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彦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07年美国留学归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阅历丰富，身份多样，学问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影响范围遍及国内外，今天仍被广大学者关注与研究。

胡适一生坚持写日记，从留学后期到逝世，五十多年几乎无间断的日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他广识社会名流、文人学者，通过往来书信进行学术研究、政治活动、日常生活的交流。自留学期间，图书馆在胡适的日记与书信中频繁出现，可见胡适对图书馆的关注度之高。本文主要依据胡适的日记、书信，辅以演讲稿，拟梳理胡适的图书馆经历，并分析概括胡适先生由此产生的图书馆学思想，勾勒出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愿景。

1 胡适与图书馆关系研究概述

现有论文有关胡适与图书馆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

(1)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研究。作为最早研究胡适与图书馆的学者，季维龙首次系统地整理出大量史料，指出胡适提倡图书馆应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思想与当时第一代图书馆人倡导的“新图书馆运动”相一致[1]。与封闭的藏书楼相对应的是藏书家花重金购书的藏书思想，胡适对此极力反对，张喜梅[2]、李巧玲[3]、李玉宝[4]、刘心红[5]等人分别讨论胡适的“杂货店的收书法”之利弊。另外，安向前还提出胡适十分重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6]。

(2)胡适的目录学思想研究。胡适于1926年应《京城》副刊之邀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持反对意见的梁启超相应地另起了一份更长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万宁对两者作对比研究，并认为两位学者开列的推荐书目，开创了中国推荐书目的先河[7]。张永伟、孙红艳以古典小说考证为例，指出胡适的目录学方法承袭了其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并客观评价了胡适的目录学实践[8]。

(3)胡适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研究。周戊香[9]、马波、郝淑红[10]等学者都对胡适的图书馆资源共享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胡适的图书馆资源共享思想在当时极具远见性。

(4)胡适的图书馆文献保护实践研究。胡适爱书惜书，张同刚曾介绍胡适抢救“居延汉简”，亲力亲为转移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籍，为东方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征书募书、捐出毕生藏书予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事迹[11]。代坤通过胡适与王重民往来信件，还原了胡适委托王重民转移善本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以避战乱之害的过程[12]。肖伊绯还认为胡适是最早提出采取摄影方式存留复本，可谓中国古籍数字化的开创者之一[13]。

(5)胡适的索引学思想研究。徐瑞洁最先关注了胡适在索引学领域的成就，她梳理了1925年胡适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兼索引委员会任职书记所作的贡献[14]。为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胡适特编写了一首四角号码歌诀，张喜梅对其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肯定[15]。

(6)胡适与三个图书馆的关系。邹新明[16]、石烈娟、杨红玲[17]致力于挖掘整理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相关史料，先后梳理出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为北大图书馆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杨杞[18]、戴革成[19]、顾钧[20]等学者则关注胡适在葛思德图书馆任职的缘由与意义。胡适还与上海东方图书馆有深厚的渊源，黄少明[21]指出胡适曾为该图书馆的发展提出不少建设性的建议，而徐雁平[22]、钟叔河[23]等学者则更多从出版视角论述胡适与上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是基于零散的史料与文献，而较少专门以胡适日记与往来书信为研究材料，来探讨胡适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胡适的日记和往来书信中，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记录了胡适本人的图书馆经历、见闻、感悟，可以折射出胡适的现代图书馆学思想及相关学术思想的内涵。为此，本文拟以胡适日记与往来书信作为主要研究材料，通过梳理胡适在国内外的图书馆阅历，分析探讨其图书馆见解的形成与发展，论述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愿景，并阐述其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所特有的贡献。

2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图书馆阅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在经历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嬗变，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开始萌芽。古越藏书楼对公众开放标志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变革的开始，在此之前，官私家的藏书楼重藏不重用，实行对外开放更是不可想象的。而同时期的西方，距第一个图书馆法成立和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建立已相隔近半个世纪，图书馆理论迅速发展，图书馆事业渐成规模，图书馆的开放、自由、平等的信息职能渐渐深入人心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胡适于1910年-1917年先后入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接触到美国的现代化图书馆，与国内藏书楼的巨大差异令他大开眼界，并引起了他对图书馆浓厚的兴趣。

初到康奈尔大学，胡适即善用学校图书馆，常常流连于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之间，在图书馆读书、写作，还曾上书图书馆馆长Harris，“论添设汉籍事”[24]。其间胡适逐渐养成了到图书馆查找资料、阅读书籍的习惯，回国后也常常利用逐渐发展起来的图书馆治学研究。

