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

于右任（1879 ～ 1964）赠送家父的草书，是他86岁（1964）时所书，写的是李白《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图1）：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此乃他体弱多病，借古抒怀，想念故乡之作。因年老力衰，临池感慨，挥泪作字，时有笔误，“晚”误书为“晓”字，“两水”后误书一“如”字，“人”后误书一“柚”字。此时，他的书艺，已至人书俱老之境，全篇平淡雅拙，火气全无，偶有误笔，依然行气一贯，并无尴尬之态，纯任自然，一气呵成。但见其湿笔温润，干笔微涩，有如老蔘温水，滋味陈厚，观者以“双眼”服之，十分养气补人。

晚年的于右任，政治家与记者的身份，渐渐淡去，诗人与书法家的形象，则日益高大。他辞世前自书诗云：

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

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见故乡。

中原少年矜亡命，瀛海白头竟放狂；

我是乾坤一炮手，人间何用赠天香。

展现了“日落心犹壮”的胸怀，“猛志故常在”的坚持，年轻而倔强的生命力，在诗篇与书法中，尽情的挥洒，毫无老态。若无如此大气的人格，何来如此动人的诗篇？若无如此的风度与才情，何来如此恢弘的书风？

于氏于1949年，播迁台湾，曾有诗云：“小小环球多风雨，扁舟一叶与天争”，气魄宏大，志气高远，民国诗人，难有匹敌者。他寄寓台北15年，提倡“标准草书”，从之者及研究者有刘延涛、李超哉等多人，使雄强的碑学，遒劲的草书，压倒流行的馆阁帖学，遂令台湾书风，为之一变。

他病逝于台北后，墓葬坐落于市郊阳明山上，纪念他的铜像有两尊，一尊立于玉山主峰，后遭拆毁；一尊立于台北仁爱路圆环中，后将其铜像迁入国父纪念馆花园冷僻的角落之中。然怀念纪念右老者，来自世界各地，仍络绎不绝，无他，皆为其高尚的人格与精湛的艺术所感化也。

然而滥竽总能充数，鱼目偏能混珠，致使一般世人，完全无法区别“书法艺术家”与“书法抄书匠”之不同，实在有些可惜。要知道，百年之间，书法艺术家万不得一，数量稀少，然书法爱好者，却可以成千上万，只要大家区分清楚，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一方面各行其是，一方面相互共勉，当可收相辅相成之效。

成就书法艺术家的首要条件，便在才情，既要能将感情思想发之于文，又要能将其笔之于书，表现自我，反映时代，再辅之以高远的风度，动人的性格，一代大师，于是出焉。因此，欣赏于右老的书法艺术，必先概略了解其平生、才情与功业，然后参照其诗其书，方能深切体会，全面欣赏，从而获得启发。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又曾化名刘学裕、原春雨行世。清光绪三十年（1904）他24岁，开始向报社投稿，用“右任”为笔名，遂沿用之。又有笔名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养。后经三叔于重臣之助，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17岁，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为秀才。两年后又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20岁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忧国忧民、作诗抨击时政，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刊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25岁时。次年，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他原为光绪举人，因诗集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入震旦公学，师事创办人马相伯校长，后又与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同时又与王敬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公学”，使当时因义愤而归国的留日学生继续入学，并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

从1 9 0 7年起，他先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最后创办《民立报》（1910），成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因不断鼓吹革命，多次遭到逮捕下狱，然他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制，无怨无悔。毛泽东曾回忆道：“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由此可见他是杰出诗人、记者，还是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书法家。

辛亥革命后（1912年），孙中山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報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 四字，嘉勉该报对创建民国的贡献。不久，他便应邀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大总统职，于氏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后来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氏避居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后来他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统领陕西靖国军。接下来，他又出任过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常委、审计院院长，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达34年之久。在教育方面，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校董，推广教育，不遗余力。于右任除参与创建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外，在1930年代初，他还创办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展科技，殚精竭虑，精神感人。

