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洲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研究所[文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5）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号南丰，南丰（今属江西）人。嘉祐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相比世人一致推尊的文章之名，对于曾巩的诗歌创作，世人多有不同的看法，自北宋起，就出现了对其诗作成就引以为憾的论调，其源自曾巩的两位学生。

其一为秦观。秦观曾言：“曾子固文章妙绝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1]他认为曾巩的诗词远不及文章工妙。这句话由孙觌转录于与好友曾慥的书信中，此语一出，天下人以为口实。虽然孙觌并不同意此论，认为曾巩诗卓然有济世之用，但秦观的言论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如时人彭几曾言，生平有第五恨：“第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桔大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2]90其中，第五恨代表了当时一般民众对曾诗的认知态度。

其二为陈师道。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3]这两位学生的言论影响了北宋士人对曾巩诗歌评论的基本论调，并为叶梦得《石林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转述，成为曾巩诗名为文名所掩的肇始。

纵而观之，历代对曾巩诗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钱锺书先生在 《宋诗选注》中说：“从此一场笔墨官司直打到清朝，看来判他胜诉的批评家居多数。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4]诚然，与北宋初期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喜雕琢、追求理趣等诗歌风尚不同，曾巩的诗既有对现实的反应，又有对生活的感悟，他以创作实践力纠西昆体之弊，主真情实感，具有自然、清隽等特点，在北宋诗坛别具一格，其诗在中国古代诗坛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曾巩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为研究视角，考察曾巩诗歌的创作特点，以及在不同时期的风格主脉。

一、入仕之前：自然雄放

曾巩自幼警敏，“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日草数千言”[5]798，自庆历以来即文名天下。从其传世诗文集的收录情况看，至晚在居南丰的少年期间已开始诗歌创作。关于曾诗的艺术渊源，钱基博云：“曾巩为诗则又语质而意警，气雄而格老，不为东坡之烂漫，亦异山谷之生僻；而跌宕昭彰，自然遒变，远绍杜陵，近追欧公。”[6]认为曾巩诗学杜甫、欧阳修。与苏轼之烂漫不同，曾诗气势放纵不拘，文意鲜明；与黄庭坚之生僻不同，曾诗自然而富于变化。萧统在评论陶渊明的文章时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7]由此可见，钱先生充分肯定了曾巩诗在北宋诗坛的别具一格。

曾巩一向倾慕李白，以“轶群绝类”“杰立人上”[5]533誉之。他曾整理《李白诗集》，在序文中盛赞李白的诗“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5]194。李白浪漫恣肆、雄浑奇伟的诗风对曾巩学诗产生了重要影响，曾诗多有恣肆纵横之笔，尤其是早年的创作，如其《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

麻姑之路摩青天，苍苔白石松风寒。峭壁直上无攀援，悬磴十步九屈盘。上有锦绣百顷之平田，山中遗人耕紫烟。又有白玉万仞之飞泉，喷崖直泻蛟龙渊。丰堂广殿何言言，阶脚插入斗牛间。樛枝古木不记年，空槎枵然卧道边。幽花自婵娟，林深为谁妍？但见尘消境静翔白鹤，吟清猿，雏禽乳鹿往往嗥荒颠。却视来径如缘絙，千重万叠穷岩峦。下有荆吴粟粒之群山，又有瓯闽一发之平川。弈棋纵衡远近布城郭，鱼鳞参差高下分冈原。千奇万异可意得，墨笔尽秃谁能传？丈夫舒卷要宏达，世路俯仰多拘牵。偶来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辞嚣喧。罗夫子，一日远补东南官，爱此层崖峻壑之秀发，开轩把酒可纵观。喜此披霄插汉之夐起，出门举足得往还。罗夫子，一尉龙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阖境年年枹鼓闲。几案剸裁得休暇，山水登蹑遗纷烦。我行送之思故园，引领南望心长悬。[5]57-58

