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婕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褐木庐是我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专业藏书楼，也是私人藏书楼发展成为半公共图书馆的典范，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研究褐木庐，有助于将它昔日的风采重现于今人眼前，更有助于为当代图书馆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回顾近90年的褐木庐研究成果，对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褐木庐概况

褐木庐是近代戏剧家宋春舫的藏书楼。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人，自号春润庐主人。宋氏一生不懈收集戏剧类书籍，1930年，他在青岛福山支路6号建立了一座藏书楼“褐木庐”(Cormora)，该楼楼名是他最景仰的三名外国戏剧家名字的缩写：高乃依(Corneille)、莫里哀(Moliere)、拉辛(Racine)。褐木庐收藏了十几个国家的戏剧类书刊，其中不乏稀世珍本。宋氏亲自将藏书精装保护，系统地分类、编目、排架，并加贴“褐木庐”及“春舫藏书”藏书票，前者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藏书票之一。宋氏据藏书整理成《褐木庐藏剧目》(下文简称《藏剧目》)，该书是我国近代为数不多的由藏书家亲自编纂的私人藏书目录。随着褐木庐声名远播海内外，宋氏为利惠大众，将其改建成一座半公共性质的专门图书馆——褐木庐戏剧图书馆(下文简称“褐木庐”)，于抗战时停办。20世纪50年代，宋氏后人遵其遗愿将褐木庐藏书捐归国家，后来这批藏书分别进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流入社会。褐木庐虽已消失，但它在中国藏书史上曾作出的重要贡献不容忽视。

2 褐木庐研究概况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利用文献数据库广泛收集褐木庐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梳理其内在联系，并按时序进行组织，分三个阶段论述其具体情况。归纳现有研究特点，发现不足，展望未来，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本文涉及的文献包括：(1)时间跨度上，自褐木庐建立(1930)以来可查考的全部相关文献(1932-2020)；(2)地域范围上，以中国大陆、港台地区为主，海外相关研究尚属空白，在此不做提及；(3)文献类型上，以期刊文献、报纸文献、学位论文和专著图书为主。其中，期刊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超星期刊、龙源期刊阅览室等数据库；报纸文献主要来源于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学位论文来源于中国知网；专著图书主要来源于超星数字图书馆、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

笔者以“褐木庐”为检索词，在上述数据库中进行全文精确检索，去重后共检得相关文献308条，总数呈随时间递增趋势。手动将词频为1的低相关度文献筛除后，共得68篇高相关度文献。1991年图书馆学界首次出现褐木庐专题研究；2012年正值宋春舫诞辰70周年，学界出现数篇高水平褐木庐研究成果。以上述两时间点为界，笔者将现有成果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拟命名为发端时期(1932—1990，10篇)、兴起时期(1991—2011，39篇)、深入推进时期(2012—2020，17篇)。

2.1 发端时期(1932—1990)

1990年前，学界对褐木庐的研究较少。该时期有关记载以通讯报道、文学性评述为主，多散见于报刊杂志、知识分子笔记中。据笔者所见，最早有关褐木庐的记载，是刊载于《华年》杂志的《宋氏褐木庐的戏曲书库》(1932)[1]。该文高度评价了宋氏收集藏书的恒心与毅力，指出以褐木庐藏书为代表的私人收藏在当时的中国不可缺少。它较早地注意到褐木庐在我国近代藏书史上的价值，激发了学界和大众对褐木庐的关注，堪称褐木庐研究的发端之作。此后又有数篇报刊短评对褐木庐加以评介，称其为“戏剧之渊海”[2]“以蓄集西文典籍称于世”[3]“不仅中国首屈一指，即在欧美之私人图书馆中亦有相当位置”[4]。宋春舫逝世两年后，《剧场艺术》杂志汇集当时戏剧家李健吾、顾仲彝、赵景深、于伶等人的悼文，推出“宋春舫先生纪念特辑”[5](1940)。数位戏剧家均盛赞了褐木庐藏书。其中，赵景深提到宋氏的藏书大多是第一道手的原文，佐证了褐木庐藏书的主要成分[6]。此外，专号中还建议宋氏家属妥善整理藏书，并提出捐赠[7]、公开借阅[8]等处理途径，这些建议切实可行，反映出时人对褐木庐藏书归宿的热切关注。

