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稌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江苏无锡 214122)

1942年9月，国民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通过了创建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1]。翌年，经教育部批准，聘请筹备委员会成员，并由刘国钧任筹委会主任，主持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工作。

1 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时代背景

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创设，是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民国以来，大西北的开发与建设进一步受到重视。1912年成立的西北协进会，“以促进西北文化，巩固共和为宗旨”[2]。最早制定开发建设包括西北在内的宏伟蓝图的是孙中山，他抓住历史的机遇，认为“今者宜采欧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有如反掌之易也”[3]。他通过研究与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思想后，构建6种实业建设计划，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中的“物质建设”问题。“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4]。1921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实业计划》作序，1922年，《实业计划》作为“建国方略之二”集入《建国方略》中，并由民智书局出版。书中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远景规划，包括西北的工业建设、交通、水利、移民垦殖等，建议与计划要扩张西北铁路、构建高原铁路系统，建设西北铁路系统，该铁路“起北方大港，迄中国西北极端”[5]，构建新疆等地的灌溉系统，对新疆、青海等地进行移民等。

自20世纪20年代起，开发西北就被许多有识之士重视，开始不断成立学术团体加以研究。中华西北协会和西北文化促进会分别于1924年和1929年在北平成立。西北文化促进会成立的动机是：“因西北与我国国防上，有重要的关系，同时在实业上，文化上，也有相当的重要”[6]，“本会以研究西北社会问题发展西北实业促进西北文化为宗旨”[7]。该协会拟通过调查西北实况，倡办学校等举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开发西北之目的。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形成了研究西北，开发和建设西北的高潮。这一高潮的形成完全与抗战救国紧密相连，这是一种从国防战略到经济、文化、实业等各方面的战略要求与发展直接相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直接威胁我国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国内开发建设西北的呼声高涨。自“九·一八”后，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次第为日本侵占，国人始感觉边疆问题的严重，于是开发西北，就成为中国当时的重要问题。而且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开发西北，固然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经济，实为解决中国底整个问题的出发点”[8]。以西北为名的各种学术团体、半官方团体、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国民政府开始拟定开发西北计划。一些团体和学者，摒弃纸上谈兵之陋习，深入西北广泛调查。例如，国立北京大学西北科学考查团发出公告，1932年6月6日下午7时半，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北楼上第二教室请袁复礼教授演讲“戈壁旅行”，并用幻灯映放实地情形[9]。“开发西北协会”鼓励会员到西北去实地考察，并参加组织西北文物展览会等社会活动，还招募西北通讯员，开办演讲会，宣传西北开发，组织西北考察团等活动。通过大量的活动，该协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关于开发西北的计划和建议，并于1935致函国内各大学，希望各校鼓励学生前往西北考察，鼓励学生以西北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务希贵校长鼓励作西北之行，俾能以研究所得告之国人或以西北某一问题作为大学毕业论文之资料，风声所向，全国兴起，则他日西北之繁荣为功正多也”[10]。西北的教育问题更受到重视，“故开发西北，首宜注重教育之普及，而教育普及之道即当实施社会教育”[1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中国开始了一次空前的在政府指导下的由东向西的大迁移。一时间，中国西部成了中国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的集聚地，主要集中在西南。随着战争的深入，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前进，战争进入到了毛泽东预见与分析的第二阶段，即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12]。西北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显现，国民政府进一步发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倡导。《建国旬刊》在1939年第3期的“编辑后记”中，明确提出“‘开发大西北’与‘保卫大西北’都是我们第二期抗战中应实践的神圣使命”[13]。对于西北的区域范围，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后较为一致：“在地位上，西北是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14]。国民政府一些主要领导人相继视察西北，并作“开发西北的方针”等演讲，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分批次地深入考察西北社会、经济、文化、交通、工矿业、农林、水利畜牧等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制订对策而建设之，因为“只有‘开发西北再建西北’才能巩固西南，恢复东南，收回东北”[15]。国民政府“拟有整个计划，将建立机关，负责进行。并即将拨款四万万元，以作首先开发之资”[16]。

2 开发西北教育先行

“抗战以来西北在工业，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均有相当的进步”[17]。开发西北，教育先行。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8]，校址设在西安。太原失守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入陕南，这时期国民政府改组两个联合大学，“一、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织而成，二、西北联合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改组而成”[19]。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于8月8日举行第426次会议，通过教育部呈报的有关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的报告，西北联大前后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医学院五所独立的国立大学。1940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奉命西迁兰州。五所国立大学的设置，奠定了现代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