从山脚仰望绝壁之险峭，到山中古木幽泉之空静，再到山巅俯视川原之浩荡，从述景到状物，从山写到人，以攀援所行所见为线索，曾巩从各种角度描绘了故乡麻姑山的秀蔚与深峻。全诗闳肆洒脱，无论章法、气势、意境都与李白《蜀道难》相似，有一定的模仿痕迹。而两首作品的不同在于意蕴。同样为送别诗，李白的《蜀道难》意在劝好友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还。而曾巩此诗是鼓励好友怀四海之志，往赴任上报国济世，此区别也彰显了李白的浪漫之思和曾巩的醇儒之志。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曾巩此诗不逊于欧阳修的《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欧诗作于皇祐三年（1051），与曾巩的《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大致同期。当时，欧阳修每以此作自诩，亦得到不少赞誉，如梅圣俞曾言：“一诵‘庐山高’，万景不可藏……设令古画师，极意未能详。”[8]比对两诗，皆有一气呵成而又有盘旋往复、上下翻翔的笔力，相比当时的诗风，令人耳目一新。而因曾巩时身居远郡，诗名未著，故《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并未得到诗坛相应的关注。曾巩之学李白，取其气，但不似李白放任恣逸，让灵气横冲直撞，激荡出电光火石。曾巩更期望“中以法度”，将闳肆之气深涵积淀，让其在文才的力度和逻辑的法度驾驭下，层层散发醇厚温润的光泽，以形成独特的雄浑之势。如其《初冬道中》，诗语虽不恣肆，但表达的壮志未酬及凌云豪情却气势磅礴。

潦退蛟螭不可逃，溪潭清澈见秋毫。欲霜日射西山赤，渐冷天腾北极高。秀色更浓唯竹柏，孤根先动是蓬蒿。感时一抚青萍叹，马踏西风气自豪。[5]730

曾巩正值年少意兴，行文自有一种青春飞扬的盛炽，欧阳修称当时他的风格如“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9]。北宋中书舍人王震亦称曾巩“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慓鸷奔放，雄浑瑰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5]810。这其实也是曾巩早期诗作的特点。李白对曾巩的影响，不仅在于其早年诗歌创作，还在于他的诗学思想。如赞誉好友丰稷的诗才“闳材壮思风雨发，绿鬓少年冰雪清。读书一见若经诵，下笔千言能立成”[5]71。称赞齐州青、郓二学士的辞章为“雄放瑰绝可喜之辞”[5]215。指称孙之翰的诗风“更能议论恣倾倒，万里一泻昆仑渠。谁为胸中斡太极，元气浩浩随卷舒”[5]5。

如果说，曾巩早期的雄放诗气是其学诗取径和少年心性使然，那么他此阶段的自然诗语则与当时的诗风有关。西昆体的雕润密丽逐步影响了当时的诗坛风尚乃至科举诗歌评卷标准，成为北宋初年盛行的诗歌流派，其影响力至杨亿等人去世仍然留有余绪，晏殊等人成为西昆体后期的代表人物。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多次提到西昆体和西昆诗人，所谓：“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几废而不行。”[2]5西昆体追求辞藻华美、声律谐和、对仗工整，雕琢痕迹明显。与西昆体相对，曾巩少作诗语质朴自然，他追求的是与之迥异的“绝去刀尺，浑然天质”[5]526的风格。因此他推誉李白之诗“大巧自然”，称赞强几圣之文“气质浑浑，不见刻画”[5]203，曾巩在自己的创作中，此主旨颇多显现，如其《送王补之归南城》：

瘦马君将去，清樽我漫开。眼看新雨露，身带旧尘埃。但喜丹心在，休惊白发催。穷通莫须问，功业有时来。[5]724

此诗行文宣畅明快，送别之情如行云流水自然流露。又如其《上翁岭》中“时见崖下雨，多从衣上云”[5]8，清人何焯评曰：“王、孟不过也。”[10]555其《秋怀》句“流水寒更澹，虚窗深自明”[5]69，清代潘德舆认为“颇得陶、谢家法”[11]。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人物，曾巩不仅在文章创作方面响应欧阳修文道并重的主张，在诗歌创作中，亦以自然质朴的语言力纠西昆体雕丽浮夸、重典迂回之弊。西昆体自北宋初年盛行，直至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新的诗风，曾巩、王安石辈以创作实践应和，西昆体乃告衰歇。明代何乔新评论曾巩的诗“一扫西昆陋，力追《骚》《雅》遗意”①何乔新：《椒邱集》，明嘉靖刻本。，明确指出了曾巩诗作的历史价值。