知识分子笔记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梁实秋《书房》[9](1949)一文。梁氏依托自身数度造访褐木庐的经历对其给出极高评价，介绍了褐木庐藏书的装帧、排架、编目情况，并将其性质界定为“微近于藏书楼”。莫洛(1949)更盛赞宋春舫为中国唯一、世界三大著名戏剧藏书家[10]。来自知识分子的评价，能从专业角度反映出褐木庐藏书水平之高、名声之盛。

1990年前，学界对褐木庐的研究处于发端时期。时人多持积极的感情色彩，介绍褐木庐情况并予以高度评价，反映出褐木庐已受到关注。有感于我国近代书厄频发的乱象，部分学者对褐木庐藏书的归宿提出了有益的构想，尽管限于实际未能落实，但也反映出他们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尤为可贵的是，许多同代学者的记载源自亲身经历与见闻，为后世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是，该时期源于图书馆学视角的研究几近于无，这或许同当时我国的近代藏书史研究刚刚起步有关。

2.2 兴起时期(1991—201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褐木庐的研究日渐兴起，各类成果纷纷涌现。该时期的褐木庐研究，可略分为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其他学科研究三类。

2.2.1 整体研究

据笔者所见，青岛学者鲁海最早注意到褐木庐在图书馆学领域的价值，乘地缘之便，实地走访、查证本地史料，开始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他的数篇文章成为早期褐木庐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91年的《褐木庐戏剧图书馆》[11]从图书馆学视角介绍了褐木庐，首次将其性质界定为“半带公共性质的专业图书馆”，是图书馆学人对褐木庐较早、较全面的评介。以之为开端，鲁海在后续著作中采用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论述了褐木庐的借阅规则、读者群体成分、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影响力等[12-18]。他创造性地整理前人未曾重视的相关史料，用于佐证自身观点，脚踏实地、有理有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将褐木庐列入“青岛四大图书馆”之一[14]，高度评价其研究价值，将其引入了图书馆学界的关注视野。

该时期学界对褐木庐的评价多仍延续积极倾向。叶长海(1996)[19]、苏雪林(1998)[20]、杨祖逵(2008)[21]、王绍仁(2009)[22]等学者都盛赞褐木庐，尤其强调其在收藏西文戏剧书刊方面“独一无二”的成就，反映出学界对褐木庐的日益重视。杨婷《作为清华学院派戏剧教育家的王文显研究》(2008)[23]将王氏藏书与褐木庐藏书加以对比，从共享性角度指出褐木庐藏书旨在提升宋春舫自身的戏剧修为，较难为他人利用，其公用价值不如王氏藏书。该观点一反学界对褐木庐的赞扬之声，以褐木庐私人藏书楼与王氏藏书相较，却忽视了褐木庐后期作为公共图书馆发挥的功用，其严谨性仍值得进一步商榷。

