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多认为“礼教”是“旧传统中束缚人的思想行动的礼节和道德”，是反动的“封建糟粕”。在“五四”时代，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如吴虞，甚至把“礼教”与“吃人”相等同，宣称：“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与此种认知相关，“礼教”事实上已经完全退出了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礼教”经典如《礼记》等也就成了只能供少数专家进行“学术研究”的文化“化石”。然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考察“礼”“礼制”和“礼教”的本质，回归“礼”“礼制”及“礼教”的真精神，重塑契合“礼”之本质及新的时代机宜的“礼制”“礼教”。

“礼”之起源甚早，至少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顺天地之纪，幽冥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意指黄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与亡的原因”而建立了一套“礼制”。现代学者认为，“礼”起源于远古氏族社会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巫术礼仪，这套“礼仪”大概相当于后世所谓未成文的“习惯法”。到了“三代”特别是殷周，这套作为“习惯法”的“礼仪”不断改革完善，至周初而集其大成，形成了蔚然大观的系统性“礼制”。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礼”虽然是在“殷礼”的基础上“损益”而成，但这一“损益”就其实质而言却是“革命性”“结构性”的“礼制革命”，是包括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和伦理在内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可以说据此而实现了根本性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