完整的教育体系，应该由3部分组成：学校教育、包括儿童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西北地区教育相对较落后，为更好地加强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设，1939年中国教育学会西北分会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提案：“请教育部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切实调查各该省需要，以为改进之根据案”。以便根据实际调查，制订相关措施，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考察对象为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五省之社会教育及经济等状况”[20]，提案中还提出考察团成员应包括教育、社会、政治、经济、农、工各学者，通过1年的调查，厘清西北的教育状况。调查教育，则以社会教育状况为要。为推进社会教育工作，西北联大做了大量工作。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办法中的规定，该校组织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奉令设社会教育施教区。1939年，经校常委第75次会议决定在城固县设一施教区，并鼓励学生参加社教工作，参加的学生由学校给予奖状，以资鼓励[21]。同时，各学院制定计划，大力开展社教讲习班和调查活动，如举办国语及注音符号、防空防毒、科学常识、地方自治、商业知识等讲习班，举办民众学校，举办体育、救护训练班、调查陕南风俗民情，并协助各县改良陋俗等[22]。

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教育活动，民国教育部于1941年11月12日在重庆主办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召开会议，发表演讲，在国立中央图书馆设置8个展览会，从上午8时至下午7时，公开展览3天。展览会包括民众读物、戏剧资料、国语教材、善本图书、美术作品、边疆文物、国防科学、社教图表[23]。这一活动推进了全国社教运动的开展。

为更好地推进西北社教工作的开展，教育部于1942年“特增设西北社教工作队一队，其工作区域，包括陕、甘、宁、青，四省，本年度工作以兰州为中心，推及附近沿线各县”[24]。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有：举办各省戏剧、音乐教育及各项展览；实施战时的宣传、生活指导、休闲利用、生计指导、民众组织；指导协助当地学校及社教机关，培养社教人才，推进社教工作。该工作队一行30人于1943年1月27日由陕西抵兰州，并在兰州设总队部，分派二个支队赴敦煌、西宁、宁夏等地工作[25]。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遵照教育部有关划定乡镇保甲区为社会教育区之令饬，于1943年“商同兰州市政府，划定附近十里店等乡村为社会教育实验区，并举行盛大成立典礼”[26]。该校增设社会教育师范科，以培养社教中级干部人才。在西北地区，以兰州为核心，社会教育工作已开展起来，并逐步向西北各地辐射。

3 创建国立西北图书馆

在1938年召开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提出了大力发展西北图书馆事业问题。是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电影协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教育学术团体，为便于联合推进会务，在重庆设立联合办事处。经商定，定于11月召开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藉以讨论在抗战建国期中各种教育实施问题”[27]。中华图书馆协会委派沈祖荣、蒋复聪、洪有丰3人参加年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年会于11月27-30日在重庆召开。年会上，共提出有关图书馆事业的议决案8件，其中有中华图书馆协会提出的“请开办西南及西北各省图书馆服务人员讲习会案”，经大会议决，修正通过。提案根据西南和西北图书馆事业较为落后、图书馆人才十分匮乏之特征，为推进西南和西北各省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发展图书馆事业，并培养出图书馆人才以满足需要，建议可办理6-10星期的培训班，培训西南西北现有图书馆工作人员。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次年会是在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召开过程中召开的，图书馆协会的第四次年会于30日上午召开会议，讨论6件提案，其中有“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县市成立‘中小学巡回文库’以提高一般教育水准案”，以及“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市成立图书馆站，教育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发扬抗敌情绪案”。经议决，两案合并讨论，并改提案名为“在西南及西北主要县市成立中小学巡回文库及民众图书站，以提高一般教育水准案”。此时，在整个教育界进一步重视西南和西北的图书馆事业建设问题。对促进西南和西北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1939年3月1-10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第3次全国教育会议，这次会议十分成功，对团结全国教育界共同抗日救国起到了很好的凝聚、推动作用。会议通过的各项教育议案达数十件，且都直接事关抗日救国之需。图书馆协会代表参加会议。会上通过5项有关图书馆的议案：“请确定全国图书馆制度以广文教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提)、“请确定图书馆员教育制度以宏造就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提)、“请确定图书馆事业费在教育经费中之比率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提)、“请在西北较安全地区筹设大规模科学馆及图书馆案”(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提)、“各校院购置外国图书杂志应求联系”(教育部提)。在议案中，图书馆界更注重于图书馆事业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图书馆员的培养与教育以及图书馆经费问题。这三大问题主要是解决图书馆界的人员、图书、设备问题。争取必要的、稳定的经费，是能长期地较为稳定地解决好图书设备问题的基础。经过图书馆员的教育和图书馆的制度建设，就能使图书馆事业稳步发展，这是具有图书馆事业战略发展意义的议案。在会上，教育部针对购置外国图书杂志的议案，体现出了国家主管政府部门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在抗战的艰难时期，确定了加强院校间联系，节省外汇，组设国外仪器图书购置审定委员会，以便统一采购，提高外汇与文献的使用效率，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特定方案，指导了特定时期的关于采购国外图书杂志仪器的工作。同时，更显现出在这一特定时期，教育部以及整个教育知识界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与重视。这一点从陕西省教育厅长的提案中进一步得到说明。作为教育部以及一省教育厅长的官员，在全国性的教育会议期间专门提出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提案是罕见的，陕西省教育厅官员最先在包括全国各种会议在内，首先提出了在西北筹设大型科学馆和图书馆问题。经大会审查，案由改为“请在西北较安全地区筹设大规模科学馆，图书馆及古物保存所案”，“原办法送请教育部酌量办理。”[28]这次全国教育会议后，西北地区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为教育知识界和政府部门所认识。