2.2.2 专题研究

随着褐木庐进入图书馆学界的视野，有关专题研究也开始出现。这类研究大多篇幅不长，深入性欠佳，但首次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值得后人借鉴和思考。褐木庐藏书是这类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多位学者从藏书来源、数量、成分与特点、藏书票等角度入手进行分析。陈子善(1997)从《北京大学日刊》中挖掘出宋氏发布的求书启事，以佐证宋氏爱书之深、求书之切[24]。贾俊学(1998)认为宋氏留学海外时不遗余力的购书活动是褐木庐藏书的基础[25]。苏永生、徐鸿儒(2005)将褐木庐藏书的来源分为国外带回、国内搜购两条路径，特别点出向国外函购是宋氏回国后收集藏书的重要途径[26]。这些研究对褐木庐藏书的主要来源进行了考证、推理，得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关于褐木庐藏书的数量，学界众说纷纭，仅笔者所见，即有6000余册(鲁海，2000)[27]、7800册(李莎，2007)[28]、约8000册(王铎，2006)[29]、9000余册(鲁海，2004[30]；苏永生、徐鸿儒，2005[31]；唐文一，2005[32]；郭谦，2008[33])等。其中，大多数说法皆未给出史实依据，只有李莎称其数据来源于宋春舫之子宋淇与陈子善的通信[34]。笔者认为，藏书数量成为悬案，或许是由于各学者所持数据的统计年代不同。宋氏毕生致力于搜求书刊，褐木庐藏书数量不断变动，他去世后藏书分散各地，未能得到系统整理，因此无法得出确切总数亦在情理之中。徐亚娟(2011)统计了国家图书馆馆藏褐木庐藏书的数量与种类，为今人的利用提供了便利[35]。关于褐木庐藏书的成分和特点，也有学者挖掘史料，提出了自身的观点。吴兴文(2010)根据在私人书市上寻访褐木庐藏书的经验，指出现存褐木庐藏书以法文平装毛边本居多。他还统计了《藏剧目》中记载的书刊信息，纠正了梁实秋所谓褐木庐藏书“以法文戏剧为主”的说法[36]。杨洪勋(2010)考证宋淇的书信、笔记，发现褐木庐内还有一间主藏美国、德国出版的文学作品的书房[37]。徐亚娟(2011)根据国图现存实体藏书，认为褐木庐藏书多为精致的单册小开本[38]。这些发现均以充分的史料为基础，有理有据，使褐木庐藏书的情况更为明晰。

该时期，褐木庐藏书票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张伟(2003)[39]、周一清(2006)[40]、王铎(2006)[41]、李白泉(2007)[42]、朱亚夫、王明洪(2008)[43]、《灵凤》(2009)[44]等学者和刊物对褐木庐藏书票的艺术风格进行赏析，认为它是中西风格结合的典范。其中，王铎认为票上“褐木庐”三字系宋氏手迹，底部是宋氏喜欢的圆框眼镜图案[45]。《书香两岸》将该票划归西方Art Deco风格[46]。这些解读主观性较强，虽缺乏史料支撑，不一定准确，但仍有参考意义。有关该票的出现时间和设计者，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914年宋氏至瑞士留学后请人设计(周一清[47])；作于1920年(韦泱[48])；使用时间尚无法确定(吴兴文[49])。由于缺乏史料佐证，笔者认为三种观点中以吴氏所持较为稳妥。关于褐木庐藏书票的功能，鲁海(1999)认为，该票与其上的藏书编号一同发挥了“书标”的作用[50]，率先将褐木庐藏书票与藏书管理工作联系起来，富有见地。此后，又有学者沿此思路，深入分析该票在藏书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吴兴文(2010)对照《藏剧目》研究褐木庐藏书票，指出《藏剧目》中的编号是宋氏使用该票后的重新编号[51]。徐亚娟(2011)结合对应书刊内容，推测藏书编号开头的英文字母系该书所属类别的缩写[52]。这些观点创造性地注意到褐木庐藏书票为藏书管理提供的便利，并结合实际用途加以分析，具有较强的致用性。此外，学者还考证出了宋氏另一枚藏书票“春舫藏书”的存在。李白泉(2007)赏析了《可爱的泥马车》一书所附“春舫藏书”票的艺术风格[53]。吴兴文(2010)推测“春舫藏书”的汉画像石风韵与当时鲁迅、许地山等文人所好有关[54]。这是有关宋氏藏书票一项值得注意的发现。

其他专题研究集中于庐名来源问题。“褐木庐”之名来源于三位戏剧家姓名缩写，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该时期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李允经(2000)认为上述观点“洋味”太浓，他将“褐木庐”释义为贫寒人的小木屋，蕴含着宋氏的自嘲[55]。王铎(2006)经过实地考察、询问现任房主，认为褐木庐是因房体的褐色木料装饰得名[56]。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亦有可取之处，但主观性过强、失之浅显，且宋氏出身富庶，以贫寒自嘲似乎缺乏道理。李文渭(2006)从三个角度分析了褐木庐定名的原因：大家方便；藏书不致丢损；说明藏书以戏剧为主[57]。该观点从运作角度剖析了褐木庐定名给宋氏和大众带来的便利，视角新颖。

