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露

白寿彝（1909—2000年），字肇伦，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少数民族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尤其有诸多读书心得，如《与友人谈读书》《要认真读点书》和《读点历史有好处》等，介绍了如何研读历史书的经验。关于白寿彝先生的治学方法，学界已有论及，但集中探讨他读书方法的成果却不多见，故笔者对此谈谈自己的肤浅认识。

读书要认真

我们常把“阅读”作为一个词整体观照，《现代汉语词典》释“阅读”为“看（书报等）并领会其内容”，该义符合人们的日常认识，但将其作为历史专业的读书学习方法时，应该有“新解”。在白寿彝先生看来，“阅”与“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阅书是“一般地浏览”，随便地翻阅，而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书法家读碑、画家读画乃是凝神静气、聚精会神，仔细分析每一笔、每一画才能参透精髓。我们读书，也应该咬文嚼字、静心钻研。

白先生强调，读书特别是读史书，一定要认真。他说：“读书能完全免于错误的理解，这恐怕是不可能的。”由于史学家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不一，导致他们的历史叙述不同。此外，当我们读书时，不免带有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对文本的理解也会有偏差，故我们今天在阅读原始史料及其相关论述时，“认真”二字最为重要。只有认真读书，才能从史家的叙述的蛛丝马迹中寻找过去的真相。

认真读书能养成深厚的史学修养。唐代史学家刘知己以“才、学、识”为史家三长，清代史学家张学诚又提出“史德”一端。白先生却把“史识”和“史德”结合，提出“器识”一说，即“见识、气度和抱负”。他反对“那种东翻翻西翻翻，东抄抄西抄抄的作风，那种东拼西凑写讲稿的作风，那种片面夸大卡片作用的看法”，更看重史家开阔的心胸和通识的意识。要养成这样深厚的史学修养，非认真读书治学不能。

读书要有选择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书籍如宇宙中的繁星不可胜数，在这些浩渺的著述面前，我们常感不知从何入手。白寿彝先生告诉我们，读书要有选择，要读经典著作。一本经典著作从来不会过时，因为“历代有成就的伟大作品，总是站在它那个时代的最前边。再后来，整个社会进步了，但在某一点上还超不过它。”

首先，要认真读我国的历史名著。20世纪50年代，先生给历史系的学生推荐了《史记》《四书》和《昭明文选》。他十分推崇《史记》，指出《史记》“无论在史学上、思想上、文学上，都是站在当时社会第一线的，就现在来说，还是光辉的”。《四书》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不读《四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也就不深刻。而《昭明文选》集六朝以前的各种诗文，可以作为泛读材料，帮助我们理解古文，正如俗语说：“文选烂，秀才半。”他给史学史专业的同学推荐了30部著作，分别是：《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这么多的书，自然不可能一下子读完，于是，白先生提倡有重点地读书，在重点书目之中，需选择重点的篇章。他认为，中国史书中“四史”和“六通”是重点，“六通”之中，则以《通典》和《文史通义》最为重要。

其次，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白寿彝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视为解决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熟悉自己的理论武器，就很难谈到该怎么利用它。他的《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著作，就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编纂而成的。白寿彝先生还把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放在第一位，他的弟子瞿林东先生曾这样回忆道：“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7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一卷;8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

此外，白寿彝先生的《要认真读点书》一文，还向读者们推荐了《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典批判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哲学笔记》和五四以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书。

最后，还应当认真读当前出版的新书。他举《吕氏春秋·察今》的例子，告诉人们“以近知远”“以今知古”，指出关心今人对史事的研究，从已经取得的基础上以达到提高的目的，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治学方法。他大力提倡通过读书会或写书评的方式进行评议，强调“不捧场，也不挑眼”，有利于推动读书风气、交流学术意见、开阔学术视野、指导青年学生进修，从而提高治史水平。

读书要有方法

精读在先，博览在后;精读为主，博览为辅。古人多主张由博返约，但白寿彝先生认为，此法仅适用于有一定学术根底的人。对于初学者来说，精读犹如开井，博览犹如开水沟，“水沟几丈长，但水只有几寸深，太阳出来一晒就干了。井虽小，但有几丈深”，所以应该精读在先，博览在后，“先开井，后开沟，要以井水浇沟水”。踏踏实实掌握一两部书，有了对某一学科的基本认识，再“博览群书，就有了破竹之势”。

对于精读的方法，他提出“读书五到法”：“眼到，要字字句句看得明确;耳到，要倾听教师的讲解并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口到，要诵读，要提问;手到，要手头勤快，善于记心得、记疑问、记精辟的意见，勤于查阅工具书;心到，要好学深思，要在前四到中处处都有心到。”此外，他提倡熟读成诵读，即朗读的东西最好都能背诵。文章烂熟于胸，运用时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背诵要“口而诵，心而维”，嘴里诵读，心里也得思考，这才有助于记忆和思维活动。

博览为的是开阔视野，故博览不止局限于多看历史书，还应多看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甚至是看电影、看篮球赛、参加舞会等，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这些都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正如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如果我们对生活加以观察，对工作认真反思，把博览看做是一种休息，那么生活也就变成了一种研究。

阅读原典，直接理解;重在创新，贵在自得。白寿彝先生提倡知识的获得，不能只靠“耳食”，即光聽别人讲，而应通过自己阅读原著，直接理解。顾炎武在其《与人书十》中以“铸钱之法”喻书之纂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乎？”白寿彝先生则以“铸钱之法”喻读书撰文之法。他认为撰文应学古人铸钱，需得自己阅读原典，而不是拿别人的成品或半成品来裁剪、加工再利用。

阅读原典要善于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见解。白先生认为“读有紬绎之意”，即读书不仅是认真琢磨，一字一句地钻研，而且还要概括和提炼，形成自己的见解。他十分推崇司马迁“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读书方法，这里的“紬”就是白寿彝先生推崇的“读”，即每说到读了什么书之后，紧接着发出一篇议论。正是沿着这种读书治学的方法，司马迁最终写成了《史记》这一皇皇巨著。

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不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都要循序渐进，踏踏实实，长期坚持，“走一步是一步，走一步向前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他总结人们读书的毛病为“二成二了”。所谓“二成”，即坐享其成，急于求成;“二了”即是差不多了、不想干了。这种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做法，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如果能够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工作深入思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运用，不断取得进步，再在更高的层次上读书、思考、进步，坚持也变得不难了。

与白寿彝先生所处的年代相比，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知识更容易获得了，但是也更加碎片化。我们究竟该如何读书，怎样系统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白寿彝先生站在世纪之交，也许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成都市新都区第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