1922年11月，他刚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不久，即有幸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会晤，足见他对科学的兴趣。1932年，于右任54岁，他本着科学精神，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学社”，以易识易写为准则，向国民推行草书标准化、普及化。1934年，当时政府推行公民教育现代化，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新、速、实、简”为目标，于右老的“标准草书”，简化书写，被誉为“当代草圣”。他的著作，除《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外，还有《右任墨存》与《标准草书》等书。其在台弟子如李普同等，现在仍继续不断地努力宣扬标准草书；而大陆弟子如刘田依等，亦在整理、研究右老书法，并从事相关的推广工作。

于氏一生热爱乡土，兴水利、建农场、办学校、倡书法，护持民族文化遗产，深受海内外各界所崇仰。然在他逝世以后，最为人所怀念与研究的，还是他在书法上的贡献。

于右任自幼精于书法，到了40岁时，便与满清遗老郑孝胥齐名，有“北于南郑”之称。我们看他在40岁时所写的《刘仲贞先生墓志铭》，可知早年的书法，秀丽遒劲，自二王出，入赵、董之体，远有恽寿平之风，近似黄山寿之笔（图2）。他42岁所作《刘禹锡和白乐天南园试小乐》条幅，遒劲之风增强，结字章法，错落大小，反差颇大，戏剧化的反映《集字圣教序》字体忽大忽小的风格，亦兼有沈曾植行草风范（图 3）。次年，他写的《蒋母王太夫人事略》，则展现了北碑风格，有其雄强而去其犷悍，展现温柔敦厚的气质（图4）。他44岁时写的《张清和墓志铭》，把早期秀丽遒劲的书风，融入北碑，变宽猛为瘦峭，强烈展现自家风格（图5）。次年他写的《邹容墓表》，把唐楷如欧阳询的瘦硬风格，融入北碑，成就自家独特的楷书面貌（图6）。

我们知道，晚清自曾国藩在政治上提倡“自强运动”，在书法上提倡雄强的唐楷，一时之间，在最难出新的楷书范畴，掀起了一阵创新热，造成楷书风格的爆炸，赵之谦、翁同龢、蒲华、李文田、吴大徵、杨伯润、杨守敬、陆润庠、吴昌硕、何维仆、樊增祥、陶浚宣、黄士陵、张祖翼、高邕、沈曾植、费念慈、朱孝臧、康有为、梁鼎芬、朱士林、郑孝胥、曾熙、扬逸、齐白石、萧俊贤、吴敬恒、罗振玉、庄蕴宽、李瑞清、王震、张伯英、方尔谦、褚德彝、梁启超 、赵叔孺、童大年、金梁、谭延闿、陈树人、张默君、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纷纷创造了自家独特的楷书风格。于右任在此高手如林的楷书风气之下，能从北碑之中，让自己的楷书，转化脱颖而出，自成一格，十分不易。此后六七年间，他将此一“北碑唐楷”风格，发展得雄肆开张，磅薄大气，引人入胜。例如他在这一时期的楷书对联“雄戟摩白日，长剑断流星。”（图7）不但句子气势惊人，精彩动人，写法更是有断岸千尺、横扫千军之势，全篇内容与形式，完美合而为一，是他40多岁时的代表杰作。

近50岁左右，于右任的字形，开始由瘦长转为宽横，他的对联“偶逢新语书红叶，难得贤人化白云。”展现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宏气度，前所未见，算得上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佳作。至于他53岁时所作的对联“明月出沧海，青天养片云”于宽宏之中，展现厚重之气，开始由欧阳询向颜真卿倾斜，向标准草书时代转进。1932年，他54岁时所作对联“塔日霜逾静，岩花雪且肥。”（图8）明显将颜真卿的粗壮笔法，融入北碑，形成一种雄肆威猛、气吞河山的风格，神采奕奕，透露出一种王霸之气。此作一出，于右任在民国书坛的地位，便登上了高峰，同时代的书家，鲜有人能在创造想象的发挥上，在笔墨气势的魄力上，与之匹敌。

