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文颖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惠州516007）

村上春树是日本现当代作家，他的作品描绘了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状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甚至由此引发了东亚各地的“村上春树现象”。村上春树宣称《挪威的森林》是一部100%的、写实的恋爱小说。迄今为止，中国知网上这部小说的相关论文已高达560余篇，其中多篇涉及小说中的生死主题及其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如王园波认为“小说的死亡观有着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并未超越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深度”［1］108。徐伍雄以小说中的生死链条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村上春树的矛头直指生命的虚无与存在的荒诞”［2］15，郭勇指出“直子的身上，体现了一种明显的他界志向，当然，对他界的憧憬也就意味着对现世的放弃，村上直指人类现世生存状态的荒诞性”［3］102。显然，王、徐、郭的研究都立足于生与死的文学母题，并尝试揭示小说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林少华在论述村上春树作品的艺术魅力时，认为村上春树在作品中“用非理性表现理性，用荒诞表现正常，用滑稽表现严肃，从根本上说，无非因为这个社会并无理性可言，荒诞便是正常”［4］89。以上研究都注意到了小说的荒诞性特征，但是，要么仅限于从死亡意象分析其荒诞性，要么只是笼统提及其荒诞性。本文尝试从主要登场人物的生死抉择入手，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揭示人物形象的荒诞性，以对作品进行更加细致和全面的解读。

《挪威的森林》主要人物角色的人生轨迹，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活下去还是不再活。他们用生命在严肃地回答加缪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5］4”。小说以37岁“我”的口吻回忆青春，交叉叙述了“我”大学期间与直子和绿子两位女孩的情感纠葛。多位人物围绕“我”的恋爱故事竞相登场，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小说的人物形象分别体现出了三种荒诞类型。木月、直子、玲子选择自我毁灭和逃避，体现了逃遁者的荒诞性；“我”充满矛盾却选择直面无意义的人生，是矛盾者的荒诞性；“敢死队”、绿子出于本能反抗人生的无意义，体现了本能者的荒诞性。

一、逃遁者的荒诞性

《挪威的森林》塑造了两位各有特色的女性形象：直子温柔忧郁，绿子活泼张扬。直子是“我”的好朋友木月的女友，“我”是木月和直子共同的朋友，是他们与外部社会的唯一联系。木月在外人面前沉默寡言，在“我”和直子面前却表现出了极好的社交才华。他敏感又善良，在我们三个人的“约会”中维持着平衡，生怕我们中的任意一个受到冷落。木月和直子关系特殊，他们从记事起就相伴吃饭玩耍，他们似乎成了彼此身体的一部分。“我”是木月和直子这个“二人体”与外界的纽带和桥梁。木月认识“我”之后，便提议带上直子，再约上另外一个女生，进行四人约会。怪诞的是，每当四人约会时，气氛便十分尴尬。我们三人出游时，竟然意外地和谐默契。“我”和直子，一个像客串演员，一个像助手，配合着木月这个“主持人”的表演。这样一个带着荒诞色彩的小团体，以木月毫无预告的自杀宣告解体。木月永远停留在了17岁，他逃避了对直子的责任，以怯懦的自杀宣告了生命的“荒诞”。木月的死亡，对直子来说犹如身体的一部分被拉入了深不可测的古井，随时有跌落井底的可能。

木月的自杀成为直子和“我”背后的阴影，挥之不去。高中毕业，他们想逃避到远离熟人的陌生地方去读大学。两人不约而同地将报考大学的标准限定为身边无人报考的学校。他们想要离开有木月同在的过去，开启新的生活。直子和“我”报考了不同的学校，却在街头偶然相遇。从此，他们开始重新联络，每到周末就漫无目的地绕着城市不停地走，似乎走路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内心深处的伤痛。

