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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删定农书《兆人本业》探析

2021-01-31杜成辉胡玉平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关键词:月令

杜成辉,胡玉平

(四川文理学院 a.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b.图书馆,四川 达州 635000)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多重视劝民务农,甚至官撰农书,用以指导农业生产。武则天当政期间,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她曾组织编撰农书《兆人本业》,为我国第一部官修农书,在唐宋时期被普遍传录,在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后来失传,后人对其体例和内容难以详知。在唐人文集中有许多关于《兆人本业》的记述,在《崇文总目》《困学纪闻》和《玉海》等书中也收录有该书。迄今为止,虽有学者从历代农书概述和节日习俗介绍等方面对其作过探讨,①对于正确认识该书的性质和影响大有裨益,但尚无专门探讨其体例和内容的著述。本文试结合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对其内容和影响等相关情况作一探究。

一、《兆人本业》的编撰

《兆人本业》又称《兆人本业记》,为武则天在垂拱二年(686)组织撰写,是我国最早的官修农书。

(一)“北门学士”编撰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

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规》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1]133

说明《兆人本业》原书应为五卷,由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等奉敕修撰。

《旧唐书·刘祎之传》云:“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1]2846上元(674—676)为高宗年号,上元二年(675)较垂拱二年(686)早11年。上元二年应为这批书目开始编撰的时间,而非撰成的时间,如《臣轨》的撰成时间为垂拱元年(685),而非上元二年(675)。依《旧唐书·元万顷传》和《旧唐书·刘祎之传》的记载,周思茂和范履冰等属“北门学士”,《兆人本业》主要由“北门学士”们编撰。

(二)武太后亲自删定

《唐会要·修撰》载:“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诫》及《兆人本业记》,颁朝集使。”[2]657朝集使为唐朝前期各州每年派往京城述职的使臣。唐时诸州都督、刺史或其上佐,每年轮流朝集,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朝见,汇报民情风俗、属官考课,进纳贡物,聆听敕命。武则天把《兆人本业》赐给这些朝集使,就是要他们把劝农政策贯彻到全国各地去。

《旧唐书·经籍下》载:“《兆人本业》三卷(天后撰。)”,[1]2035将其归入农家类。《新唐书·艺文三》载:“武后《兆人本业》三卷”,[3]也将其归入农家类。《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为三卷,其后书目不见著录。

《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太和二年(828)二月“庚戌,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1]528李绛(764—830)时任太常卿。《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云《兆人本业》初编五卷“藏于秘阁”,而《唐会要·修撰》云将《兆人本业记》“颁朝集使”,当是《兆人本业记》书初成之后,由武则天亲自加以删定,由五卷改为三卷,定名为《兆人本业》,将五卷本藏于秘阁,三卷本颁赐臣下。《兆人本业》一书在当时受到格外重视,显然与武太后的署名有关。

兆人指兆民。唐时避太宗讳,改“民”为“人”,如《旧唐书·经籍下》载:“《齐人要术》十卷(贾思勰撰)”,[1]2035将“齐民”避讳改为“齐人”,故“兆人”即“兆民”。《礼记·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唐柳宗元《礼部贺皇太子册礼毕德音表》:“建天下之本,宗庙以安;致万国之贞,兆人攸赖。”本业指农业。《史记·商君列传》:“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宋陆游《赛神》诗:“家受一廛修本业,乡推三老主齐盟。”《兆人本业》内容包括农俗农事及四时种莳之法等,以农业生产实用技术为主,供州县官吏指导农民耕作之用。

二、《兆人本业》的内容

《兆人本业》书已失传,《崇文总目》《玉海》和《困学纪闻》等书中简略介绍了其内容概要。唐德宗时创立中和节,将进献《兆人本业》作为节日习俗的组成部分,以昭示顺时务本,传承了《礼记》以来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思想。从当时进献农书的一些表奏中,也可以获知其部分内容。

(一)《崇文总目》的记载

王尧臣(1003—1058)等编纂的《崇文总目》,为宋代的官修书目,共著录北宋前期图书三千四百四十五部。该书编纂体例有叙有释,共六十六卷,按四部分为四十五类。《崇文总目》卷三载:“《齐民要术》十卷。《兆人本业》三卷。”[4]将二书放在一起。《宋史·艺文志四》载:“贾思勰《齐民要术》十卷。则天皇后《兆人本业》三卷”,[5]也将二书放在一起,可能《兆人本业》中有不少内容源于《齐民要术》。