2.2.3 其他学科研究

2008年以来，褐木庐开始受到城市规划学科的关注。周益锋(2008)率先注意到褐木庐旧址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在青岛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中的价值[58]。马君兰(2009)指出褐木庐旧址等小鱼山街区名人故居尤其值得保护与开发[59]。这些论述均较简要，但成功将褐木庐引入了该领域学者的视野，发掘出其研究价值。城市规划学围绕褐木庐展开专题研究始于2010年，刘庆首次考察了褐木庐旧址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对策，为褐木庐旧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提供了参考[60]。

综上所述，1991—2011年的褐木庐研究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图书馆学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褐木庐的研究价值，展开了基于专业视角的史料整理、整体和专题研究，首次涉及褐木庐藏书、藏书票、庐名由来等方面，成果颇丰。城市规划学界也开始探究褐木庐旧址的价值与保护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褐木庐旧址坐标最终确定，为该时期研究的兴起提供了解释。但该时期对史料的发掘与考证仍显不足，不同论著中基础史实出入之处颇多，许多基本问题仍未获得一致定论。研究成果与现实的联系也较欠缺，未能意识到褐木庐的经验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借鉴意义。

2.3 深入推进时期(2012—2020)

2012年正值宋氏120周年诞辰，图书馆学界出现了代表性的褐木庐研究成果。以此为开端，多学科的研究者注意到褐木庐的研究价值，开展了多领域、多视角的研究，略分为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其他学科研究三类。

2.3.1 整体研究

为纪念宋春舫120周年诞辰，翟广顺(2012)对褐木庐相关史实进行了系统总结与梳理[61]。王杭、孟小槟(2012)采用图书馆学理论，全面分析褐木庐藏书的装帧、数量、编号、藏书票等，论述了国图所藏褐木庐藏书的保存情况[62]。它们堪称该时期褐木庐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标志着褐木庐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学界对褐木庐的评价更趋积极化，如“高山仰止”“历史名片”[63]“万国戏剧馆”[64]等说法不胜枚举，虽不免有艺术夸张之嫌，但也体现出褐木庐在当代所受重视。还有学者整理了同时代的胡适[65]、钱钟书[66]等人对褐木庐的评价，并认为钱氏评论反映了褐木庐藏书亦受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67]。这些成果创新性地挖掘、阐释了史料，有助于体现当时褐木庐的社会影响力。

更多学者注意到褐木庐的社会功能，并将其同现实联系起来。王杭、孟小槟(2012)将褐木庐与当代藏书组织的不足进行对比，指出褐木庐现象值得人们深思[68]。李明(2018)认为至1936年参加中图协会第三次年会，褐木庐的功能已完成公共化转变[69]。魏硕(2018)将褐木庐的社会功能归纳为启迪民智、开化教育，开放共享、传播文化两方面，并点出馆藏儿童剧对大众教育的重要功用[70]。这些研究采用现实思维方法，致力于从褐木庐的成功经验中寻求服务于解决现实矛盾的途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社会责任感。

2.3.2 专题研究

该时期，图书馆学界注重采用专业视角考察褐木庐情况，充分利用史料，形成了数篇专题研究成果，集中于藏书来源、数量、归宿、藏书票等方面。胡一峰(2018)考证宋春舫曾将清华春润庐藏书运入褐木庐中[71]；宋雪杰、宋伟利(2018)从宋淇《两周年祭》中找出了宋春舫狂热购书的记载[72]；李明(2018)基于宋氏1934年的《补充说明》，提出宋氏1931年在京沪所购之书是否归入褐木庐的问题[73]；魏硕(2018)考证称宋氏曾两次赴美采购戏剧著作[74]。这些成果对史料进行了充分挖掘，创造性地加以解读、利用，完善了宋氏藏书的来源脉络。关于藏书数量仍无明确定论。王杭、孟小槟(2012)整理了已有研究中关于藏书数量的两种观点[75]；宋以朗(2014)以藏书编号上限为据，纠正了有关藏书数量的错误说法[76]；宋雪杰、宋伟利(2018)依据宋氏统计藏书的数量单位，指出学界的争议应归因于统计时间与标准不同[77]。上述观点虽未彻底解决藏书数量问题，但采用客观、审慎的标准对现有观点进行整理、勘误与评价，使该问题的答案更趋明朗。宋以朗(2014)作为宋春舫的直系亲属，通过调查走访，整理出了褐木庐关闭后藏书的两条流向，据亲身经历推测出“文革”后一部分藏书的归宿[78]。李明(2018)造访书市，从市面褐木庐藏书的书章判断出其曾流入非文化机构，并猜测这与1954年我国的院系调整有关[79]。这些研究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具有翔实的证据支撑，可靠性强，使褐木庐藏书的归宿进一步明晰。

