流民族交流与合作的必要途径。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藏区地方的双语教育在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文化保护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地方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掘和保护推动了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结合，促进了民族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进一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提供支持。

本文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霞若乡某藏族小学（以下简称藏族小学）作为研究对象，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下对该校双语教育的情况进行考察。

德钦以其民族多样性而闻名，汉族只占其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只有4篇文章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发表的，学者们常常忽略迪庆也是藏区之一，而仅以西藏作为整个藏族的代表。仅关注那些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领域，会导致部分学者轻率地就中国双语政策的现实得出有偏见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以概括历史为主的文献无法体现出中国在2017年采取的脱贫攻坚政策及其后续结果。朱国斌认为，分布在城市和汉族人口密集地区的学校通常会采取汉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藏语为必修科目的双语教育模式（Guobin Zhu，2014）。然而，随着德钦扶贫工作的开展，这种双语模式突破了城市和汉族的界限，进入乡村和多民族地区。广义上讲，对经济发展背景下文化保护和语言教育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可以通过德钦的独特性得到新的突破。

（二）符号学与符号互动论

符号学中的符号涵盖范围非常广，包括文学、语言、仪式、动作、游戏、神话等。本文研究所依托的是符号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一般认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米德是该理论的奠基者。米德在其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中对人类的动态社会互动进行了阐述：其一，人类因其机体的脆弱，促使其必须依靠互动和合作等机制来在结构中求得适应和生存；其二，人类在社会动态互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起了“精神”“自我”等特质，这些特质对社会及其文化意义的产生和建构都具有重大意义（乔治·H.米德，2005）。

米德坚持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是通过符号化的沟通过程实现的，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中符号意义的创造和交换。继米德之后，芝加哥学派的赫伯特·布鲁默继承发展了米德的互动论学说。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倡导者和定名人，布鲁默从符号互动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们对外部的解释总是受到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关于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原则，布鲁默则是批评社会科学中过于依赖预先建立的理论模式以及对调查技术的过分关注，主张回到经验世界中去。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就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考察。

二、理论的界定：符号互动论角度下的语言和民俗文化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个普遍共识是认为语言和文化相互交融，文化会影响到语言在日常中的语音、语义、语用等方面。语言和文化并不是两个孤立的领域，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由语言所构成的文化文本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产生于文化的同时又表达了文化。

本研究着重关注的是语言对文化的表达。布鲁默认为语言通过符号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意义，意义则是在以符号为媒介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正是因为人类拥有运用符号的能力，所以能够在交往中读懂对方表达的方式与内容。若是将语言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则通过语言对自然世界的抽象化，才能创造出诸般民俗事物、传统习俗，生动形象地表达自然，形成神话传说、民族歌舞等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基于语言符号的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理解体系，只有懂得民族语言里对各项事物的表达，才能理解他们的世界观。这一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与外界互动、变化、调整自身。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多民族共同体和文化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整体系统，不同民族文化都是内部的子系统，并且系统是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民族文化的结构开放性保证了它能够对外界的影响做出反应，并相应地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当外部文本经过自然语的过滤进入民族文化内部时，会被重新编码，成为文化的转换机制所“允许”的文本，但它携带着新的意义———这一新文本和原有的文化文本不停地碰撞，在交流中产生新的类型和结构，从而持续地进行着意义的再生产（张一览，2013）。

在民族地区，作为民族语言的藏文和当地民俗文化本应是相辅相成的，是民族语言符号系统的不同表达。藏文是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书面体，民俗文化体现出的则更多是口语的文化表达。民俗歌舞的情感抒发、藏戏的对白唱词不能离开语言，语言也借由民俗事物对自然界的抽象化而获得了意义系统。在理想的状态下，在小学的双语教育中引入民俗文化，会对学生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理解本民族语言文化产生促进作用。

三、双语教育下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矛盾

存在于德钦的是一个基于地缘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史禄国曾提出“族体”的概念，亦即“心智丛”，它包含了族群的历史经验、延续的传统和信仰，以及习得的实际知识，这些都是族群在建立自我与他者之区别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要素（史禄国，1985）。在德钦地区，多个民族长期共生共存的历史使得当地人在对民族身份的理解上更接近地缘身份的意义，多个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当地的文化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并非单一中心、单一主体的，而是一个多向互动、多元主体的运动过程。傈僳族受到藏族影响而“藏化”，许多傈僳族人都成为了寺庙中的僧人，而藏族也在与傈僳族的相处过程中习得了傈僳族的语言和习俗，在同一所學校里上学的藏族和傈僳族学生能够听和说彼此的语言，同时两个民族又都在接受汉文化的影响。