王应麟(1223—1296)《玉海·农书》云:

《崇文目》:农家八部二十四卷,始于《齐民要术》十卷。(《齐民要术》记民俗岁时、治生种莳之事,凡九十二篇。)……

《书目》:《兆人本业》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崇文目》三卷。)[6]

书中引用了《崇文书目》对《齐民要术》和《兆人本业》的解释,所言《齐民要术》十卷“记民俗岁时、治生种莳之事,凡九十二篇”,较之《兆人本业》三卷“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七十二篇(另作十二篇或二十篇),二书性质相同,但后者卷数和篇数要少。《兆人本业》应以狭义农业也即种植业为主,辅之以养殖业等,相当于《齐民要术》前六卷中的内容,而不包括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也即《齐民要术》后四卷中的内容。《兆人本业》的体例不详,据《崇文书目》原释,共三卷八十事;吕温《代百寮进农书表》云:“谨缮写前件书凡二十篇,共成三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陈先以闻。”[7]6325前件书即《兆人本业》,又“书凡二十篇”《吕衡州文集》作“书凡七十二篇”,[8]而《困学纪闻》又云“书凡十二篇”,[9]当以《吕衡州文集》文集为是。三卷七十二篇,则每卷二十四篇,具有简明扼要、切实可行的特点。

书初名《兆人本业记》,由“记”字判断,其可能主要为笔记、札记、抄录性质。删定为《兆人本业》后,其主要内容基本未变,只是删去了一些不常用到或已经过时的内容,加入了少量武则天的阐发和见解。我国著名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根据《旧唐书·文宗本纪》中“则天太后删定”的记述,认为《兆人本业》大约是前代农书的一种汇编,或者基本上是汇录的性质,[10]分析大致正确。

(二)《困学纪闻》的记载

王应麟《困学纪闻·仪礼·礼记》又载:

地气上腾,注:农书曰:“土上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正义》云:“《氾胜之书》也。”唐中和节进农书,按《会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吕温进表云:“书凡十二篇。”《馆阁书目》云:“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9]②

《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同和,草木萌动。”郑玄注曰:“此阳气蒸达,可耕之候也。农书曰:‘土长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孔颖达正义:“郑所引农书,先师以为《氾胜之书》也。”[11]492—493《氾胜之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作“《氾胜之》十八篇”,约于两宋之际亡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有征引。此段在《齐民要术》所引《氾胜之书》中作“春候地气始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此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12]而在《齐民要术》所引《四民月令》中云:“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菑强土黑垆之田。’”[12]可见郑玄(127—200)注所引农书应为东汉崔寔(约103—约170)《四民月令》,而非《氾胜之书》,孔颖达《礼记正义》有误。唐孔颖达(574—648)作疏时,武则天《兆人本业》尚未问世。《困学纪闻·仪礼·礼记》中解释“地气上腾”引用《兆人本业》,说明在《兆人本业》中也引用有《礼记·月令》的内容,如“地气上腾”等。

