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彦瑜 李春华 廖粤军 李 燕,3 董旭辉,3

(1.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州 510006;2.湖泊水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环境保护湖泊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2;3.广州大学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正逐步威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1]。21世纪以来,受农业集约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湿地面积减少、质量与功能持续下降,湿地及其流域环境退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2]。因此,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对地球系统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进行评估,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当前的挑战。为了避免在全球范围内因超过阈值而引起的地球系统崩溃,Rockström等[3]提出了一种指导全球可持续性发展的新方法——“地球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来界定人类社会能够安全运行的安全操作空间。地球边界代表着地球关键系统(如海洋酸化、化学污染等)过程的阈值,由于超越阈值将会触发生态系统的非线性变化或突变,因此超越一个或者多个地球边界可能会带来负面甚至灾难性的影响[3]。进一步地,Raworth等[4]把代表人类福祉的11个社会基础和表征地球关键系统过程的“地球界限”相结合,并称之为“安全公正空间”(Safe and Just Operating Space,SJOS)。社会基础是对实现人类福祉的期望,反映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低标准。换言之,如果超越了地球界限,地球系统将会面临生态破坏;如果没有满足社会基础的最低标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将难以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