1942年9月，在重庆召开国民政府第3届国民参政会议，会上通过了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29]。1943年2月，“近经教育部聘定刘季洪、袁同礼、陈东原、刘国钧、岳良木、郑通和、陈训慈、蒋复聪、蔡孟坚九人为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刘国钧为筹备主任。该项聘书已于二月二十日分别发出”[30]。指定刘国钧主持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建工作，这是一项十分正确的选择。无疑，正确的人选，使得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备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就这一人选而言，刘国钧实属当时为数不多的最佳人选。(1)他具有全面建设和管理一个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丰富经验；(2)具有丰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与经验，无论是对图书馆事业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建设，他都具有深刻而独到的思想和工作经验；(3)由于较多的参加社会活动，主持金陵大学文学院和图书馆的工作，主办《图书馆学季刊》和大量的学术研究，在图书知识界具有较丰富的人脉；(4)尤其是经过金陵大学迁移成都之经历，更激发出了他不畏艰险、努力工作的精神。金陵大学图书馆迁蓉过程中，在刘国钧的主持下选择约1.7万册藏书、装139箱，行程4千里，历经3月，藏书安然抵蓉。随后，金陵大学迁蓉图书馆之藏书与华西大学共享。经过努力工作，在蓉添置中文图书3925册，西文图书2195册，小册子12064册。中西文杂志尽力购置，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全力做好馆藏的流通工作[31]。此外，刘国钧还花大量精力，开创金陵大学图书馆新局面。在刘国钧的筹措下，金陵大学于1940年春呈准教育部，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员两年毕业。图书馆学专修科设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刘国钧任文学院院长)，招收学生16名。为养成合格的、高级的馆员，在刘国钧的主持下，于1941年成立“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对象由该校图书馆全体职员、图书馆学系，以及图书馆学专修科学生组成。座谈会每1-2周举行一次，“经短时间之筹备，先后已开会五次，均在刘国钧陈长伟曹祖彬三位先生宅中召集”[32]。此外，《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原在上海印校，由于抗战期间，条件艰苦而变化，刊物积滞不能按时发印，“兹经多方设法，自十五卷起(第15卷第1、2合期于1940年10月30日出版)已在刘国钧博士主编之下于成都继续出版”[33]。可见，刘国钧的这些特点，成为了他承担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主持人的最为合适的人选之一。

接到筹建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聘书后，刘国钧即刻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辞去了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刘国钧，本会理事前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近由教育部聘任为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主任，于本年七月间飞抵兰州开始筹备事宜”[34]。同时辞去了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金大图书馆馆长刘国钧博士应教育部之聘，任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主任，遗缺曹祖彬氏充任”[35]。随后刘国钧开始拟订筹备工作计划，召集筹委会会议，以决定筹备工作的大事、方向、计划，坚决做到边筹备边工作，力争局部先开放。“本馆自奉部令组织筹备委员会后，即于本年(1943年)三月二十六日在重庆教育部礼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随即着手进行筹备事宜”[36]，确定馆舍，分三期进行，先借用省立民教馆一部分房屋为筹备会临时办公之处，第二期二至三年，借用适当建筑以作临时图书馆用，第三期则建造宫殿式的建筑作图书馆之用，同时展开人员、组织的设立与聘用，经费使用、藏书采集、筹建工作全面积极开展。通过努力，至本年底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购得16-17万元的书籍；向西北训练团派员担任主讲图书馆学课程；选择有关国防图书300余种参加国防科学展览；已完成简明图书流通法及简明图书分类法两部书稿，待印；作编辑西北学报的准备工作，已征集5篇稿件；调查西北教育机关，已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相关资料[37]。根据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工作初具规模及尽早满足读者需要，“特于十月十日先行将国际文化学术资料委员会委托代管之图书影片开放阅览”[38]，其工作效率之高，超出想象，其艰苦程度，确如报导中所说：“自上年(1943年)三月二十八日(应26日)在渝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成立后，即着手工作，以少数人员(仅二十余人)进行多项工作，备极辛劳”[39]。在筹备工作初具规模后，刘国钧立即不辞辛苦，“于(1943年)十二月间由兰抵渝，曾召集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商讨进行方针并与教育部接洽本年度经费，拟于一月间返兰”[40]。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2月16日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会上决议事项有三：确定馆址问题；修正通过该馆组织条例草案；确定馆正式成立日期，拟择翌年4月1日或6月1日正式成立。可谓筹备工作环环紧扣，筹备与开馆工作无缝衔接。