王杭、孟小槟(2012)基于整理褐木庐藏书的工作经验，总结了褐木庐藏书票及编号的规律，按规格将该票分为三类，并将馆藏褐木庐藏书依据有无书章、书票、编号分类，归纳了藏书编号范围和统计规则[80]。宋雪杰、宋伟利(2018)整理了学界对票上字母BC的不同解释[81]。张伟(2018)归纳出该票与上海银行藏书票的共同点，推测后者同属宋氏所作[82]。管芃(2020)分析了该票背后蕴含的中西结合思想与文人精神[83]。该时期的藏书票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艺术赏析视角，从实物史料中总结规律、得出推论，更富图书馆学人的专业色彩。

2.3.3 其他学科研究

该时期，城市规划学界继续关注褐木庐，从街道空间、景观及建筑价值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王丽萍(2020)阐述了褐木庐旧址的建筑特点[84]。孙聪等(2020)对褐木庐旧址的街道位置、院落价值给出了评价与发展建议[85]。张亚宣、陈双辰(2020)分析了褐木庐旧址的建筑风格，指出其在历史和艺术上的双重价值，点明这种价值分析对宋春舫和褐木庐研究的重要意义[86]。这些研究立足旧址现状，从专业角度给出了详实的剖析与具体可行的建议，较前人更全面、透彻，为褐木庐旧址保护工作提供了指向。

戏剧学界也开始注意到褐木庐的研究价值。秦亚欧(2016，2017)阐述了褐木庐对传统戏剧文化的历史性影响，并结合实际工作，点明了褐木庐的成功经验对现代戏剧界的启示[87][88]。魏硕(2018)认为褐木庐的建立目的在于普及戏剧、传播文化，其藏书理念、管理方式值得今人借鉴[89]。不同学科的褐木庐研究均充分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将褐木庐经验与现代保护、开发工作相联系，既开创了崭新的视角，又富含历史思考与现实关切，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综上所述，2012年以来，褐木庐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日益全面、整体化，专题研究亦逐渐向纵深发展。该时期研究更注重采用图书馆学专业方法，重视利用史料，对过往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考辨，在此基础上提出脚踏实地的观点，避免主观性的过度影响。同时注重从多角度分析褐木庐价值，立足实际，映照现实，具有较强的致用性。戏剧学、城市规划学也展开相关研究，能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但仍有许多有价值史料未经挖掘与整理，专题研究偏重藏书而较少涉及管理、运作，这些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之处。

3 现有研究评述

3.1 研究特点

研究系统性不足。现有褐木庐研究成果已较丰富，它们大多基于整体视角论述褐木庐概况，罗列史实，虽能详细反映褐木庐全貌，但重复有余，新意不足。笔者认为，图书馆学领域某研究的系统性高低，主要看学术专著和博士论文的有无[90]。现有研究成果仍以期刊论文、论著中的单个章节甚至段落为主，未出现专门研究褐木庐的学术专著和博士论文，可见现有研究仍较零散。

专题研究重藏书轻管理。褐木庐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着的图书馆有机体，其藏书和管理均具有先进性和独特性，值得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范围窄、问题集中，要求有相当的深度，能对问题给出较精细、准确的说明和解释。现有褐木庐研究集中于藏书情况，涉及藏书数量、来源、归宿、藏书票等，从管理层面切入的研究仍较少，入馆规则、借阅制度、图书流通等问题仍未出现专门的总结论述。

史料利用不足。褐木庐诞生之时距今不到百年，有丰富史料留存至今。现有研究已开始重视挖掘、利用相关史料佐证自身观点，但仍有大量可资利用的实物、口述等类型史料长期受到忽视，如上海图书馆馆藏褐木庐藏书至今未经整理与研究。我国近代文化普及水平较低，许多褐木庐的普通读者难以留存史料记载，因此，现有史料大多源于精英阶层，对普通市民的入馆情况涉及甚少。在史料考证方面，现有研究亦存在错讹、出入之处，其中不乏建庐时间、庐址坐标等基础史实问题，值得研究者警惕。