二、初仕馆阁时期：平实沉着

嘉祐二年（1057），在历尽多次落榜之后，38岁的曾巩终于进士及第，并与曾氏兄弟创造了“一门六进士”的文坛奇迹。翌年春，曾巩正式步入仕途。先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任司法参军。嘉祐五年（1060），得时任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的欧阳修举荐，曾巩入京编校史馆书籍，开启了9年的史馆生涯。

曾巩的史学积累早在皇祐年间所作《本朝政要策》五十篇中已为人瞩目，清代学者何焯评之曰：“读此卷乃知南丰史才。”[10]634事实上，曾巩仕宦生涯26年，其中有近11年充任与史学相关的职务，包括编校史馆书籍、馆阁校勘、英宗实录检讨官、史馆修撰等，曾巩的名篇《唐论》以不足二百字概括唐以前千余年的历史及其得失，为其文史交映之作的典范。王安石《赠曾子固》曾言：“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人犹为班与扬。”[12]以史学大家班固、扬雄相喻。在王安石眼中，曾巩首先是史学家，其次才是文学家。

在史馆九年，曾巩校勘了《陈书》《鲍溶诗集》《李白诗集》《新序》《说苑》等大量古籍，并每校一书，必写叙录。就数量而言，初入仕途这段时光，他的文学创作以文章为主，诗歌创作相对较少。就风格而言，曾巩开始敛束起年少意气，诗心与史才结合，诗作逐渐呈现出平实沉着的风貌。相对于早年自由放意的自然书写，此时曾巩以史笔彰显遣词造句的凝练与法度，诗得平实之貌。相较于早年恣肆雄放的意气，曾巩此时以史识收聚诗力，入沉著之境。

初仕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倍感压力，自言“在官折节于奔走，悉力于米盐之末务，此固任小者之常，无不自安之意。顾初至时，遇在势者横逆，又议法数不合，常恐不免于构陷。”[5]263-264无论生活与职任，都让他颇为不适应，自此更加谨行慎言。《戏书》云：“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君不见，黄金满籝要心计，大印如斗为身雠，妻孥意气宾客附，往往主人先白头。”[5]61无论叙与议，都质朴直白。曾巩此阶段慎于言情，更期望以真切的现实直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嘉祐六年（1061），曾巩与好友王安石同在京师，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以“坐而论道”为由请为皇帝坐讲，朝野议论纷纷，曾巩作《讲官议》讽之。这年秋天，曾巩访王安石并作《过介甫》：

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淡尔非外乐，恬然忘世喧。况值秋节应，清风荡歊烦。徘徊望星汉，更复坐前轩。[5]63

与其文章表现手法相类，曾巩诗中如实铺叙二人相见的过程，对王安石的劝诫，则欲言又止，结句的“徘徊”与“复坐”既是对自己动作的描绘，更是表达内心的纠结与反复，乃至讽劝无效后的惆怅，平淡而又有深意。

曾巩亦擅用史识提升诗力与诗义。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为毛延寿正名，又认为王昭君得胡恩深，或有其所乐，但她未以个人私情而改变归汉的心志。此诗一出，诗坛和者甚众，包括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刘敞等人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嘉祐五年（1060），曾巩《明妃曲》二首云：

明妃未出汉宫时，秀色倾人人不知。何况一身辞汉地，驱令万里嫁胡儿。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延寿尔能私好恶，令人不自保妍媸。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穷通岂不各有命，南北由来非尔为。黄云塞路乡国远，鸿雁在天音信稀。度成新曲无人听，弹向东风空泪垂。若道人情无感慨，何故卫女苦思归？