直子和“我”的关系是小说具有荒诞色彩的重要部分。“我”和直子在木月自杀前并没有过多的交往。三人一起外出，在木月离席时，“我”和直子或者沉默或者喝水，等待木月回来。在街头偶遇后，小说却毫无铺垫地让“我”突然爱上了直子。不但每周给她打电话，陪她走路，还在她20岁生日的晚上，发生了性关系。之后，直子精神疾病日渐严重，不得不去远离城市的阿美寮进行治疗。“我”反复写信向治疗中的她表达爱意，并多次前往探望。“我”和直子交往后，最终发生性的结合，意图通过肉体的结合，拯救彼此的灵魂。见不到直子时，“我”常和永泽君在夜晚街头结伴寻欢，然而和陌生女孩的一夜情让“我”感到性的空虚与绝望。此处，悖谬的是“我”却期待用性在直子身上完成救赎。直子没有因为“我”精神的支援，肉体的结合，而完成生的救赎。她牵着“我”的臂，而“我”明白她想牵的是某人的臂。她感受着“我”的体温，而她想感受的是某人的体温。最终，她没有抵挡住来自木月的诱惑，自杀身亡，成为荒诞世界又一个逃遁者。

无独有偶，直子去世后，另一组三人团体的残存者“我”和玲子也发生了性关系。玲子是一位中年女性，在阿美寮充当类似直子精神导师的角色。在“我”去阿美寮探望直子时，“我”、直子、玲子常结伴同行。直子死后，玲子身穿直子的衣服拜访了“我”为和直子共同生活而租下的庭院。为死去的直子弹奏了五十一首曲子表达哀悼之后，玲子和“我”脱衣交合，试图通过性纪念直子，拯救自我。然而，玲子和“我”的性结合，是否给她足够的勇气，让她重获新生呢？她临走前祝福“我”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6］346”。她不敢面对余生，祈求通过与“我”肉体的结合“训练自己的身体”［6］330，以便熟悉不同于阿美寮的世界。“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只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6］338”。她穿着直子的衣服，混迹于没有丈夫和女儿出现的人群中，如同一个幽灵。这意味着她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回到人间，她不是生活的强者，而是一个逃兵，和木月、直子一样是荒诞世界的逃遁者。

生活的荒诞感随着死亡消失。“因为人不能在精神之外获得荒诞感［5］36”，荒诞不能离开人，也不能离开世界而存在。它是人与世界的“一场较量，一场无休止的斗争”［5］36。木月、直子、玲子面对生死的抉择，最终成为荒谬生活的逃遁者。他们选择终结自己生命那一刻，选择逃避真实生活那一刻，荒诞感就消失了。自杀、逃避和无意义的生活本身是协调的，没有产生荒诞感。在无意义的生活中，继续行走跳跃才是荒诞的。本质上，木月、直子、玲子是生活的逃遁者，他们的荒诞感是逃遁者的“荒诞”。

二、矛盾者的荒诞性

“我”在唯一的朋友木月自杀后，悟出了一个人生哲理：“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6］324。即便“我”已经大彻大悟，将其牢记于心。当直子的死亡以不容置疑的方式介入“我”的生活，铭记于心的哲理，并不能舒缓失去所爱之人的悲伤。我们生存于人间，经验世事，感悟道理，再经验，再感悟。以为感悟到了足够的道理，就可以安然度过余生。现实以不可争辩的方式告诉我们，道理不能拂去失去人生挚爱的痛苦情绪。这就是“我”在失去木月、失去直子，接连失丧生命的珍宝后，明白的人生箴言。“我”的青春故事隐喻着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我”只能接受“直子死了，绿子剩下”这样的事实。“我”的一部分被木月拖进死者世界，又有一部分被直子拖进死者世界，“我”是无人光顾的博物馆的管理员，管理着死者和“我”的记忆。思想如此深刻，生命却如此脆弱，这更加反衬人类存在的荒诞性。“我”对死亡的感悟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荒诞性。