于老于1927年前后，49岁时，开始钻研草书。1931年，他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采取系统化的科学态度，怀抱普及简化中文书写的心愿，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工作，为国家文字书写及文化教育现代化，尽一份心力。他广泛收集历代草书碑帖《千字文》为底本，确定“易识、易写、准确、美丽” 四原则，筛选历代多种草书写法，删剥大要，取其精华，系统整理，排出草书 “代表符号” 的序列，也就是草书的“DNA”，彻底厘清了草书的组成要素，建立了草书基本单元的数据库，在书写“语构学”（Syntactic graphology）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经过不断的试写、定型、归类后，他选定草书代表符号74个，使中文349个偏旁部首，都有了草写的法则。此项工作的完成，明示了草书制作过程与秘密，解决草书古今难写难认之谜，为草书的普及，开辟了康庄大道。

同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于1936年，交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出版，时年58岁。多年来，此书不断重印发行，影响深远，至今不衰。该书上承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条析草书的历史渊源，下开近代简化中文书写的要求与风气，不单是近代草书发展的里程碑，同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是贡献重大的地标。

该书收有王羲之草书221个字，怀素132个字，孙过庭64个字，另有王献之、智永《秘阁草韵》各20余字，同时还选用了董其昌、皇象、索靖、米芾、苏轼、曹植、贺知章及《草书韵会》、《草书辨体》等书中，各10～19个字不等，至于颜真卿、黄庭坚、虞世南、鲜于枢、史可法、岳飞等的书迹，亦都列入。全编收列历代名书家有108人之多，各类碑帖120余本。其中字例，或有不足之处，均由右老亲自书写增补，共得74字。

此后20余年间，他先后9次修订该书，不断改进完善，以合理易写为原则，对135个字作了结构调整，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右老时常自谦道：“这只是一个蓝图，伟大的建筑还要靠国人努力”。

《标准草书千字文》出版后，远播至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国。沈尹默在《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中赞之云：“整齐百体删草字”，“美观适用兼有之”。日本人藤原楚水刊摘《标准草书》部首凡例入《书法六体大字典》，在日本掀起标准草书热。例如金泽子卿组织的标准草书社团—“高崎书道会”就是例子。由此可見，右老在世时就获得“近代书圣”的头衔，绝非过誉。在国内追随于右老多年的胡公石，则创立“标准草书学社”，并将草书代表符号由74个增加到87个，部首由原来349个增到384个，另增补190个单独字符，出版《字汇》，收编常用字6000多个，推行《标准草书》，不遗余力，成绩非凡。

从五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之间，于右任在标准草书的推广上，考虑千万学子的程度与性向，有“老大意转拙”的体悟，作书不再肆意开张，彰显自家飞扬雄肆的精神，而是回归中庸之道，重拾温柔敦厚之笔。我们看他在63岁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标准草书千字文》（图 9），便可察觉他以草书方便说法、简净度人的胸怀。

1945年他67岁，迎来了抗战胜利，日军投降。他回到上海，写下了许多200公分以上的大幅作品，以为庆贺。此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他自己填词，送给徐世昌的横披行草《中吕醉高歌》两阙（封二），尺寸超大，笔法狂放，可见他心中高兴庆贺胜利之一斑，原文如下：