蛾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无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一辞椒屋风尘远，去托毡庐沙碛深。汉姬尚自有妒色，胡女岂能无忌心？直欲论情通汉地，独能将恨寄胡琴。但取当时能托意，不论何代有知音。长安美人夸富贵，未央宫殿竞光阴。岂知泯泯沈烟雾，独有明妃传至今。[5]58-59

此诗委婉沉著，发诸家之未发。曾巩认为，王昭君的命运固然悲凄，然而，如果她因对毛延寿有所托而留在汉地，或许亦如汉宫中无数的女子，最终如烟雾幻化，于史册中荡然无存。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曾巩此辩证的历史观大为钦佩。

嘉祐七年（1062）三月，曾妻晁氏病逝京师，曾巩不久有《合酱作》：

孺人舍我亡，稚子未堪役。家居拙经营，生理见侵迫。海盐从私求，厨面自官得。拣豆连数晨，汲泉候将夕。调挠遵古书，煎熬需日力。庶以具藜羮，故将供脍食。岂有寄径忧，提瓶无所适。但惭著书非，覆瓿固其职。[5]63-64

曾巩贫且病，妻子离世，二子尚幼，生活之凄楚自难尽言。家道消乏，做酱供食，曾巩以平实的语言，白描铺叙每个步骤，貌似流水账，实则为了表达自己“遵古书”为膳的不熟悉和不得已，以寄托对妻子深深的怀念。在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中融入典故，平添了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力度。

曾巩力主儒家诗教，要求诗要合于儒家之理，裨补时政。对于史笔的运用，贯穿了曾巩诗歌创作的全过程，而在此初仕馆阁时期，则主要集中在语言和史识两个方面。其他阶段，则更集中地体现在内容上。曾巩的诗作中有不少反映现实，力求经世致用的作品。如《胡使》记录北宋朝廷对胡敌软弱无力的惨痛历史；《韩玉汝使归》赞颂北宋将士“士勇践胡尘，马骄嘶塞草”[5]62的功绩；《湘寇》痛陈当时朝臣以党争为首，导致除寇不力的史实。还有《西楼》《城南》《楚泽》《追租》等大量记录民生的作品，诗史互证，反映了曾巩力行儒家以诗歌美刺褒贬的传统，以讽颂立为诗歌之首务的文化心态，与其强调文以载道的创作论相呼应。

三、由越州至齐州：明洁清健

熙宁二年（1069），曾巩从京城赴越州任通判，自此开启了转迁七州的外任生涯。曾巩的诗歌创作开始发生了三个转变：

其一，诗歌创作的数量增多。《曾巩集》共收诗400余首，熙宁二年（1069）曾巩50岁之前，所作诗大约130首，仅占总数的三成，其余七成为外任七州后的14年所作。尤其是外任初期，曾巩仅在齐州一地就创作了70余首诗，占总数的近两成。

其二，诗歌题材向生活趋近，心理描写趋增。曾巩一生颇多磨难。8岁失恃，29岁失怙，此后独自撑持一个20余人的大家庭。他携兄弟耕读南丰多年，进士及第后不足一年，家中又有数人过世。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儒训总让他将自己的情绪潜藏得很深。而出任越州后，远离政治中心，生活的压力亦有所缓和，曾巩紧绷的神经于是逐渐放松，生活及感悟开始成为曾巩频繁吟咏的对象。在曾巩到越州的第一个春天，他即往鉴湖散步，写下了《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风荡漾吹湖波。著红少年里中出，百金市上裁轻罗。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吴歌。放船纵棹鼓声促，蛟龙擘水争驰逐。倏亲忽远谁可追？朝在西城暮南溪。夺标得隽唯恐迟，雷轰电激使人迷。红帘彩舫观者多，美人坐上扬双蛾。断瓶取酒饮如水，盘中白笋兼青螺。生长江湖乐卑湿，不信中州天气和。

东南溪水来何长，若耶清明宜靓妆。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镜里。春风来吹不生波，秀壁如奁四边起。蒲芽荇蔓自相依，踯躅夭桃开满枝。求群白鸟映沙去，接翼黄鹂穿树飞。我坐荒城苦卑湿，春至花开曾未知。荡桨如从武陵人，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转不知远，手中红螺岂须劝。轻舟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湔裙。家住横塘散时晚，分明笑语隔溪闻。[5]67