在上述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外部文化经过系统区分性符码机制转化而进入系统内部，以及不同子系统的边界上发生的符码转化，使得当地普遍被认同的民族语言事实上是包含了傈僳话、藏话和部分普通话字词的“方言”，而不是作为藏族身份标识的藏文。藏文在当地是一种代表着民族渊源和崇高知识的语言文字，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有的民俗文化相对缺乏关联。

因此，德钦和其下辖霞若地区的民俗文化其实是多民族文化总和，由多民族都能听懂和掌握的方言塑造。比如在村庄受到欢迎和尊重的藏戏表演，据传承人讲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戏一直都是用方言传唱的，他们都不会藏文。

如今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出现的普遍问题是：新一代学生与传统社会环境接触减少，无法理解许多本民族用于沟通的语言和日常行为方式，反而更多地使用普通话。同时，普通话的推广和小学阶段开始实行的双语教育模式让民族地区的学生拥有与外界社会沟通和未来走出去的能力，但这会造成民族语言和普通话两种符号系统的混淆。从符号的角度看，这是由于传统权力结构下的符号互动系统与现代化教学方式下的符号互动系统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不兼容。

在双语教育模式下，学生所接触到的却是两种符号系统：一是以藏文为代表的符号系统，由于藏文是非日常用语，更多用于经文书写，这种符号系统是脱离了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二是普通话的符号系统，在电视、多媒体教学的环境下，学生反倒更容易理解普通话和其代表的语义符号。

双语教育无法弥补学生在本民族文化知识上的缺失，因此学校还举办了文化进校园的活动，老师们也会将民俗文化编入课程中。在这里，学生所接触到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语言符号系统：通常会在重要节日时表演的歌舞活动，通过民族语言和肢体动作表达对自然的崇敬、村庄生活的感情。

但民俗文化的传统符号系统与现代化教学方式并不兼容，一方面是因为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民俗文化重视个人的启发和感悟，其中存在很多特有的象征符号，其特点是模糊性，而现代化教学需要明确知识点、确立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寄宿制学校的环境里，学生缺少村庄共同生活的经验。

四、小学教育中的语言教学现状分析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川、藏、滇三省区交界，全州居住有十余个民族，其中藏族人数最多，占比 32.36%。在全国的五大藏区中，迪庆以民族多元、社会稳定而闻名，各民族有一套区别于民族身份的族群识别体系，主要是以地缘来确认身份认同，从而使迪庆社会形成了一个基于地缘的共同体。迪庆下辖香格里拉、德钦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霞若乡隶属德钦县，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多民族长期混居的地方，占人口比例多数的是藏族和傈僳族，此外还有白族、苗族、纳西族等。

本文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霞若乡藏族小学教育中有关语言和民俗文化教学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做了数据推断统计和理论分析。调查选择的藏族小学所属的霞若乡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自治乡，藏族与傈僳族人口各占50%。藏族小学的学生共计1052人，老师115人，分为6个年级、36个班，每个年级各6个班。

（一）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调查采用了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160名学生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式访谈法，发放学生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6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其中男生90人，占总人数的56.25%；女生70人，占总人数的43.75%。本次实际调查160名学生，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文字的把握能力，主要选择了二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从年级分布看，二年级的学生共有53人，占总人数的33.12%；三年级的共有29人，占总人数的18.13%；四年级的共有19人，占总人数的11.86%。五年级的共有27人，占总人数的16.88%。六年级的共有32人，占总人数的20%。

在学生的民族方面，分别是藏族91人，占总人数56.88%；傈僳族66人，占總人数41.25%；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3人，占总人数1.88%。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如下。

第一，多民族地区学生的藏文能力较弱，学生对以藏文为代表的传统语言的符号系统缺乏基本认知，反而对普通话的符号系统较为熟悉。本次调查中，学生对藏文的把握程度方面，能熟练地说、读，但不会写学生占46.25%；能熟练地说，但不会读、写18.75%；说起来比较困难占5%；能读懂，但不会说占9.38%；完全不掌握占3.13%。不能完全掌握藏文的学生占82.51%，能熟练地听、说、读、写的学生仅占 17.49%。该地区属于藏族自治州，但在小学教育阶段出现了学生会说不会写的问题，文字功底薄弱，大部分学生不会书写藏文。

相比藏文，调查发现86.25%的学生对汉语能熟练地听、说、读、写。这得益于汉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普及，大部分学生觉得学汉语更简单。对藏语言文化缺乏认同和学习，这与过往认为藏区学生学习汉语速度慢、缺乏汉语语言环境的认知发生了明显冲突。