由于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全体人员的努力，“国立西北图书馆自三十二年(1943年)三月开始筹备以来，积极工作，近因筹备就绪，定于本年(1944年)六月一日正式成立”[41]，随后，开馆日期略加延期，“于三十三年七月七日正式开幕”[42]。国立西北图书馆具备开馆的基本条件有：租借兰州皋兰县的前皋兰书院旧址为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临时馆址；已运到的书籍7050册，杂志期刊2871种，353册，各地日报15种；临时组织机构分总务和采集两组，人员32人。根据国立西北图书馆组织条例草案规定，该馆正式成立后即设立总务、采访、编目、阅览、特藏、辅导6组运行。这一馆内业务组织已于5月份陆续组建成立；本年度经费共126万元，由经常费56万元和临时费70万元组成，并正在筹设西北文化研究部，工程参考资料室和宪政研究室等[43]。在刘国钧的带领下，国立西北图书馆迅速朝着西北文化问题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参考中心和西北图书教育辅导中心的目标前进，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工作，为开发西北文化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由于时局变化和国民政府对中央各机构紧缩，国立西北图书馆“于本年(1945年)四月奉教育部令暂行停办，并于7月底结束，所有图书文卷移交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器具移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该馆奉令后正着手办理结束”[44]。停办工作结束后，“刘(国钧)氏交卸馆长职务后，转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45]。后又担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国立编译馆编审”[46]。

抗战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仪式上签字，9月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为从西北建设考虑，中华图书馆协会及时呈请教育部恢复国立西北图书馆：“本会以抗战业已胜利，今后复员建国，尤当注意教育文化之普及发扬，而西北交通不便，文化素衰，亟待复兴，故特呈请教育部恢复西北图书馆，以奠西北文化事业之基础”[47]。这一呈请报告得到教育部的重视，于1946年“仍将该馆于本年九月份起重行恢复，前于停办时交甘肃省教育厅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暂行保管之图书傢俱等，现仍由该馆收回”[48]。恢复的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一职仍由刘国钧担任。刘国钧于“十一月间复任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已飞兰视事”[49]。

1947年2月，国立西北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1948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兰州图书馆组织条例》，国立兰州图书馆仍隶属于教育部。在刘国钧的主持下，国立兰州图书馆迁入兰州中正公园新址。在国立兰州图书馆一周年之时，馆藏达9.7万余册，举行的珍本图书展览参观人数达1.3万余人。一年来除正常的开馆任务外，编印图书半月刊及南阳汉画专刊各一种；编制西北文献索引片，专著索引500余片；论文索引千余片；与省立兰州图书馆合编兰州市图书联合目录2万余片；与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合办有关西北文化各种展览会[50]。1949年8月，兰州解放，9月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兰州图书馆，刘国钧积极配合，将国立兰州图书馆完整地交回到人民的怀抱。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和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而成“兰州人民图书馆”，刘国钧任副馆长。1951年，兰州人民图书馆更名为“西北人民图书馆”，是年7月，刘国钧调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任教授。刘国钧以值得骄傲的成绩，完成了历时8年有余的开发建设西北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使命。

4 建馆思想

刘国钧于1943年3月开始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至1950年10月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他执掌国立西北图书馆(国立兰州图书馆)7年有余。他在这一时期至少发表了9篇有关图书馆和文化方面的文章，包括《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西北日报，1943，9，23；社会教育季刊，1943，1(3))、《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概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18(1)；社会教育季刊，1943，1(4))、《西北今后之图书教育》(新西北，1944，7(7，8))、《我们的图书展览会》(西北日报，1944，11，17)、《馆藏汉简简目》(西北日报，1944，11，28)、《跋裘元善旧藏书简》(书学，1945(2))、《馆藏汉简初释》(西北日报，1945，7，31)、《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甘肃青年，1947，9(1，2))、《中国文化之危机》(西北月刊，1948(创刊号)等。刘国钧的办馆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这些发表的文章以及办馆的实践中。