“我”对直子的感情也充满荒诞性。“我”声称爱着直子，在直子身居阿美寮，并和其发生肉体关系后，“我”却被绿子吸引，恍惚觉得要被绿子冲击到难以企及的远方。“我渴求她，她也渴求我，我们已经在相爱。有谁能控制得住呢？是的，我是爱绿子，这点恐怕更早些时候就已了然于心，只不过自己长期回避做出结论而已［6］317”。“我”内心深处不由觉得“我无法很好地向直子解释这种局面的发展。若在其他时期倒也罢了，而对眼下的直子，我根本不可能说我已喜欢上了别的女孩。更何况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6］317。这一特殊时期，根据原文提示，正是直子的精神疾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信到达后，玲子回信称直子得到极大好转，近期会返回阿美寮。直子回到阿美寮后，就走上了自杀之路。“我”在信中表白对绿子难以遏制的爱时，正是直子与疾病“一决死战”的至暗时刻。“我”声称爱着直子，却在她命悬一线时有意无意做出背叛的行动。小说前后矛盾的叙述之中，让人无法理解主人公真爱所在，充满了迷离的荒诞性。“我”在写给玲子的信中，自我表白“这绝非自我开脱，我自以为生来至今始终以诚为本，对任何人也未曾文过饰非”［6］317。“我”秉承以“诚”待人，然而在小说中，先是背叛挚友木月，爱上直子，后又背叛直子，爱上绿子。“我”言行不一，而又被周围人推心置腹对待，呈现出了深刻而隐藏的荒诞性。

“我”不止在对待直子方面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在对待周围的同学时也体现了矛盾和荒诞。看到右翼势力的学生们前脚刚宣布罢课，后脚又来上课的言行不一，“我”心生鄙夷之感。于是，“我”来上课，专门做前排，但是点名时，却故意不回答。“我”用这样的荒诞行为表达对右翼势力的愤慨和鄙视。这样怪诞的行为引起了绿子的注意，促成了“我”和绿子的相识。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更大的总体性而言，“我”并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君子，“我”的根底和那些右翼势力一样污秽。室友“敢死队”因热爱地理，在宿舍墙壁贴上了山河风景画。“我”却说他对着风景画手淫，这被周围同学信以为真，并不断发酵。在对待“敢死队”这个鄙视链的底端分子上，“我”和宿舍其他男生组成的团体，也如右翼势力一样，任意用语言欺骗“敢死队”而毫无羞耻和反省之心。鹤立鸡群的永泽视“我”为真正的朋友，并对“我”敞开胸怀，袒露心声。“我”看到他酒后戏弄其他女孩，因担心日后遭到同样的戏弄，便单方面决定不对其交心。总之，在和周围的同学朋友交往时，“我”的语言和行为也存在着隐藏的矛盾和荒诞。

“我”的人物形象充满着矛盾性、荒诞性，却是加缪眼中真正反抗荒诞生活的英雄。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以西西弗重复和无意义的行为，隐喻荒诞性本身。“我”每周重复的看书、听音乐、洗衣服、熨衣服。这与加缪描述的“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5］15的生活是相似的，是毫无意义的。“我”重复着这些机械运动，每次提到单调、乏味、重复的星期天时，“我”总会加一句，“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这一句的加入，暗示了其他六天是上发条的，上发条是对平淡生活的清醒对抗，是对自我惰性的有意识地限制。这真正体现“我”与荒谬英雄西西弗在灵魂基底处的一致性。西西弗知道巨石会滚落，他仍然会推上去，当他意识到这种命运的无意义之时，就是他痛苦之时，也是他离开希望，离开未来之时。这也是西西弗开始与荒谬同在的开始，是他的意识点亮了荒诞之灯。若西西弗的意识沉睡，荒诞性就不会成立。“我”感到生活贫乏，却仍然上紧发条。“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6］281”。但是，我还是在挪动，“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6］295”。“我”反抗生活的贫瘠和虚无，“我”饱尝“荒诞”的痛苦。“我”的生活姿态蕴含了真正的“荒诞”性。