月令是一种上古文章体裁,按照一年中12个月的时令,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也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礼记·月令》通常认为是两汉人杂凑撰集的一部儒书,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期或更早的作品,内容分为“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年中祭祀”“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共13篇,是研究中国古代物候学,研究七十二候形成的重要参考著作。《四民月令》是东汉崔寔参照月令体裁所撰的农业专著,叙述一年例行的农事活动。《兆人本业》中关于一年中时序的安排应当参照了《礼记·月令》和《四民月令》,很有可能是按月安排农事,每月一章,共计十二章(参照同期所著《臣轨》两卷十章,每卷五章的体例,《兆人本业》很可能为三卷十二章,每卷四章)。如为七十二篇,则为每章六篇,每卷二十四篇,很可能是每卷按照二十四节令来安排农事,或者以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来安排农事。七十二候是我国古代结合天文、气象、物候知识指导农事活动的历法。其以五日为候,三候共十五日为(节)气,六(节)气九十日为时(季),每时(季)十八侯,四时(季)为岁,一年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应,称“候应”。其中植物候应有幼芽萌动、开花、结实等;动物候应有始振、始鸣、交配、迁徙等;非生物候应有始冻、解冻、雷始发声等,“候应”的依次变化,反映一年中气候变化的一般情况。该书根据黄河流域的气候编写而成,汉代的《逸周书·时训解》有详尽注解。北魏历书载有这些物候现象,至元代《王祯农书》将其与二十四节气合为时令,依据气象的物候规律,规划全年农业操作,即著名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简称《授时图》)。《授时图》由八层圆盘构成,第四层为四季,第五层为十二月,第六层为二十四节气,第七层为七十二侯,第八层为各月农事。[13]《兆人本业》的授时方式,很可能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侯相结合的方式,与后来王祯的《授时图》类似,在当时是很先进的。《馆阁书目》为南宋陈骙等编,七十卷,书成于淳熙四年(1177),分五十二门,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每书均有解题,原书已亡佚。《馆阁书目》对《兆人本业》的释文沿袭了《崇文书目》。

(三)时人文集中的记叙

吕温(772—811)字和叔,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次年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历司封员外郎、刑部郎中。元和三年(808)秋,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贬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后徙衡州(今湖南衡阳),甚有政声,世称“吕衡州”。吕温《代百寮进农书表》云:

臣某等言:臣等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农务方兴,令百寮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奉进者(中谢)。臣闻不爱牷玉,祈谷于圜丘,可以致诚,未足以为劝;躬秉耒耜,籍田于千亩,可以示劝,未足以教人。必也因天地之和,顺阴阳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变之而不倦,动之而不劳,四海靡而风行,百姓迷其日用,宏我政本,实惟农书。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俭,捐金而宝谷,菲食而粒人,考《尧典》以授时,稽《禹贡》而任土,洁粢盛而大事在祀,销剑戟而尽力为农,丰年屡荐于郊歌,嘉瑞继书于国史。而不自满假,惟怀永图,每至献岁载阳,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观晨正之祥,经始岁功,导扬生德,征有司之旧典,奉先后之遗文,深居穆清,亲览奥妙,匪崇朝而尽更田亩,不出户而遍洽人情,见捽草抔土之艰,知寒耕热耘之苦。……谨缮写前件书,凡二十篇,共成三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陈献以闻。[7]6324—6325

《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三年春正月癸未朔。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1]424从文中“睿圣文武皇帝”为唐宪宗李纯(778—820)尊号,可知该文应作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其年秋作者贬道州刺史。“先后”指武则天。此文在《吕衡州文集》卷四中名《代文武百寮进农书表》,并称《兆人本业记》“凡七十二篇”。[8]从文中可以大体窥知《兆人本业》的内容,就是“因天地之和,顺阴阳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变之而不倦,动之而不劳”,也就是根据气候节令适时耕种,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科学种田,其指导思想和理念可谓十分先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变之而不倦”即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动之而不劳”即提高生产效率,这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具体内容为“尽力为农”“尽更田亩”“捽草抔土”“寒耕热耘”等,具体做法有“考《尧典》以授时,稽《禹贡》而任土”“俯察土膏之候,仰观晨正之祥”等。作者认为“弘我政本,实惟农书”,故而朝廷将推广农书作为要务,在农历二月初一农事之初开展中和节上农书活动,表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柳宗元(773—819)在其《进农书状(农书三卷)》中说:

右,伏奉某月日敕,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所司进农书,永以为恒式者。臣伏以平秩东作,《虞书》立制;俶载南亩,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时以授人,尽地力而丰食。自陛下惟新令节,益励农功,既立典于可传,每陈书而作则。耕凿之利,敷帝力于嘉谟;稼穑之难,动天心于睿览。勤劳率下,超迈古先。凡在率土,不胜幸甚。前件农书,谨函封进。谨奏。[7]5781—5782