4.1 紧扣西北特色，创新图书馆学理论

创办一所图书馆，最先要解决的是定位问题，这是制定所创办的图书馆方针、宗旨、规章制度、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根本性基础，对于一所大型图书馆而言更是如此。国立西北图书馆不同于省立图书馆，它要成为西北地区的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中心，它要紧紧抓住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建设之纲，进而紧密联系与指导西北地区省级图书馆这一目，再通过目进一步紧扣子目，从而将整个西北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同时又不同于当时已存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是面向西北地区，而与前述两所国立图书馆在区域服务上又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国立西北图书馆为国家而兼具地方性之图书馆”[51]。这一性质，决定了国立西北图书馆必须立足西北，面向全国。根据西北的政治、文化、经济建设的特征，创建一个能领导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为西北地区服务的图书馆。其建馆目的即是：“为保存文献，提高文化，促进学术，以增进人民知识而协助国家政策之推行”。

国立西北图书馆其工作之对象为西北五省，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办理一个图书馆的四大要素有：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52]。初创一个图书馆，必然要先有馆舍，现代图书馆必须设于交通方便、读者方便来馆之处。因此，国立西北图书馆设置在西北中心的兰州是最佳选择。早期的刘国钧，在提出建立儿童图书馆三要素中，认为设备、馆员和图书是建馆的三要素，“三样之中尤其是书籍要紧”[53]。1934年的《图书馆学要旨》中，刘国钧则认为“图书是原料；人员是整理和保存这原料的；设备包括房屋在内，乃是储藏原料、人员、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场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将图书、人员和设备打成一片的联络针”[54]。此时刘国钧对创建图书馆的要素的认识有了较大的变化，他突破了强调某一要素的局限，而将各要素形成一个整体，每个要素都是创建一个新的图书馆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当然，“四要素”和“三要素”相比，它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四要素在三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方法”这一要素，通过方法这一要素，进一步把图书馆中各要素联系起来、灵动起来。

刘国钧根据创建图书馆的要素，起草了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计划书，这是一份建馆纲领，这份建馆书，将馆址建设分为3个阶段。根据本馆特色，在图书要素的建设中，根据所处环境、条件、经费等各种实际情况，突出西北特色性和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的搜集，包括重要的普通参考书、与西北文化、交通、工农业生产、医药卫生有关的文献；西北地方文献；不易购得之名著等。以中文为先，西文次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字之图书则随时购之。在人员方面，则强调图书馆是一种专门事业，宜选择相关专业人员充任。由于西北条件较为艰苦，因此，“允宜优予待遇，崇其位号，庶可以招致人才，同负艰巨”[55]。他将“方法”这一要素，融入上述其它三个要素中，可见，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为刘国钧在图书馆建设中，在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中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通过对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备与建设，既检验了刘国钧的图书馆学理论，又丰富了他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创新，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图书馆学理论思想。这一点，在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计划书中也很好地反映出来。在这份计划书中，刘国钧明确提出了“事业”这一问题，主要阐述了国立西北图书馆为推进西北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两大问题：其一是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工作，欲通过办理研究性刊物，交流图书文化和实际思想与情况、刊行西北乡贤著作、组织相关学会、大力研究西北各民族之文化、大力编制各种书目，编制各种参考资料，达到宣传图书，方便读者利用，提高文献利用率之目的。其二，大力开展各项辅导工作，编印辅导丛书、丛刊，以资社会教育人员参考；大力宣传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派人员前往西北各地以辅导图书馆工作，培养人才，举办培训班，利用图书馆学会协同开展西北图书馆事业，组织专业图书馆，以对各种经济、政治、文化事业有直接之参考，推广图书馆事业，组织分馆，巡回图书站，举办各种展览以普及相关知识，开展学术演讲会，以提高和活跃西北的学术气氛。在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过程中，刘国钧进一步认识到了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从而在以后的理论中，进一步完善了图书馆建设的思想与理论。1957年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有关“要素说”的理论，进一步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即各种要素结合成一个整体，并将各种要素都纳入到了“图书馆事业”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明确了“图书馆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56]。这一较为完整的“要素说”思想，可说是在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时期已得到进一步思考和积累。

4.2 推广图书教育，实践现代图书馆功能

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工作结束，进入开馆正常运转阶段。刘国钧的建馆学术思想随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以推广图书教育，实践现代图书馆功能领衔之，以图书教育条例各项工作，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推广图书教育，实践现代图书馆功能”的学术思想。

