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小忠

年鉴界一般认为，中国年鉴是舶来品。从170多年前的起步之初，它就带有太多西方年鉴的印记。而后，逐渐融合进中国的思维与改进以及创新。然而，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年鉴的出版数量与理论研究发展始终平平。80年代，率先完成第一轮地方志书编修的一些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开始编纂市、县综合年鉴。随后，省级年鉴、专业年鉴等进入人们视野，中国年鉴开始迅速、蓬勃发展。2020年，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基本达到全覆盖。

然而，1980年代至2020年的40年间，各级各类地方志和年鉴工作机构，由于任务重、人员少，志书、年鉴日常的编纂工作烦琐，即便是“忙里偷闲”开展年鉴理论研究，也多是侧重于旨在解决编纂实践问题的编纂理论研究。这一状况造成年鉴理论研究长期处于“慢作为”状态，各级各类年鉴的实践经验既没有完全、系统地上升为科学理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既有理论也难以有效指导年鉴编纂实践问题。甚至一些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亦有混乱，还没有成为年鉴界的共识，更谈不上系统与成熟。年鉴理论研究的常规工作机制，也不够健全。可以说，目前，中国年鉴的理论研究还滞后于蓬勃发展的年鉴编纂工作。本文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予以分析，以期对年鉴理论研究发力方向有所裨益。

一、厘清各种概念，构建起年鉴学特有的概念体系

目前，年鉴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概念混乱，各说各话，不成体系。年鉴、年鉴学、年鉴文化、年鉴性质、年鉴功能等基本概念的定义，都缺乏定论，没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