第一首诗颇似一幅江南风俗长卷，记录了越州百姓春天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第二首则为一幅鉴湖春色图。何焯评曾巩此二诗为“变调”[10]560，的确看出了曾巩诗风自此的不同。江南水乡浸润了曾巩的心田，他开始有闲情和细意留意身边的簇簇清花、淡淡野草、漫漫水岸，为此写下了《看花》：

春来日日探花开，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赋妍华无健笔，拟酬芳景怕深杯。但知抖擞红尘去，莫问鬅鬙白发催。更老风情转应少，且邀佳客试徘徊。[5]93-94

又有《会稽绝句三首》：

花开日日去看花，迟日犹嫌影易斜。莫问会稽山外事，但将歌管醉流霞。花开日日插花归，酒盏歌喉处处随。不是心闲无此乐，莫教门外俗人知。年年谷雨愁春晚，况是江湖两鬓华。欲载一樽乘兴去，不知何处有残花。[5]94

曾巩从二月二看花看到谷雨，仍意犹未尽。在浣纱亭边，他又亲手种下一株梅花，一年后，在齐州任上的曾巩，仍然不忘那株越州之梅：“浣沙亭北小山梅，兰渚移来手自栽。今日旧林冰雪地，冷香幽艳向谁开？”[5]99诗歌已然成为他沉浸入世俗生活的一个通道。

其三，诗风从平实转向明洁，从沉著转向清健。如果说，曾巩诗语从早期的自然转为平实，主要是心性的内敛使然，那么此阶段的平实变为明洁，则更多是审美表达的提升所致。而由于情绪的舒展，意兴的振扬，曾诗的意境也渐为宽阔光澈，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清健气度。

熙宁三年（1070），好友孙觉知湖州，他遍搜汉唐碑刻，在府治内筑墨妙亭，曾巩以诗相寄：

隆名盛位知难久，壮字丰碑亦易亡。枣木已非真篆刻，色丝空喜好文章。岘山汉水成虚掷，大厦深檐且秘藏。好事今推霅溪守，故开新馆集琳琅。[5]114

从遣词造句的技巧来看，此时曾诗已渐入成熟，过去弥漫于字句间的紧张感消失了，转而明朗光洁。曾巩从丰碑壮字中超越出来，看到了世间一切或深或浅的印记，都将消散泯灭，最终走向虚无，颇有理致。这首诗是曾巩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折标志，此后，曾巩的诗境不断开阔，诗中不仅言志，更言情；不仅纵横史笔，更点染闲笔；不仅阐道，更抒真意。

熙宁四年（1071）的元宵节，咨臣郎中设宴钱塘祥符寺，曾巩侍陪。酒宴中作《钱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丈燕席》：

月明如昼露华浓，锦帐名郎笑语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风。红云灯火浮沧海，碧水楼台浸远空。白发蹉跎欢意少，强颜犹入少年丛。[5]96

诗婉丽明静，气息从容，有唐人风调。元代方回评之云：“非精于诗者不到此。”[13]明代高濂在《玉簪记•琴挑》中更以“月明云淡露华浓”[14]化用本诗首句。曾巩此时驾驭诗的能力渐长，空间疏朗而有清气流动。曾巩迁齐州后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齐州本为难治之郡，而经他殚精竭虑之治，一年以后状况大为改观。对于这段经历，曾巩在《齐州吟稿》自序中记录到：

余之疲驽来为是州，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几息。岁又连熟，州以无事，故得与其士大夫及四方之宾客，以其暇日时游后园。或长轩峣榭，登览之观，属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纵舟上下。虽病不饮酒，而间为小诗以娱情写物，亦拙者之适也。[5]215