宣传图书，推广图书和图书馆事业，是现代图书馆的重要工作。我国正式将图书教育“真正列入社教部门，而积极加以提倡的，还在二十八年(1939年)教育部公布《修正图书馆规程》《图书馆工作大纲》以及《图书馆辅导各地社会教育机关图书教育办法大纲》以后”[57]。1939年，民国教育部正式将图书馆纳入社会教育系统，在《修正图书馆规程》中明确图书馆要遵照教育宗旨和社会教育目标而大力开展活动：“图书馆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与社会教育目标，储集各种图书与地方文献，供众阅览，并得举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以提高文化水准”[58]。该规程首次规定了省市县图书馆的任务、服务对象、机构设置、馆长及各项负责人的要求并详细述之，规定各级图书馆中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工作实施与考核要求等。两日后，教育部又公布了《图书馆工作大纲》，明确了图书馆实施教育的目标是“在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同时规定，图书馆除完成本馆各项任务外，“应负辅导或协助本区内各社会教育机关及各级学校有关图书馆事项之责”[59]。该大纲进一步阐明了图书馆机构本身的工作内容与范畴，明确了图书馆在社会教育机构系统中的工作准则、要领及工作的实施和考核。同年11月，教育部进一步公布了《图书馆辅导各地社会教育机关图书教育办法大纲》，正式提出了图书馆辅导社会教育机构开展图书教育的问题，规定：“图书馆应以辅导各地社会教育机关教育为主要任务之一”[60]。大纲中提出了省、市、县立图书馆在各区负有辅导区内各图书馆和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有关图书教育之责。区内各社会教育机关，均须接受本区内图书馆之辅导。1941年，教育部又公布了《普及全国图书教育办法》。该办法于1943年和1944年分别修订完善，其目的是要提高全民文化水准，普及全国图书教育。

刘国钧在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进程中，根据图书馆的宗旨与任务，进一步深刻领会和贯彻教育部颁布的上述4项规程、大纲与办法，并自觉将图书馆工作纳入社会教育范畴中，大力推广图书教育，拓宽了图书馆原有工作与服务内容与范畴。“最近教育部欲在西北各省推行图书教育”[61]，国立西北图书馆必须根据图书馆的宗旨方针，协助国家政策之推行。他深刻领会规程和大纲精神，确定了该馆的工作方针：“国立图书馆办理社会教育之方针，实当以辅导其他社教机构为主，而以自行办理为辅”[62]。刘国钧在研究过程中，将图书馆的工作也融入到了图书教育工作。1944年，刘国钧发表了《西北今后之图书教育》一文，这是一篇将图书教育、图书馆宗旨方针目的与目标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理论研究文章，也是刘国钧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开拓与总结。文中深刻地阐明图书馆机构本身及开展图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从而厘清了图书教育中图书馆辅导其他机构与图书馆自身建设的统一关系，突出了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图书教育是社会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发西北必须从提高西北文化水准着手，提高西北文化水准又必须从充实西北图书教育做起”[63]。

刘国钧从图书馆学原理出发对图书教育进行了研究，认为现代图书馆发源于欧美，具有8大特征，这些特征充分揭示出了“现代图书馆，可谓为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大众的而非少数人的，社会化的而非个人的”[64]，这是刘国钧对他以往研究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实践做的进一步的研究。追溯刘国钧对图书馆特征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第一篇有关图书馆学论文即是研究图书馆性质问题的，即《近代图书馆之性质》(1919年)。经过思考后，他又于《儿童图书馆学和儿童文学》(1922年)一文中提出了“三要素”，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后，他又发表了《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其功用》(1922年)一文。文中提出了近代图书馆的8个特征，同时将其归纳为自动、社会化和平民化，并在《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一书中进一步阐明：“现代图书馆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的而非贵族的，社会化的而非个人的”[65]。刘国钧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已经构建出了具有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系统，这些基础理论在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时进行了应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过程中，刘国钧更加突出了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归纳的现代图书馆特性中，增加了“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一项，充分体现出了刘国钧积极工作，勇于创新的品质。