每个人都是生命的朝拜者，在孤寂的生命原野上，“我”体味到孤独，体味到乏味，但仍然决心去面对。正如“我”对木月的表白：“喂，木月！我和你不同，我决心活下去，而且要力所能及地好好活下去。你想必很痛苦，但我也不轻松”［6］295。“我”和木月一样痛苦，痛苦于自己发现的人生竟然是没有价值的存在。但在绝望处，“我”仍然看到了希望和意义。“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愈发顽强，变强大——此外我别无选择［6］154”。“我”决心面对生活，使自己变得坚强，而不是像木月一样退缩。虽然“我”已经意识到“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6］154这种选择恰恰是成为荒谬英雄的关键所在。“荒谬的人只能穷尽自己，并且自我穷尽。荒谬则是他最极端的紧张状态，他坚持不懈地用个人的力量维持这种紧张状态，因为他知道，他以这日复一日和反抗证实了他唯一的真理——较量［5］64”。“我”正属于这种觉醒的反抗者，生命的不屈者，在与自己认为无意义的生活决斗的同时，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我”是荒诞性的社会中特立独行的“荒诞”英雄。这也是木月、直子、永泽、绿子喜欢“我”，追随“我”的原因所在。“我”被绝望的木月和直子当作与社会的链接，被鹤立鸡群的永泽引为同类，被特立独行的绿子视为真命天子。“我”就是明知山“无”虎，偏向虎山行的荒谬英雄。“我”为苦于生活无意义的人们树立了标杆和榜样。“我”以为认识到了死亡的本质，却无法直面失去的痛苦。“我”爱而不能始终保持忠诚。“我”秉承以诚待人，却常常无意识地欺骗。“我”好像是认清人生无意义的荒诞反抗者，却无法认清自己内部的黑暗。“我”的意识和行为之间存在的乖离，使“我”这个荒诞的反抗者更具有荒诞性。“我”体现了矛盾者的荒诞性。

三、本能者的荒诞性

小说中本能的反抗者有两位人物，一个是“我”的室友“敢死队”，另一个是绿子。“敢死队”是他的绰号，因为和右翼势力一样总是穿着制服，被同学戏称为“敢死队”。“敢死队”的人物形象充满戏谑和怪诞。周围的大学生或者沉迷于革命式的激情，或者沉迷于青春的性冲动、性乐趣。“敢死队”的理想是成为国家地理学院的工作人员，每天画出精准的地图。他的理想过于现实和刻板，显得与周围世界的革命式激情和虚无的玩世不恭格格不入，更反衬出其存在的荒诞。他的思想也是线式的，从“我”的专业是戏剧，他就能得出必然的结论“你一定很喜欢戏剧”。“我”却说并不喜欢，报读戏剧专业并没有特别的原因。这令“敢死队”惊诧不已。两人对世界因果的推断，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人类思想的变化。在“我们”的字典中“意义”已经丧失了它神圣的地位。在“敢死队”的逻辑里，理想、激情、目标还承担着生活的意义。他是“我”这一代大学生中的另类，每当说起“敢死队”的日常，不苟言笑的直子总是大笑起来。可见，“敢死队”的存在分外奇特。

名如其人，“敢死队”是典型的一根筋。他像机械一样精准地打扫卫生，每天六点起床，起床后就要洗脸、做操、早餐一气呵成。做早操的话，必须一套下来，不能中断。精准、机械、本能是他的代名词。他对周围的世界无动于衷，对周围的嘲笑不闻不问。他的存在本身是荒诞的，他不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不属于他。最终，他毫无征兆地离开了。离开前，他送给“我”一个咖啡瓶，里面装着一只萤火虫。萤火虫的光是微弱的，它的生命也是脆弱的。“我”在“敢死队”离开后，一个人跑到天台放飞了萤火虫。它迟疑着，闪动翅膀离开了。萤火虫离开之后，“敢死队”也没有再回来。“敢死队”走后，“我”虽然享受一个人不被打扰的生活，但也期待着他回来称赞“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台。“敢死队”就像萤火，照亮着“我”的日常，影响着“我”的生活。然而，“敢死队”终究是没有激情和思想的，他犹如机械地生活，是本能者的生活。他出于动物本能般地守卫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他的存在也宣告着时代的荒诞性。

绿子充满反叛精神，她的形象就如她的名字，充满生机，为这部阴郁的小说带来一抹亮色。她批判世俗，喜欢离经叛道。她个性特别，在其他学生闹学潮时，勇敢表达自我，公开提出质疑。她邀请刚认识不久的渡边一起看色情电影；她坐在阳台上弹着吉他，坦然看着对面的火灾接吻。她护理重病的父亲时故意穿超短裙，说是为了给病人带去不一样的生气。她把医院难吃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有力量照顾病人。她在父亲的在葬礼上坚决不哭，之后专门和男友去旅行。为了让父亲目睹女儿的成长，甚至专门在父亲遗像前脱得一丝不挂。《局外人》中的墨尔索在母亲葬礼之后与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绿子的举动犹如墨尔索一样荒诞。