此为柳宗元进呈农书的奏状,附注“农书三卷”表明其为《兆人本业》,说明《兆人本业》的内容主要是“奉天时以授人,尽地力而丰食”,与前述吕温《代百寮进农书表》中描述的一样,主要是为了适时耕种,提高产量,具体内容中提到了“平秩东作,《虞书》立制;俶载南亩,周《雅》垂文”。平秩谓辨次耕作的先后。《尚书·尧典》:“寅宾日出,平秩东作。”孔传:“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俶载”意指始事,开始从事某种工作。《诗经·大雅·大田》:“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朱熹集传:“取其利耜而始事于南亩,既耕而播之。”后以“俶载”指农事伊始。

三、《兆人本业》的影响

唐代诸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而武则天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影响也最大。唐德宗贞元五年(789),把农历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将百官献农书《兆人本业》定为节日内容之一,影响深远。

(一)中和节献农书

唐德宗李适认为,三月有“上巳节”,九月有“重阳节”,而二月正是天气由寒转暖、万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却没有一个节日,不太合理,于是就征求宰相李泌的意见。李泌(722—789)认为德宗所言有理,就建议废除过去以正月晦日(最后一天)为节的旧例,改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意见被德宗采纳。《唐会要·节日》载:

(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敕: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宴乐,诚洽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维仲月,句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以后,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并休假一日。先敕百僚,以三令节集会。今宜吉制嘉节以征之,更晦日于往月之终,揆明辰于来月之始。请令文武百寮,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尺刀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神,聚会宴乐,名为飨句芒、祈年谷。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颁行。[2]544

贞元五年(789)定以每年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取自《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节日这天,皇帝要赐宴群臣,并赐给他们刀、尺,表示裁度;百官要献农书,以示务本;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籽,互相赠送亲友;村社居民要酿制宜春酒来祭祀管理农事的勾芒神,以祈祷丰收等。中和节祭句芒神的民俗,来源于《礼记·月令》:“(仲春二月)其神句芒”。[11]505以二月初一为中和节,属于顺应农时。《唐会要》载:“(贞元)六年(790)二月,百官以中和节,晏于曲江亭上,赋诗以锡之。其年,以中和节,始令百官进太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司农献黍粟种各一斗。”[2]544百官进《兆人本业》三卷为行政命令,其目的是让文武百官懂得劝农,让百姓了解掌握最新农业技术。

根据《旧唐书·文宗记》的记载:太和二年(828)二月,“敕李绎所进则天后删定《兆人本业记》三卷,宣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1]528其时距《兆人本业》撰成颁发已有142年,说明后来的唐朝皇帝也推崇此书,将其颁行天下,散发至每乡每村,并把献书定为制度。

(二)科举试题

中和节进农书的做法颇受时人看重,柳宗元在《进农书状》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视其为“勤劳率下,超迈古先”之举。贞元十九年(803)的进士考试即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以“嘉节初吉,修是农政”为韵)》为题。[14]科举考试以献农书为题,反映了此举在德宗朝的流行。由于德宗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而群臣多有答和诗文,在《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多篇相关的文章,如侯喜、贾餗、胡直钧、郑式方等人的《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等。[15]102—103侯喜《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曰:

我后令节,中和孔嘉。冻已全解,桃仍欲华。庆赏之多,燕乐既均于九有;播植之始,教化爰贞于四遐。于是,心膂周召,股肱稷卨,洎彼庶尹,当兹新节。阳和溥畅,言拜赐于生成。稼穑艰难,乃载陈于睿哲。观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佥曰: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储。政令不差,则华裔知劝;水旱无备,则仓廪其虚。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敬授人时,而尧典垂记;大无禾麦,则鲁史频书。[15]102

我后即武太后,由“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储”等,可知武则天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三)东传日本

日本学者藤原佐世(828—898)奉敕编纂的《本朝在见书目录》,后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全面记载了当时保存于政府机构的汉籍。[16]该书目中著录的图书,至今仍有不少留存于日本,经影印复制后,成为研究中国古籍的重要材料。在该书农家类中收录有农书二种:“《齐民要术》十卷,自(高?)阳贾协(应为勰)思(应为思勰)撰。《兆民本叶(业)》三卷。”[17]《兆民本叶》未标注撰者,应即武则天署名的《兆人本业》,而将书名中的“人”改为“民”,“业”误作“叶”。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将“业”误抄为“叶”(“业”和“叶”的繁体“業”和“葉”字形也近似),这种情况在敦煌写本中屡见不鲜。在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中作“《兆民本业》”。[18]说明《兆人本业》曾东传日本。