《齐州吟稿》为曾巩在齐州所作诗歌集。齐州的山水进一步滋养了曾巩的心灵，或为名山胜水陶醉，或为民安年丰欣悦，他写下了大量的诗作，在《曾巩集》所收诗400 余首中，有70 余首即作于齐州。而不止于数量的飞跃，其诗歌质量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如《北渚亭》：

四楹虚彻地无邻，断送孤高与使君。午夜坐临沧海日，半天吟看泰山云。青徐气接川原秀，常碣风连草木薰。莫笑一樽留恋久，下阶尘土便纷纷。[5]106-107

此诗是与友朋小酌所作，表达心中远离尘俗，不问世事的陶然之思，结句有深意，颇有宋诗的理趣。全诗气势磅礴，清旷超逸，自信飞扬，颇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精神状态。其《北渚亭雨中》诗云：

振衣已出尘土外，卷箔更当风雨间。泉声渐落石沟涧，云气迥压金舆山。寒沙漠漠鸟飞去，野路悠悠人自还。耕桑千里正无事，况有樽酒聊开颜。[5]112

这场雨下得泉声跌宕，故此诗也气势开张，“振衣已出尘土外，卷箔更当风雨间”句颇有画面感，更深有寄托，表达在风雨间振衣而前的人生态度，清健有力。而对于齐州的西湖，曾巩更多的是抒写柔情，诗风也愈见宽舒明洁。

湖面平随苇岸长，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风露荷花晓，六月蓬瀛燕坐凉。沧海桴浮成旷荡，明河槎上更微茫。何须辛苦求天外，自有仙乡在水乡。（《西湖》其二）[5]102

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湖照眼明。鱼戏一篙新浪满，鸟啼千步绿阴成。虹腰隐隐松桥出，鹢首峨峨画舫行。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西湖纳凉》）[5]109

齐州时期，曾巩诗语的节奏明显缓和，不似失怙之后奔走四方的急促，亦不类馆阁内临灯校勘的紧张。在齐州，曾巩的内心有了一种定力，妻子早亡之痛渐为愈合，其诗显露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意态，如《早起赴行香》：

枕前听尽小梅花，起见中庭月未斜。微破宿云犹度雁，欲深烟柳已藏鸦。井轳声急推寒玉，笼烛光繁秉绛纱。行到市桥人语密，马头依约对朝霞。[5]102

首句着一“听”字，既将梅花绽放的饱胀之态写尽，又将黎明之静谧描出，点出了“早”字。后三联则是一幅黎明人家的生活画卷，其中有视线的逻辑、行为的逻辑、情绪的逻辑，一如其文章，心思缜密。却又不繁冗，因其中有云雁、柳鸦、井轳之声，微云、寒玉、绛纱之色将所有意绪宣散开来，让诗气自由出入，自有一种清朗气度。

总体而言，曾巩此阶段的诗作气息饱满，有时从容优游，以成清和气象。如其《郡楼》：“满眼青山更上楼，偶携闲客此闲游。飞花不尽随风起，野水无边带雨流。怀旧有情惟社燕，忘机相得更沙鸥。黄金驷马皆尘土，莫靳当欢酒百瓯。”[5]116又如《凝香斋》：“每觉西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诸侯。一尊风月身无事，千里耕桑岁有秋。云水醒心鸣好鸟，玉沙清耳漱寒流。沉烟细细临黄卷，疑在香炉最上头。”[5]106有疏放快意，以成清健之态，如其代表作之一《咏柳》：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5]108-109

“柳”“留”谐音，是古人送别常用的意象。又因其柔美，亦多用于景语以渲染幽情。而曾巩的这首《咏柳》却颠覆性地将一向以美好、凄婉定位的柳树解读成倚风起势、蒙蔽日月的乱条，又以“清霜”一语双关作结，字句中盘旋着一种力量感，可谓佳构。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此作“必指熙宁少年喜事之徒”[10]564。相比于同时期北宋诗坛的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曾巩越州之后的诗歌风貌开始更明显地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

四、从襄州到京师：典雅深隽

离开齐州之后，曾巩于熙宁六年（1074）往赴襄州，此后又转徙洪州、福州、明州、亳州，于元丰三年（1080）年回京，直到元丰六年（1083）于中书舍人任上去世。这十年，曾巩的诗歌创作进入成熟期，其诗语由明快锻炼为典雅，意境由清健沉著为深隽，更得诗之韵致。