绿子的生命有着和直子不一样的荒诞性。两人都经历了至亲的死亡，绿子小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与直子不同的是绿子对待意外的态度，她没有据此高蹈而超越地思考死亡。比起死亡，她更关心的是眼前如何活下去。在生活和困难的磨炼下，她比同龄人更现实、更客观、更冷静。她就像野草一样，扎根在脚下的土地，吸收需要的养分，绽放出养眼的绿意。因为脚踏现实的大地，她才拥有超出同龄人的眼界，能够冷静评判热衷于学潮的同学。总之，她没有刻意反抗生活的束缚和苦难，也没有主动思考活着的意义，只是凭着本能执着于眼前的世界，顽强地活着。

绿子凭借本能生活在荒诞的世界。她在繁杂的生活中，靠着自己的本能求生，凭着自己的本性生活。她没有追问生命和人生的意义。她时而感到疲惫，甚至生活连疲惫的时间都没有赠予她。她忙着照顾他人——母亲、祖父、祖母、父亲，还有胆小的姐姐。面对苦难，她没有去问为什么。她知道要照顾病人，就要在能吃的时候吃饱饭，以储备体力；在心动的人出现时去爱；在苦恼的时候，去喝酒，去表达。她不像渡边和永泽，意识到自己的沼泽或者饥渴。绿子选择在苦难中尽力去享受能享受的快乐，去呼吸能呼吸的新鲜空气。她冷静到不近人情。她生的本能超过了死的本能，生的活力超越了死亡的阴郁。

绿子是一个本能的反抗者，在反抗与现实的张力之间出现了荒诞。她选择竭尽全力地活着，客观上成了死的对立存在，成为荒诞生活的反抗者。“是人的反抗给予了荒诞成为美学范畴的可能，也是人的反抗赋予了荒诞美学的真正内涵［7］61”。这就是绿子人物形象荒诞色彩的特点。芸芸众生的生存现状和绿子最为相近，面对生活的捶打，凭着人的本性，朝着向阳的一面努力伸展枝叶，在不经意间成为招蜂引蝶的满园春色。

《挪威的森林》中的几位主要登场人物，人生境遇不同，在生死的抉择中，却都展现了对生命的真正态度。木月、直子、玲子选择与虚无和荒谬同归于一，消失于已逝的时光中。“我”选择“不要同情自己”地活下去，“敢死队”和绿子靠着本能活下去。他们的生命充满荒诞色彩，却又各有特点。加缪认为，“荒谬感源于比较，不存在被比较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超越两者之间［5］6”。几位人物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在现实与死亡的对抗中，表现了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和荒诞色彩。

四、结语

后现代哲学探讨的主题之一是存在与虚无，荒诞就是在此意义上延伸出来的美学。“荒诞是人类在荒诞环境中所感受到的苦闷、彷徨、绝望，这是一种尴尬的感受［7］61”。后现代社会面临着理性的崩溃，理性秩序无法全面解释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在人类精神的圣坛，理性、秩序、客观、确定的旁边出现了非理性、偶然、局部等，并有被取而代之的倾向。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现之一就是作品体现出来的荒诞性。《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描述后现代人类生存现状的代表作品。在这部“恋爱小说”内部，死亡的幽灵四处游走，青春的张扬与死亡的阴郁，同时存在于小说中，这是村上春树式的荒诞。《挪威的森林》发生在1968-1970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高发展和高消费带来的是重复化、符号化以及意义的缺失，意义的缺失孕育了荒诞。村上春树讲述了一个充满荒诞的青春爱情故事，塑造了一群充满荒诞色彩的青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内心的荒芜，呈现了人类在后现代主义社会的生存困境。小说充满了荒诞元素、荒诞性的故事情节、荒诞式的哲学求索，达到了荒诞叙事的美学效果。《挪威的森林》通过人物不同的生死抉择，探索如何在荒诞的生存困境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不失为《挪威的森林》之于当代文学的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