主观性论述占比大。褐木庐及其藏书曾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寻访，他们倾向于以文学性叙述记录自身见闻，成为现有研究的重要史料凭借。这些记述虽有直观生动的优点，但多短小零散，不便于搜集、查考。作者不可避免地在写作时融入自身主观情感倾向，易影响其学术价值，如梁实秋《书房》中称褐木庐藏书以法文戏剧为主，便与《藏剧目》中记载不符，或只是凭印象写就[91]。部分研究仅是作者观点的罗列，缺乏确凿的史料证据，甚至不附参考文献，其可靠性颇值得质疑。

鲜明的地缘性。褐木庐研究者中不乏与青岛市、山东省存在地缘、学缘关系者。如鲁海曾任青岛市图书馆馆长，另有多位研究者来自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当地高校。乘地缘之便，他们得以通过实地考察直接获取史料。此现象也折射出当代学者从事乡土研究的倾向。但由于实际情况复杂，实地取得的史料或有不可靠之处，部分当地学者踏入了全盘依赖当地居民口述史料的误区，这种情况下尤应谨慎。

3.2 研究展望

加强史料整理与利用。我国近代社会长期动荡，褐木庐因战火闭馆、宋春舫英年早逝后，许多珍贵史料难以受到妥善保护而散佚。现存史料的不足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因此，加强褐木庐史料的整理和利用，成为推进褐木庐研究的关键。有关褐木庐的书面记载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短小零散，值得加以整理、汇编成集。褐木庐旧址、藏书等实物史料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但现有研究仍有未涉及之处，如上海图书馆馆藏褐木庐藏书便值得进一步整理与研究。相关人士的口述史料往往蕴含着独特的信息，同样值得重视和利用。挖掘和整理史料，可以使今人增进对褐木庐的了解，也有助于推动褐木庐研究更加深化。学界应采取审慎、客观的态度，加强对史料的考证工作，去伪存真。

关注褐木庐管理情况。褐木庐的管理蕴含着宋春舫师法西方的有益经验，具有先进性、时代性和独特性，值得进一步探究。由于史料不足，今人关于褐木庐的藏书排架规则、读者准入制度、借阅制度等问题均只能基于已有线索，展开有限的推测。进一步探索褐木庐管理情况，有助于系统了解其发展水平，完善我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褐木庐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也可为当代图书馆建设提供借鉴。

关注普通市民读者群体。褐木庐的对外开放，为青岛市民创造了近距离接触高质量专业书刊的条件，利惠大众，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功效。该馆一经开放，便受到多家大众媒体报道，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该馆读者以青岛本地人为主，但由于普通市民文化水平和记录意识不足，导致今人可考的相关记载大多源于精英阶层。了解当时青岛普通市民读者对褐木庐的利用情况，关注褐木庐对该群体造成的影响，有助于获知私人图书馆对我国近代公共文化、市民心理的影响，对当代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给出有益的启示。

开展多学科合作。近年来，戏剧学、城市规划学界关注到褐木庐的研究价值，它们的研究为图书馆学界开辟了新视角。但它们尚未与图书馆学的研究有机结合，各行其道，缺乏联系与交流。现代科学综合是主流，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大科学”“新文科”的社会体制得到空前的发展。通过跨学科合作，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我所用，或能激发出更多创新观点与思路。

宋春舫曾在《褐木庐藏剧目》自序中称：“盖二十年来，辛苦搜求，所获不过三千余册，财力不足，闻见有限，无足怪也。犹幸所藏，尽限一类，范围既隘，择别较易，即此区区，已为难得。以言戏曲，粗备粳要，中土所藏，此或第一，持较法京，才百一耳。”[92]最真实地折射出宋氏以自身戏剧藏书服务中国戏剧研究的贡献精神。致力于研究褐木庐的学者，同样应以宋氏的精神追求为榜样，发掘褐木庐的有益经验，服务于当代图书馆建设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