(一)以醇厚感渲染典雅之气

所谓典雅，即典重风雅。曾巩文章向以雅洁著称，其诗艺圆熟后，擅以字句的前后照应，意气的上下贯通，浑然一体，展现诗歌的雍容气度、澹古韵致，形成典雅之气质。熙宁八年（1075），曾巩自襄州往洪州赴任，途经安州适逢大旱，曾巩登西楼作《晚望》：

蛮荆人事几推移，旧国兴亡欲问谁？郑袖风流今已尽，屈原辞赋世空悲。深山大泽成千古，暮雨朝云又一时。落日西楼凭槛久，闲愁唯有唯此心知。[5]84-85

时事的沉痛、兴亡的沉重、时空的沉沦，一如当时的暮影沉沉，他以标题的“晚望”和末句的“闲愁”呼应，消解诗中不得已而置身事外的怅郁，含蓄典重。又如同期的《遣兴》：

青灯斗鼠窥寒砚，落月啼乌送迥笳。江汉置身贫作客，溪山合眼梦还家。百忧忽忽丹心破，万事悠悠两鬓华。谁与健帆先度鸟，更无留滞向天涯。[5]82

此为夜泊汉江所作。江面之上，是漫天星斗。河岸两旁，灯火疏疏落落，悲笳隐隐约约。结句是归乡人的普遍情态，而近乡情怯的深层心绪融入了景语中，情景交融且凸显了风雅之气。如熙宁十年（1077）在福州所作《夜出过利涉门》：

红纱笼烛过斜桥，复观翚飞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5]132

此七绝典雅而有余韵。前两句为动态画面，用城墙的摩天绵延、殿宇的华美巍峨，对比红灯一盏、瘦影一点、小桥一斜，充斥两者之间的是茫茫的夜色与无边的寂静，此为空间的对比。而以纱笼的晕红点染城楼的黝黑，则为色彩的对比。后两句是泛舟水上的静态画面。月华满堤，潮水漫溪，画船一点，自在飘摇。画船的斑斓波影与满幅莹白月光，为色彩的对比。潮水的声浪与明月的静谧，为声音的对比。短短的28个字，即构建了两幅连贯的画面，四组空间、色彩、声音的对比，诗意与画意交叠，用思精巧，堪称曾巩的佳作。

元丰二年（1079）夏，在往亳州路上，曾巩行经润州，在甘露寺多景楼上作七律一首：

欲收嘉景此楼中，徒倚阑干四望通。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外风。老去衣衿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甘露寺多景楼》）[5]118

暮空靛蓝，新月初升，僧人诵经的梵呗与远处的江波迭起，声声呼应内心的波澜，深沉郁密。诗语自然而醇厚，意态高旷，气度雍容。

（二）以画面感打造深隽之境

熙宁七年（1074）春，谷城县令丰稷任满辞行，曾巩在襄州以诗《送丰稷》相别：

桃花染破南山青，汉江此时春水生。客舟相语人夜起，劲橹乱江群雁声。[5]71

首句着一“破”字，传神地写出了春天降临，桃红与山青鲜明对比，桃花一朵一朵、一树一树渐次开放的动态，让胭脂水色从纸面点染开来。下句的人语、江涛、雁声则如诗之余韵，在画面缭绕，增加了诗作的纵深感。在襄州岘山亭上，曾巩与好友张伯常话旧，有《岘山亭置酒》：

石磴萦回入杳冥，筠松高下簇虚亭。春归野路梅争白，雪尽沙田麦正青。马窟飞云临画栋，凤林斜日照疏棂。长年酒量殊山简，却上篮舆恨独醒。[5]124

此诗如一幅立轴《春饮图》。首联从远景展开，是遥望岘山的层层石磴，蔼蔼松林；是俯瞰襄阳城郊的野梅如云，新麦正青。颈联将视线拉到画的中景，有画栋之华美，疏棂之静修。尾联为画轴的近景，有主客漫饮，欲醉还醒。