禹王庙上风高，黄祖陵前树老；长途驻马乡人笑，留得诗情画稿。

当年仗义登坛，苍隼护巢竟返；云屯牧野繁星烂，西北天容照眼。

国家8年苦战，终于驱逐外侮，右老心中开怀，曾作《中吕醉高歌》多阙，抒怀言志，气势恢弘。其中有名的如：

（一）万家爆竹通宵，人类祥光乍晓；百壶且试开怀抱，镜里髯翁渐老。

（二）金刚山上云埋，鸭绿江心浪摆；休讲月暗长城怀，胡马嘶风数载。

（三）黄河水绕边墙，白帝云封绣壤；万灵效命全民向，大任开来继往。

（四）区区海峡波惊， 莽莽红场月冷；兴亡转瞬归天命，不作降王系颈。

（五）谁弹捷克哀歌，谁纵波兰战火；诸姬尽矣巴黎破，两面鏖兵曰可。

（六）欧洲守望何人，群众哀号隐隐；海洋霸主从今尽，来日之歌笑引。

（七）当年兵火流离，口渴谁来送水；渔人晒网樵夫睡，都是离宫废垒。

（八）高原木落天宽，故国风和日暖；等慈寺下歌声断，常使英雄泪满。

（九）至诚不外无私，真理方知有始；受降城下逢天使，大道之行在此。

（十）自由成长如何，大战方收战果；中华民族争相贺，王道干城是我。

右老诗词，用字遣辞，直指实事，反映时代，出自肺腑，表达真情，决不虚弄陈腔，作一些“假唐诗”、“伪宋词” 蒙混世人。例如他大胆使用“波兰”、“巴黎”、“捷克”、“欧洲”、“自由”、“人类”等新名词，自然流畅，不但反映了时代感，同时也展现了作者的内在世界，那就是一种新的宇宙观与世界观，伴随着一套新的知识系统出现了。就这一点而言，民国书家，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如果他在书写过程中，抄写古人诗词，也绝非是机械的书奴，而是与古人共鸣，有感而引，藉古抒怀，其中有其反讽现实的意义。例如此一时期，他的另一件大幅行草作品《书陆放翁诗》横披（图11）：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就是即景即情，有感之作。忠义遭放，怀沙自沉，国家遂坏，古今一理，抗战后的国共内战，让他抄写下放翁此诗，不无借古人之口，伤自家之怀之意。

他68岁所作《刘允丞墓表》（图 12），受了郑板桥的影响，将楷书与草书，混合编组，一同书写，能得意外之趣。

于右老的标准草书，在近70岁时，已完全成熟，可以楷模一代。他69岁左右写的草书“功自在天下，学当为圣人”对联（图13）是标准草书的代表之作，笔法收放自如，使转自在，既能婉约，又能斩绝，真是沉着痛快，兼而有之。他70岁所书的大草“出为天下重，退读圣人经”对联（图14），粗细相间，断续相连，大小相配，高下相应，如万岁老藤，力挽九牛，又如骄骁龙骑，腾跃九州，是他的草书极品。

此后十几年间他的书法作品，则渐渐迈入人书俱老的境界，温润如玉蕴清辉，平淡如冬阳和蔼，精气内敛，生命顽强，让人味之无穷。

于右老十分喜欢以白话文入书法，80岁时，他以标准草书笔法写下《白话论文字书法》（图15），郑重指出：

文字为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书法为中国特有艺术，亦为我国古今教育要科，关系国家民族之前途至大，不可以小技视之也。

他虽然没有从“语构学、语意学、语用学”三方面，论文字与文字书写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但简单数语，短短几行，要言不繁，把握了文字创造、生活艺术与文化传承的核心关系，是当今发展书法教育的最高指导原则，值得后人详加阐述，发扬光大。至于此作书法本身，实用与艺术，兼而有之，则可视为标准草书的楷模，可以临仿学习，也可以分析欣赏。

他80岁左右所作大草“风雨一杯酒， 江山万里心”对联（图16），是他晚年的心境写照，也是他爱写的句子，留有作品多幅传世，件件都是精品，值得玩味再三。83岁所作的“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霜寒四十州”对联（图17），笔墨老成，气力充沛，圆神满溢，炉火纯青，使转之间，丝毫无憾，求之对联书法史，可谓绝无仅有的经典大作，当是蒲作英、方尔谦以后最动人的草书大师，也是20世纪唯一的草书圣手。在草书上，能与之抗衡的只有稍后的余承尧而已。

至于在章法上，于书不求激烈动荡之节奏，通常画面多成一种自然和谐的情调。论者谓：“他的草书艺术，字字独立，使转灵活，点画分明，虽引带不多，但顾盼有情，给人以‘作草如作真’的感觉，字里行间，闪耀出苍劲雄伟，深厚质朴的风格。笔法省简便捷，富有变化。有面目清新，气韵独特之态，绝无一字万同之弊。”