(四)辽宋仍存

唐代以后,中和节虽不复昔日的兴盛,但其影响与流变也极为深远。[19]在与五代和北宋并立的辽国,也保留着过中和节的习俗。《辽史·礼志六》载:“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国语是日为‘忄甲迶里尀’,‘忄甲里’,请也;“尀”,时也。忄甲,读若狎;尀,读若颇。”[20]878辽代的中和节是国舅族(后族)和国族(皇族)耶律氏的宴会,与唐代的皇帝与群臣大宴情况类似。因为辽代契丹人只有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二姓,故其规模也相当可观。同书又载:“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以延国舅族萧氏,亦谓之‘忄甲里尀’。”[20]878可见在辽朝二月一日中和节后族宴请皇族的宴会规模,与六月十八日皇族宴请后族的宴会规模相当,也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大规模宴会。

辽代也重视劝农。《辽史·食货志下》云:“夫冀北宜马,海滨宜盐,无以议为。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稌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然而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馀,果何道而致其利欤?此无他,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故也。”[20]932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写经中,也有劝农的记录,如“浓(农)人春不耕,秋时何幸收?太公曰:勤耕之人,必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可知辽人也重视劝农,并习读《太公家教》。《太公家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童蒙读本。

宋代对中和节仍也比较重视。晏殊《奉和御制中和节》诗云:“正元崇吉序,实历记良辰。营室彤曦转,勾芒令祀新。尧蓂方告朔,汉酎更宜春。菖叶农耕候,如膏洒泽频。”仍将中和节与农耕联系在一起。刘筠《奉和御制中和节》诗云:“载阳临仲序,初吉协嘉名。国授民时正,天资植物荣。草薰翔泽雉,风暖度林莺。尧思存稽古,洋洋播颂声。”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中和节授民时正、劝课农事的情景。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载:“二月朔,谓之中和节,民间尚以青囊盛百谷瓜果子种互相遗送,为献生子。禁中宫女以百草斗戏,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21]说明宋代的中和节习俗与唐代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在南宋时尚保留着中和节劝农事、进农书的习俗。

结 语

起源于唐代、在辽宋时期仍然流行的中和节,到元代后期,逐渐与同样有着“重农耕、祈丰年”内容的“二月二”合并成为一个节日,再次延后一天,并丰富了节日内涵。清代有“农歌”曰:“中和节庆龙抬头,春祭勾芒祈丰收。白天耕田忙播种,夜里切草喂牲口”,可见明清时期中和节已经和“二月二龙抬头”合而为一了。

在元朝元至元十年(1273),专管农桑水利的司农司组织编纂了《农桑辑要》一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四库全书》评价此书:“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22]全书大体以《齐民要术》为蓝本,引用《士农必用》等书,是一部适用于我国北方的农书。[23]《农桑辑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齐民要术》以后七百年间我国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情况。该书曾多次印刷并分发全国,仅至顺三年(1332)一次就印了一万部。大约在《农桑辑要》刊行以后,原来的官修农书《兆人本业》的使用者就逐渐减少,加之后来又出现了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导致《兆人本业》最终失传。在元末编撰的《宋史》中,犹有其记录,而在明初编撰的《元史》中已无著录,可知《兆人本业》大约散佚于明代。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出现了一些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包括《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和《兆人本业》等。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武则天的《兆人本业》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农书。这部我国历史上最早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颁发的农书,不仅在武则天当政时受到重视,发挥了指导作用,直至一百多年后的唐德宗和唐文宗时,百官仍在中和节进献此书,并令州县官抄写散配乡村,而且此习俗一直延续到宋末,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注释:

① 董家遵:《略论武则天政权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学术研究》1962年第5期;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阎孝玉:《最早的官修农书》,《中国粮食经济,2003年第6期;朱红:《从中和节看唐代节日民俗》,《史林》2005年第5期;童岳敏:《中和节节俗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魏代富:《宋前十家农书论考》,《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杜海斌:《唐代农书的普及与农业科技的推广》,《唐史论丛》2017年第二十五辑。

② 查《吕衡州集·代文武百寮进农书表》,“书凡十二篇”应为“凡七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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