第二，教育的信息化促使普通话的符号系统占据了学生大部分的认知空间和时间。教育信息化是在教育领域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教育现代化。教学对象、教材和教学手段及方法都是影响双语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

本次调查中针对学生日常使用的电子设备，51.25%学生选择了手机，20%学生选择了电脑，15%学生选择了电视。经了解，该校经过合村并小、集体办学，在2013年翻新了教学楼，增加了大量多媒体设备，每个教室都配备了一台电脑。该校在高年级还开设了电脑课，由于是住宿制学校，为了满足学生接触外界事物的兴趣，学校每个宿舍配备一台电视。上述措施使得学生能从入学开始就生活在汉语语言环境中，尤其是电视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学生能够通过模仿电视剧中的台词快速掌握基本的汉语日常用语。

（二）语言教学的问题分析

在符号互动论的视域下，学校、班级和家庭被认为是一个基于社会互动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教师是文化的传递者、社会代表者，学生则是文化的学习者，师生的共同目标是完成学校所制定的学习目标（宋丽范，2007年）。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互动论认为行动者能够在不同的情景下界定、分类，让自己与周围的事物相互调适。学校的课程便是为学生和老师设置的互动情景，家庭教育也与其具有相同功能。

在藏族小学教育中，藏语文是一项教导学生认知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课程，在课程之外还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和学校活动来帮助学生学习民族文化。需要明确的是，藏语和藏文是不同的，藏语在霞若乡又被当地人称作“藏话”或“方言”，是日常生活用语；藏文被称为“书面体”。

学校在具体的语言教学实践中取得了部分成果，但也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学生缺乏藏文的传统语言符号系统的学习认知基础，双语教育未能塑造出良好的互动情景，具体表现为教学目标冲突、课程设置与教材不合理、缺少语言学习环境。

第一，藏族小学在语言教学上采用的是“双语教学”，即汉语文课程和藏语文课程并行，但课程理想的教学目标和学校的教学目标却是相悖的。

双语教学课程的理想目标是帮助学生认知自己所在的地域和自己民族的生活、文化、传统和本民族外的整体世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兼要素，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同时也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学生在课堂上从获取知识到将知识内化为观念的过程中需要其自身与环境互动、与教师互动，这意味着学生和教师要在教学互动中形成共情，对语言符号所象征的文化形成近似程度的认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冲突的一方面在于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向外看”，与基于民族和地方理念的双语教学课程不同。在与学校老师和校长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藏族小学在整体上的教育理念是让学生尽可能地接受与外界接轨的教育，因而实行的是“过渡型双语教育”。校长认为在当下的信息时代，民族身份、地区文化都已经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向外看，强调“目光要放长远”和“走出去”。校长认为在大多数时候藏语只能在藏区被使用，而日常使用的多是方言，不是书面体。汉语是全国学生共同学习的内容，并且藏族高僧在讲解经文的公开演讲中使用的也是汉语。

第二，藏族小学双语教学在课程设置上缺少足够的互动时间，在教材内容选择上并未考虑到语言使用的实际生活环境。

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只为藏语文课留下每周一节的时间，并且全校教授藏语文课的老师只有4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名老师授课的班级在年级上的跨度非常大。教授藏语文的H老师提到由于课程时间限制，基本上过一周学生就会忘记上周的学习内容，为了不占据主科的学习时间，藏语文课的作业也很少，从一到六年级只能上完三册课本的内容。H老师认为对于藏族学生来说，藏语文课应该占据更多的课时时间。而在教材内容上，学校现在使用教材的编写过程是先用汉语书写，再翻译成藏文，与学生们的实际生活环境缺少联系。G同学提到“教材中有些内容很奇怪，会出现飞机、坦克之类的词”。

第三，藏族小学缺乏语言学习环境。笔者对学校周边村庄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村民普遍表示学生假期回家时都是用藏语方言对话，但也会夹杂一些普通话，因为学生对锅、杯子等器物的藏语称呼已经不了解了。藏语和藏文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多数家庭的父母不懂藏文，无法为孩子提供藏文的学习环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时常依赖汉语和傈僳话来理解藏语文课文的内容，这种情况在低年级较为常见。在校园中，在一年级时老师偶尔会使用一些藏语或傈僳话的方言来解释一些内容，而从二年级起便采取全汉语的授课，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也是夹杂一些方言的普通话。除了藏语文课，还有每周三下午在青少年宫举办的社团活动，其中有藏文兴趣班，但持续时间很短，且学习内容较为复杂。H老师提到学习藏语文其实跟学英语是相似的，需要从头开始学字母和发音，她在教学过程中只能尽量使用部分发音相近的藏语方言来进行解释。相反，学生接受汉语的速度十分快，因为电视和手机创造了汉语的学习环境。