刘国钧根据现代图书馆学原理，结合西北实际情况，进一步阐明了图书教育在图书馆的重要性。图书教育离不开教育，对于个人而言，需要终身进行读书教育。在学校期间，主要是通过图书教育，养成随时随地阅读书籍的习惯，因此，学校中的图书教育，主要是开展阅读教育，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爱好，以形成终生阅读之良好习惯。在社会教育机构中，图书教育更能体现其重要性。它需要社会教育机构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相关活动，以促进图书教育的开展，“故图书馆之设立，其目的在书尽其用。图书教育之目标，在人皆读书，书尽其用。人人皆读书，而后社会乃有进步，文化乃得发展。此现代图书馆之所以见重于世也”[66]。他通过图书教育的开展，进一步统盘考虑图书馆工作，它要将搜集到的文献整理、排比、揭示、推荐，“使人以最经济最方便之方法使用之”，揭示出了图书馆必须主动开展有利于图书教育的活动，大力开展西北图书馆事业的调查工作，通过座谈会、讲习会、训练班，培训合格的馆员，大力辅导地区社会教育机构，举办分馆、图书供应站、巡回书库，大力开展各种展览活动、举办各种学术讲座，编制各种书目索引及辅导材料、设立各种专业阅览室或图书室、辅导读者查阅图书、举办刊物以开辟研究阵地等。

4.3 三个中心之目标

经历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备、成立、正常开馆、暂时撤馆、复馆、更新馆名的曲折发展后，刘国钧对于国立西北图书馆改称为国立兰州图书馆后的建设目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要做到(1)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2)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3)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67]。刘国钧的这一定位，是从西北实际情况出发的。既然馆名改称为“国立兰州图书馆”，因此“这很显然的是将这座图书馆永久的设置在西北中心的兰州的”[68]。历史上，兰州一直是西北的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的活动中心，因此，完全应该而且具备将国立兰州图书馆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文化、文献参考、图书教育的活动中心的条件和历史的责任。在三个中心中，文化中心是核心，文献参考中心是基础，图书教育辅导中心是推广。三位一体，形成了将国立兰州图书馆建成三个中心的目标。

刘国钧对于哲学、文化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文化是一国立国之本，“一国之盛衰，民族之兴替，恒系于国家文化之高低，我国固有文化，历史悠久，自无磨灭之理，然倡导之，发挥之，是则吾辈之责也”[69]。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绵延不断的古文明，然而，“中华文化为生长的、变化的、复杂的，而非固定的，静止的，或单纯的”[70]。中华文明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明的长处，“汉唐以后，杂有印度之佛教文化。现代更杂有部分的西洋文化”[71]。它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使中华文明更形发达。刘国钧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十分警惕文化上的全盘西化或所谓纯粹的中国本位文化，一直坚持“以我为主，吸收创新”的态度，并形成了他的具有特色的学术思想。这一特征在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国立兰州图书馆的实践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民族的即是世界的，刘国钧在1943年时提出了“西北文献”这一词组，从而在馆藏的搜集中，将纸质与非纸质文献囊括其中，在创建三个中心的过程中，将搜集文献作为基础，除了搜集乡贤著述、手稿、西北地志家谱、藏蒙维哈等文字著作及有关西北问题的中外文献外，进一步搜集出土文物及其他古物，如陶器、竹简、碑石、金石。除了搜集外，更是进一步对其组织与揭示，编纂各种馆藏目录和推荐目录、西北问题的参考书目索引、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问题图表等，通过各种展览、学术演讲、办刊物、创建研究室和参考室等推广和研究西北文化。

刘国钧对于“三个中心”的思想与目标的建设是一贯的，这一思想完全贯穿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建与开放中。为了更有效地联合地区力量共同加强中心的建设，在国立西北图书馆、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科学教育馆、省立兰州图书馆等五个机关的倡导下，决定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特于本月(1945年4月)八日假社会部兰州社会服务处举行成立大会”[72]。通过选举，确定了协会理事、侯补理事、监事、侯补监事，刘国钧被推选为理事长。兰州是建设西北的中心，兰州图书馆协会应将整个西北地区的图书馆事业纳入视野。协会的成立被界内人士寄予厚望，协会“担负起保存，整理，发扬西北文化的使命。团结兰市图书馆界人士，仅为这一工作的起点”[73]，应该在协会的组织下，征集保存西北文献，编制西北文献联合目录，促进有条件的图书馆成立有关西北文献的保管室甚至研究室，大力开展西北地区的文献交换工作，组织“西北问题研究会”，深入研究西北文化，大力整理西北文化，统编提要目录，以便读者查寻研究，编制西北文化的各种专题目录索引。在刘国钧的主导下，无论是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工作还是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工作都在有序、有效地开展，以全力打造文献、文化、服务的西北特色。1944年5月，国立西北图书馆设立西北文物研究所。该所以搜集、研究并展览西北文物为目的。通过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该室先后编印出《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书目提要》《西北乡贤著述目录》等，同时将有关西北地方文献全部集中收藏使用[74]。

