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运 王 敏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行政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保障。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从理论的维度看，乡村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向，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组成。从实践的维度看，“治理有效”是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实现乡村“善治”[1]，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治理有效”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的政治依托、制度保障和行动支撑。

从传统到当下，乡村有效治理主要有自治型治村和行政化治村两种模式。在费孝通先生阐述的乡村中国里，乡村治理依赖礼俗秩序，长老、乡绅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模式在共产党革命背景下变成“一竿子插到底”的党统模式，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却高度依赖村民自主治理。部分研究就指出，农业税费改革前，基层政权表现为“汲取型政权”——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收税和抓计划生育)；农业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精力放在维持自身生存，逐渐转变为向上级政府“要钱”“要项目”而与乡村关联大大弱化的“悬浮型政权”。[2]但是，基层政权并非无所作为。尽管基层政权顾及乡村社会的日常秩序，然而，属地责任、出事问责的现实倒逼着它们援引各类权力技术，来完成上级任务，以及应付突发事件，进而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3]，确保“不出事”[4]，介入稳控、资源供给、服务参与甚至村干部“行政化”成为重要的村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