（三）语言相关的民俗文化教学问题分析

符号互动论同样强调动态变化的、不断生长的、与外界开放互动的系统，这就要求课程和教材需要提供让老师和学生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情景，運用不同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共同达到教学目标。

藏族小学的语言教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在书本教材之外，会将民俗文化的内容带入教学活动。但是民俗文化的传统符号系统与现代化教学的符号系统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即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与传统的口头传授之间存在矛盾，具体表现为老师基于多媒体和现有教材的教学方式无法很好地传授民俗文化知识，使得学生在课堂上表现不佳。

学校主要通过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活动和将民族音乐舞蹈融入音乐课来让学生学习民俗文化。学校每星期都会邀请临近的拖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到校园里开展表演和教学，主要开展的项目是藏族酒歌和傈僳族阿尺木刮。同时，在音乐课上老师也会将民族歌舞融入教学之中。教授音乐的S老师在教材要求的内容之外，还会自己编排民族舞教学生跳。

然而上述民俗内容是混杂在学科教学中的，学生在学习时一方面不知如何将其归纳为知识点，另一方面很容易仅将其当作娱乐性质的内容，从而无法将其与藏语文课程结合。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学科教学和传统知识传授的符号系统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产物。

现代的教学方式意味着具体细化的学科体系，每个学科的知识点都被高度抽象化，在老师授课的过程中辅以案例进行解释。抽象的知识点和学习方法可以被迁移到不同的内容中，所以即使对没有见过的题目，学生也可以运用知识点和方法来解题。而在当地传统里，传授知识的人是村庄中最有威望的长者，长者所掌握的知识有实际的生产应用和戏剧寓言式的道德教化，主要通过口头进行传授。随着时代变化，现代农业、餐饮业、旅游业等行业发展让长者的生产知识受到削弱，但戏剧寓言式的道德教化依然在进行，并且受到村民的普遍尊重。当地的藏戏传承人Q老人每个月初一和十五都会邀请附近乡镇的村民在一座白塔前的广场聚会，自己根据现在的日常生活编排藏戏曲目来表演。

现代学科教学重视抽象与案例，是讲解、阅读、观看的结合，而传统知识传授是口头传授，尤其强调“现场体验”的仪式感。口头传授的知识不是抽象的，其内容都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并且Q老人认为每个人能从故事里获得的启示是不一样的，这个要看个人的领悟能力。因此，在老师使用学科教学方式教授民俗文化相关内容时，缺少抽象的知识点提炼和方法总结，学生也就无法学会运用。

五、关于小学教育中语言和民俗文化内容运用的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藏族小学教育中对语言和民俗文化内容的运用应当充分运用互联网资源，并遵循本土化的原则。

充分运用互联网资源。作为内地的小学，藏族小学所处地区交通条件较差，教育资源有限，但互联网为学生带来了更多拓展视野的可能。在脱贫攻坚时期，该校在校园基础设施和经费方面较充足，此前还尝试过校园动物园的项目，引进鸵鸟等动物。且该校为寄宿制学校，学生在双休日时有较多的时间。疫情时期该校实行的线上教学已经为探索互联网教育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一方面是网络相关的基础设施搭建完备，另一方面则是老师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学校不必将拓展学生视野的途径全部局限于线下，可以尝试寻求与网络教育企业、大学机构的合作，在课外时间为学生提供网络教育资源。在为学生播放电视节目时，老师应当有意识地为学生制定日程规划表和筛选节目内容，加强对学生课外时间的指导，避免過度娱乐。

遵循本土化的原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民族语言和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对民族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在经济建设中，民族地方容易出现同质化发展的状况，在小学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学生的本土精神有助于当地未来的发展。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增加藏语文课的比重，并针对学生语文运用能力较差的问题单独开设语文作文课的兴趣选修。在藏语文课堂上使用的统一教材之外，应当组织师资力量根据当地多民族的民俗文化编纂系统的校本教材，提炼知识点与学习方法，让口头传授的传统知识能够适应现代教学方式的发展。

小学阶段的双语教育是塑造民族地区学生语言学习能力、对不同文化的感知力和扩展视野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当前乡村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更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不同语言文化体系间的关系，选择运用合适的教学方式与内容，让学生在保持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基础上学习其他文化知识，与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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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uobin Zhu：The Right to Minority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Schools： Negotiating Competing Claims in Multinational China，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vember 2014，Vol. 36，No. 4 （November 2014），pp.691-721.

作者简介：张凌云（1999-），男，浙江省嘉兴市人，华盛顿大学，研究方向为东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