“学术民众化”是刘国钧在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学术民众化，为现代民主国家教育之重大目标”[75]。它是建立在图书馆文化基础之上的。设立图书馆是“纠正现行不良风气，提倡正当生活理想，鼓吹国民道德，宣扬民族文化，尤为图书馆设立之本意”[76]。在此基础上，通过请各界名人开展通俗讲演，以达学术民众化之目的，则是建设西北文化特色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为更好地宣传、普及、研究西北文化，国立西北图书馆主编出版了《西北文化周刊》，1943年9月23日，刘国钧在《西北日报》第4版上发表《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刘国钧以国立西北图书馆为平台，与《西北日报》合作，创办作为《西北日报》副刊的、由国立西北图书馆主编的《西北文化周刊》。创刊初期为半月刊。1944年10月17日，该刊创刊后，颇受各界欢迎，稿源充足，遂决定扩大刊物研究范围，扩充刊物篇幅，“自第7期(1945年1月2日)起，改为周刊，每周二出版，稿费为每千字150元[77]。该刊出至1945年7月，共出36期，载文75篇，很好地宣传了西北文化、西北文献、图书教育，包括展览会等一些活动的报道与研究。刘国钧在《西北文化周刊》上至少发表了3篇文章，分别是《我们的图书展览会》(1944，11，17：第3期)、《馆藏汉简简目》(1944，11，28：第四期)、《馆藏汉简初释》(1945，7，31：第36期)。

原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裘元善收藏有汉简30枚，他十分珍爱这些汉简，从不轻易示人。1944年春他逝于重庆，教育部遂经商界贤人将其购归国有，以免散失。教育部“以其为西北旧物也。遂令国立西北图书馆保存之。简凡三十。完好者十九简。余或断烂残破，字不尽可辨”[78]。这些汉简经拍摄留影保存，又进一步经专家研究释文，将可辨之字及释文研究成果刊于《书学》杂志，以光大我国文化。刘国钧在所刊内容亲自撰写跋，说明这批汉简原收藏者及归入国立西北图书馆后的对汉简的整理、拍摄、释义之过程。刘国钧并撰文《馆藏汉简简目》，发表于《西北文化周刊》，促进西北文化的研究。

“图书馆是推进文化的利器，是建设文化的原动力”[79]。国立西北图书馆复馆后，刘国钧在大力组织本馆开展馆内工作外，继续大力开展西北文化研究与图书教育活动，编印刊物、编制西北文献索引、专著索引、论文索引，与省立兰州图书馆合编兰州市图书联合目录、与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合办有关西北文化各种展览会[80]。加强阅览站的设置，在兰州社会服务处、励志社及工程学会等3个机关内各设有阅览站。1947年6月，由教育部拨发国立兰州图书馆的10万余册图书，由京沪运抵兰州，在全馆人员的努力工作下，在较短时间内整理完毕。为推进“三个中心”的工作，决定于8月13至17日在国立兰州图书馆内举行善本图书展览会。在5天的展览中，“参观人员极为踊跃，洵为西北之空前现象”[81]，据《兰州图书馆复馆后工作概况》一文中记载，在5天的展览中，“参观者达四万一千余人”[82]。而在选定展览的善本工作，“统由刘(国钧)氏及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冯国瑞氏参加，寝食俱废，尤是可钦”[83]。

5 结语

时势造就人物。刘国钧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惟一一位在政府支持和主导下，白手起家、创建国立图书馆者。他抓住历史机遇，不畏艰辛，全身心投入，带领全体筹备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业，创建出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上第三所国立图书馆，并在以后的运作中，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历史给予我国图书馆界三次创设国立图书馆之机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议创设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三十五年度，还都事宜完成，遂成立筹备委员会”[84]。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由教育部先后聘任21位筹备委员，“朱家骅先生为主任委员。严文郁先生兼任秘书，经理筹备事务，拟订章制及规划预算决算，与征集图书资料及其他临时事项”[85]。

1946年，为推进西北文化建设，“教育部特拟在西安设立国立西安图书馆。经已聘订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86]。“该会于三十五年十月奉令成立”[87]，并于1947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召开首次委员会会议，由刘主任委员季洪主持”[88]。后因工作之因，“遂由部改聘杜元载为主任委员”[89]。当时杜元载为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由其代理筹委会主任委员。1948年，“现杜代主任委员辞职获准，所遗职务，教部已改派本校杨校长钟健兼任”[90]。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所筹备中的国立图书馆并没有正式成立，胎死于筹备期，错失了历史机遇。从中更能体会到刘国钧带领全体筹备人员和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创建国立西北图书馆之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