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琳， 南健翀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于1983年辞职开始创作《宠儿》[1]269，此时正值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走入低谷，保守主义回潮，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女权运动愈演愈烈。这在《宠儿》序言中可见一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辩论风起云涌。同工同酬，同等待遇，进入职场、学校……以及没有耻辱的选择。是否结婚。是否生育。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令我关注这个国家的黑人妇女不同寻常的历史”，于是莫里森借“玛格丽特·加纳”的真实故事“探索历史语境中真实的潜台词，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这样才能将她(玛格丽特)的历史与自由、责任以及妇女‘地位’等当前问题联系起来”[2]Ⅲ。有鉴于此，解读《宠儿》需与“当前问题”即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的社会语境相结合。1983年，莫里森在以《女人、种族和记忆》为题的演讲中详细论述了当时美国的三类妇女群体：女权主义者、反女权主义者和不结盟的人道主义者，并称反女权主义者“厌恶ERA(《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s)、有求必应式的堕胎以及其他大量女权主义目标”[1]85，可见莫里森本人十分了解这场妇女运动及其焦点问题①此文为莫里森于1989年5月9日在纽约皇后大学发表的演说，但根据其中“1868年一位45岁妇女向美国参议院索要拖欠了三年的薪水”和“距离这位妇女最初的要求已经过去了115年”两处线索可知，讲稿写于1983年。。由于我国的美国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晚，对反女权运动的研究有限，导致对其奇特性和对美国政治社会的影响程度重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