在结字上，论者谓于书“敢于打破固定模式，字形千姿百态，创出个性鲜明的艺术特色。其特点是：重心低稳，体势开张。字形多成梯形，若下部有橫则笔重力足，有托笔千钧之势。并能稳中求险，随机应变，把握重心。于书率意之处，正是由熟返生，使艺术进入高层次的标志。”他的字体，线条凝练浑厚，刚柔互济，使转自如，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体势纵逸，古朴典雅，拙巧相生，任其个性自然流露，不假雕饰，无相当才情者，绝对无法领略其创作的佳妙处。

不过，于右任书法最大的特色，还是在与时代保持密切关系。他雄强的笔法与自由奔放的书风，本是19世纪书法家的共同特色，此一特色为清代主流书体隶书与篆书注入了新血，为当时的楷书带来了新气象，为20世纪杨草仙、方尔谦、高剑父、溥心畬、陈定山、余承尧、台静农、梁寒操、刘延涛、傅狷夫、陈丁奇、于还素等书家的草书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年间，从农业社会转化至工业社会，再转化至后工业社会。然农业社会之中，虽以农业为主，但其中亦含有工业，后工业社会之因子；工业社会虽以工业为主，但其中亦含有农业，后工业社会之因子；而后工业社会虽以信息工业为主，其中亦仍然包涵有农业与工业社会之因子，三者相互重迭，只是在各个阶段，各有所重罢了。

以书法碑帖的美学进程而言，其创作时有超越时代之举，例如出现于7世纪唐代农业社会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就充满了后工业社会之因子。10世纪北宋的活字木板印刷，有工业社会之因子。18世纪郑板桥之综合书体，有后工业社会之因子；金农之漆书，则有工业社会之因子。

以书法碑帖反映时代而言，19世纪，曾国藩、冯桂芬、赵之谦、张之洞、康有为、陶浚宣……等之雄强书风，皆反映“自强运动”时代的思潮。

以书法理论而言，19至20世纪，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提倡北碑的影响最大，不但在书坛有人闻风响应，天下景从；此一理论与公羊学结合，还影响到政治之改革，成为“百日维新”的理论基础之一。书法反映时代，影响时代，至此可谓已达顶峰。

清末民初革命运动兴起，导致民国成立。20世纪初期，反映此一时代的书家有于右任、徐悲鸿、方地山、李徐……在“雄强”书风之中，加入“新、速、实、简”之特质，以及“狂放”、“稚拙”、“易懂”等特色。

1949年以后，在大陆，书风由沈尹默、郭沫若等人为主导；在台湾及海外，则由王壮为、庄尚严、张隆延、王方宇等人为主导。后者首先在 1960 年代，接触到日本书法新风，也开始从事类似的书法实验；前后10年，有了初步的成绩。大陆书家，在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也于1980年代，开始类似的书法实验，至今方兴未艾。

由是观之，进入20世纪的书法家，若以作品反映时代而言，当以于右任为第一。于氏少时习二王唐楷与北碑，承继赵之谦等人的雄强风格，骨气开张，大气磅礡。他壮年参加革命，眼光胆识皆有新时代之气息，发之为书法，雄肆奔放，与康有为一样，走上抒发个性，自由挥洒的道路。此时的书家之书风有由汉隶、北碑转入行草、大草的倾向。而于右任便得风气之先的代表。他认识到民国成立，代表以民为主的时代之来到。书法为配合普及教育及工业社会之“新、速、实、简”等新精神，必须简化，以收扫除文盲推广教育的实用功效，于是于右任开始编写《标准草书》，大力推行。他以身作则，临池不断，到处示范，希望将《标准草书》变成每一个中国人的必备书写工具，与“新、速、实、简” 的新生活运动相互配合，当时书家，无人能及。

