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哲

在传统中国，人口数量也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庞大的人口数量代表着强大的生产力，意味着可以拥有雄厚的兵源、充足的粮草、丰沛的财税，这是一个国家保持强大和稳定的最重要基石。在中國历史上，战乱、灾荒、瘟疫等因素都会使得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中国人最熟悉的三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口不足一千万，与汉朝盛世时期五六千万的人口数量相距甚远。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奖励婚育

我国人口激励的法律制度历史十分悠久。春秋时期，越国惨败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誓雪耻辱。连年征战，越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国力被严重削弱。勾践深知，要想富国强兵，必先增加人口。他对外忍辱负重，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局面，然后对百姓们说：“寡人不才，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生育儿女。”紧接着，勾践出台了一系列法令。繁衍后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适龄青年的婚配问题。越国法律规定，女子十七岁不嫁，男子二十岁不娶，其父母有罪。考虑到夫妻双方年龄差距过大有可能造成无法生育，法律规定壮年男女不得与老年男女结婚。百姓生活困苦，许多产妇和婴儿因缺少医药而死。越国法律规定，妇女将要分娩，国家会派出医生给予照顾。生育一名男孩，奖励两壶酒，一只狗;生育一名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只猪。生育两个孩子，国家发给粮食补助;生育三个孩子，政府为其聘请乳母。百姓家中有孩子去世，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减免三个月或三年的徭役。鳏寡孤独废疾者之子，则由国家出钱抚养。勾践经常用船载着稻米和肉食四处巡查，看到小孩子，就会给他们东西吃。勾践的这一系列举措深得民心，越国逐渐从兵败亡国的重挫中恢复过来。二十年后，勾践终于灭掉吴国，称霸诸侯，留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千古佳话。所谓“生聚”“教训”，就是繁育人口、教育训练之意。

我国人口激励的法律制度历史十分悠久 （图/视觉中国）

汉朝建立以后，天下饱受秦末战乱摧残，人口数量锐减，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仁政来治理国家。为了鼓励生育，朝廷出台了许多法令。汉高祖七年，下令凡百姓生育儿女，免去两年的赋税和徭役。法律实施之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还是不能令朝廷满意，主要原因是有大量适龄妇女未曾婚配。于是汉惠帝六年，朝廷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何谓“五算”呢？汉朝时期，百姓所承担的税务主要分田税和人口税。人口税又分算赋和口赋。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为止，每人每年缴税一百二十文，谓之“一算”;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每人每年缴二十文，谓之“口赋”。换言之，从汉惠帝六年起，凡十五岁至三十岁不嫁的女性，每年每人要缴纳五倍的“算”赋，即六百文钱。这对于当时的普通人家而言是笔不小的费用。朝廷希望通过经济惩罚机制，促进民众早婚。

魏晋之际，人口再次凋敝，只靠经济手段调节还是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晋武帝泰始九年，皇帝下诏“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客观地讲，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免有些激进，会带来许多恶劣影响，因此就算是古人也有不同意见。唐太宗曾下诏，“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已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者，并任其情愿，无劳抑以嫁娶”。这显然是对之前地方上一些激进做法进行纠正的一种体现。除了推动早婚，历代统治者还曾出台一些法令，对于生育儿女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东汉章和年间，皇帝下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南北朝时期，南朝齐明帝颁令，“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蠲夫役一年”。北魏法律规定，“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尚书仆射崔暹上表请求废除这条法律。大臣邢邵反对道，“此格不宜辄断。勾践以区区之越，赏法：生三男者给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舜藏金于山，不以为乏，今藏之于民，复何所损”。最终朝廷采纳了邢邵的建议，保留了这条惠民良法。总之，轻徭薄赋、多生有奖是古人常用的人口激励之策。

政绩考核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口问题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许多政治制度的确立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户籍之法，昔人视之甚重。故分疆、制禄，必视户口之多少以为衡”。也就是说，诸如行政区划的划分，官员俸禄的多少等国之要政，都和辖区内人口数量有直接联系。以唐朝为例，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其余为下州;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因此同样官居州刺史、县令之职，不同州县官员及其下属之间的品级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上州刺史官居三品，别驾官居四品;而中州之刺史和别驾分别为四品官和五品官。县级官员亦然如此。品级差异的背后，意味着仕途、待遇的不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更直接以户籍数量来决定地方官员俸禄。后汉隐帝乾祐三年七月，朝廷下令县级官员的俸禄直接由辖境户数决定。三千户县，县令每月一万钱，主簿八千钱;两千户县，县令每月八千钱，主簿五千钱;两千户以下县，县令每月六千钱，主簿四千钱。

为了鼓励地方官员重视人口问题，古人还把人口增减作为官吏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此事，他刚一即位就颁布了《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在诏书中，唐太宗先要求地方官员督促适龄男女结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紧接着，他强调户口增减与政绩考核挂钩，“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一书曾记载“大唐考课之法”，详细论述了唐朝户口政绩考核制度。“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口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为分。苦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各准增户法，亦每减一分降一等。”唐朝宰相陆贽曾论吏治考核，“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从中不难看出户口在古代政绩考核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历朝历代都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的法律，但是在许多时候，人们的生育积极性依然不高。究其原因，大多因官府横征暴敛，生活过于困苦所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一些循吏挺身而出，得以流芳百世。东汉时期，武威郡迷信恶俗盛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张奂担任武威太守之后，一方面赏罚并用，勤加劝勉;一方面平均徭赋，与民休养。最终，武威地区一改陋习，风化肃然，政绩常为河西诸郡之最。张奂因此升任度辽将军，百姓为之建立生祠。同一时期，贾彪担任新息县长。当地人民生活困苦，常有杀婴行为。贾彪祭出严令，杀婴与杀人同罪。某天，城南与城北同时发生两起命案，城南是抢劫杀人案，城北是母亲杀子案。贾彪准备亲自勘查现场，下属建议他先赴城南解决抢劫杀人案。贾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言罢，“驱车北行，案验其罪”。贾彪这番言行很快就在当地传播开来，就连城南杀人贼寇都感动不已，竟然“面缚自首”。

此事在当地极为轰动，再加上贾彪宽仁施政，劝勉有加，短短数年，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生儿育女数以千计。百姓们对贾彪感恩戴德，都说孩子是“贾父所长”，生男孩的起名叫“贾子”，生女孩的起名为“贾女”。

三国末期，王濬担任西晋巴郡太守。当地军民困苦，即便生下男孩，也大多杀死。王濬“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因政绩卓著，王濬升任益州刺史。晋灭东吴之战，王濬率楼船水师自巴蜀顺流东下，率先攻入吴都建业，立下头功。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之诗句，描述的就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南朝梁时期的循吏，同时也是古代著名的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任昉，在担任义兴太守期间，百姓因灾荒流离失所，生子不举。任昉给予孕妇钱粮补助。官府财力不足，任昉拿出自己的俸禄来救济百姓。史载“济者千室”“活三千余人”，可他自己和家人却只是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离任回京之日，任昉全部的家当只有绢七匹，米五石，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二十四史中《宋书》的作者，时任镇军将军的沈约拿着衣服前往迎接。往事千年，古代激励人口的立法精神与原则依然不朽，循吏的感人事迹依然值得传诵与弘扬。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