葛叶催耕二月时，斜桥曲岸马行迟。家家卖酒清明近，红白花开一两枝。（《出郊》）[5]131

此诗作于福州，诗语清新自然，与清明时节的天光山景相谐。而结句在风中摇曳的春花，一如在青绿山水画中晕染的几笔绛粉色，既丰富了画面的层次，又平添动感。春风中轻轻摇曳的花影，与缓缓而行的马蹄声相和应，此惬意与从容的节奏，一如曾巩在福州得治后的心情。在福州，曾巩还有《城南二首》，其一云：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5]131

这是曾巩的代表作之一。诗中横塘之静与飞花之动组成对比，乱山高下与齐齐草色形成对比，表达的是美好的春天行将逝去，而青青小草虽朴素无华，却能以强大的生命力在时光中走得更远。这是一首描写春景的诗，更是曾巩的自况，深隽流畅，结韵悠长。

元丰元年（1078）八月，在福州任满一年，曾巩终于收到了改判他往太常寺的诏书。他喜出望外，九月即启程，并连作《北归》诗三首，其中“江海多年似转蓬，白头归拜未央宫。堵墙学士惊相问，何处尘埃瘦老翁”[5]133，有唐人风味，何焯评之曰“颇似梦得”[10]566。而诗意更类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行笔至此，曾巩的诗走向了心手自如的自由状态。

五、结语

概而言之，可以从两个维度探究曾巩诗风的衍变。以时间顺序而论，越州时期，曾巩的诗较前期扩大了题材，涉及生活与自然。齐州时期，曾巩诗心放达，抒泄情感，达到第一个创作高峰。襄州以后的诗，进一步提升，更注重综合的审美表达，并在福州时期达到第二个高峰，渐入圆融之境。以诗风意境而论，曾诗则呈现出明暗轮动、收放交替而螺旋向上的发展轨迹。入仕之前的“自然雄放”是基于天性的放达，诗面透亮。初仕馆阁时期的“平实沉着”是基于生活经历积累的收束，诗面深幽。由越州至齐州期间的“明洁清健”是基于文化心态变化的散畅，诗面莹泽。从襄州到京师期间的“典雅深隽”是基于创作与审美成熟的凝聚，诗面温润。

自北宋起，曾巩即文名天下。相对于其文的早熟，曾巩的诗作成熟略慢，在出仕越州以后，即52岁之后方渐入佳境。曾诗情意真醇，既承传了唐诗的自然清隽，又有宋诗追求内蕴的温厚，尤其七言绝句，得清深婉约之致，成就最高。因此，曾诗在唐宋八大家中，乃至在宋诗中，皆毫不逊色。清人姚莹重新细读曾巩的诗文集《元丰类稿》后作《论诗绝句》云：“文掩诗名曾子固，论才合于亚欧王。南丰类稿从头读，遗恨何人比海棠。”[15]认为曾巩的诗名为文名所掩，且仅次于欧阳修、王安石。清人方东树更云：“以句格求之，则其（曾巩）至者，直与陶、谢、鲍、韩并有千古。其次者亦非宋以来诗家所梦及。”[16]16对曾巩的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诗尚理，故多以理胜而逊于情致。虽曾巩践行“文以明道”的主旨，但他有清晰的文体意识，对诗歌与文章有不同的定位。在诗歌中，他追求内蕴，但并不强言道与理，其清健深隽的表达，为北宋诗坛增添了别具一格的清新气象，对于纠正宋初以来浮华雕琢的西昆体诗风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宋史》评价曾巩，称其“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17]。主要从其文章成就的角度而言。而综上所述，若论曾巩的诗歌成就，此评价或亦可沿用。但一如方东树所云：“惜乎世罕传诵，遂令玄文处幽，不得与六一、介甫、山谷并耀。岂其文盛而诗晦，亦有命存耶？”[16]16在对唐宋八大家的研究中，“玄文处幽”的曾巩诗，须如其文章一样，亟待更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