可惜《标准草书》在字形上，还是美观大于实用，仍有许多难认难记的字，只适合当作纯艺术来传播，不适合从事普及教育之推广，其实用成果不彰，是可以預见的。不过在实用上，于氏推行《标准草书》运动不彰，并不足以证明于氏本身艺术的失败。事实上，于右任在草书艺术上的成功，是20世纪中国书法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而与于右任前后同时的草书名家，有方尔谦、高剑父与余承尧。于氏的草书，55岁以前走北碑雄强奔放的路子，60岁以后，则以柔韧拙重为主，返朴归真，英华内敛。方尔谦的草书则以拙丑为主，时加变形，于扭曲中见力量，于扁阔里见弹性，大有压扁之后又反弹上来的气势，纵横自如，妙不可言，自成一家。高剑父则以画法入草，干湿浓淡、渴枯涨晕，无所不用；飞扬奔腾，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极尽变态之能事；把自由、强劲、个人主义等革命浪漫时期的三大要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反映在他的书法之中。余承尧的草书，细如游丝，绵绵不断，有起有伏，似断实连，一洗明末清初草书之写法，自成一种险劲的波浪风格。

如果我们说于右任的草书，是从浪漫主义大我出发，以时代的关怀为归依，最后完成于小我艺术之登峰造极；则余承尧是从浪漫主义式的小我出发，注重个人性格的抒放，表现纯真的赤子之心，回到人性朴实未凿的最初，终于在大我之普遍人性中，验证了他艺术之动人的力量。

总而言之，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书法，仍多半在浪漫主义思潮的范畴中发展，与文学及绘画中的浪漫精神相互呼应，蔚成风气。有历史使命感的书法家如于右任，希望书法在新的时代，能以新的形式，重新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努力于寻求“艺术”与“功能”之间的平衡之道。有些书法家，则把“革命精神”注入书法之中，使之成为一种反抗既成制度及传统美学的象征。

80岁以后的于右任，体力日衰，作品日渐减少。当初他为我父亲动笔作书时，是1964年春天，据他告诉我父亲，已经数月未动笔了。

于右老去世后，中央日报上刊出他当年7月间的作品：草书《王阳明〈心渔歌〉》条幅，说是他的绝笔。此作书风与他的《李白〈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类似，都是晚年体弱多病时所书，时有缺漏，最后一句，落一“所”字，又落一“矣”字，原文如下：

有渔者歌曰：

渔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鱼渔更深；

北溟之鲸殊小小，一举六鳌未足歌。

敢问何如其为渔耶？ 曰：

吾将以斯道为刚，太和为饵，天地为舫；

挈之無意，散之无方；

是为得无所得，忘无所忘者矣。

右老特别拈出阳明《心渔歌》并书之，当然有深意寄托。此歌气象博大，比喻新奇，体道之心深，布道之意广，由儒家转入老庄，再转入禅宗，层层内探又层层外翻，真是奇警动人。草书此歌，对右老说来，不但在人生体悟上，与阳明心有戚戚，同时对当时风气，也有警醒点化之意。可惜，对一般人来说，《心渔歌》似乎陈义过高，语涉虚玄，不易理解，后遂无书此歌者。

后记：

1992年由于氏家乡政府、群众干部以及台湾地区、日本国等各界人士，集资兴建“于右任纪念馆”，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1997年11月正式开馆，对外开放。馆内有“于右任生平事迹展”、“于右任书法作品展”和“全国名流书法展”三个陈列室，还有附属的碑亭、碑廊，是学习标准草书及历代书法的好去处，也是弘扬中华文化思想重要据点。

近年来于右任书法的价值，渐渐在民国书家之中，脱颖而出，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原来就多的赝本，更是变本加厉。例如“旷怀扫氛翳 ，公论悬日星。”（图18）就是仿他50岁左右书风的伪作，荒唐破碎，不堪入目。特别刊出一幅，以供参考比对。目前市面上，仿于书各期书风的伪作甚多，早年的伪作，多仿其70岁以后的书风，近期的则仿其50岁左右的笔路，受拍卖市场的价位影响甚大，于书法爱好者，不可不察。

（作者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