1914年胡适游历波士顿，特意参观了波士顿图书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胡适留学期间的日记里，仍多用“藏书楼”一词。在日记中胡适写到“归途至波士顿公家藏书馆。馆成于一八八五年，建筑费二百三十六万金。馆长二百二十七尺，广二百二十五尺。建筑式为意大利“复兴”时代之式，质直而厚重。馆中藏书一百余万册，任人观览，不取资。馆中墙上图画皆出名手，其尤著者为萨经(John Sargent)、谢范赉(Puvis de Chavannes)之笔。”[25]惊叹波士顿图书馆的建筑、馆藏量、及免费开放的服务方式。

1915年，胡适还对纽约图书馆进行了调研，日记中记录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分馆数量，年阅读量、年借阅量，图书馆的书籍使用量“可谓盛矣”[26]。之后又调研了美国图书馆的费用，感叹“纽约一城之藏书楼，每年至须八十一万美金，而尤为全国最撙节之所”[27]。胡适自发对图书馆进行了初步调研，一方面可见其对美国图书馆的兴趣与热情，另一方面可从中窥见当时美国图书馆的发展规模与资金保障，令胡适道“耐人寻味”。

中外图书馆之间的差距，令胡适感受到了图书馆的重要性，在日记中抒发了“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的感慨[28]。在另一篇日记中，更是直接抒发了对国内图书馆事业的抱负，胡适“理想中的藏书楼”遍及全国各地，立誓“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绩溪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后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以比英之British Museum，法之Bibliotheque National，美之Library of Congress，亦报国之一端也。”[29]

胡适多篇日记提及留学期间的图书馆经历，可见其对美国现代化图书馆的喜爱。国内是封闭落后的藏书楼，国外是开放免费的图书馆，这一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必定给胡适带来心理和思想上的冲击，从在中国图书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中，时常可窥探这些经历对他的图书馆思想留下的深刻痕迹。

3 胡适的图书馆思想

尽管胡适在不同场合多次介绍了他对图书馆建设、管理等方面的看法，但其未曾明确阐释过“图书馆”的概念。通过梳理分析其图书馆思想、实践活动，可大致还原出胡适对图书馆概念的理解，及其有关图书馆建设、管理的思想脉络。

3.1 图书馆的基本功能

1921年胡适受邀对商务印书馆进行调研，以改进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胡适调研后反馈了一份一万多字的书面意见，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给予厚望，希望“诸位先生发一个更大的志愿，要把商务的编译所渐渐地做成中国的一最先进的学术研究所，使他成为中国的最高的学府之一”，[30]而在这“学术研究所”里，首要的、必须的设备就是图书馆，“供编译所之用”“可以公开供外人之用”。针对有学者在商务编译所工作久了不思进取，不进反退的状况，胡适认为图书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31]。其鼓励商务印书馆打造成先进的学术研究所，并提出建设机构图书馆为商务印书馆服务，可见在胡适的理解中，图书馆具有协助学术研究的功能。

在中华图书馆协会1930年第三次常委会上，胡适在即兴演讲中提到“乡村及内地与都会各地所设学校皆不完好，唯赖图书馆为唯一之教师”，“我国多年来学校不过骗人而已。作校长，作教员，官立学校，私立学校，鄙人均曾有其经验，所授予学生者毫无真正东西，能供给真正之知识者惟有图书馆耳。”[32]胡适认为，图书馆可视为与学校同等的教育机构，其教育效果甚至优于学校、教师为学生提供的，图书馆才是真正获取知识的场所，具有教育功能。

胡适对于图书馆的定位更侧重于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这样的理解主要是源自其对图书馆的利用实践。胡适毕生做研究、做学术都离不开图书馆。在美留学期间，多篇日记记录了他为寻觅参考资料四处寻访图书馆，在校也常常到图书馆自习；回国后校版本、做学问，也常常求助于图书馆，如校《水经注》时向各处旧书店和图书馆寻求版本文献；1926年欧洲游历期间，胡适周游多地，参观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甚至在法国巴黎逗留了一个多月，有一半时间埋头于图书馆，查看、抄写、整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卷子[33]。

胡适是从一个使用图书馆的学者身份去理解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为其学习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故而在其观念中，自然期望图书馆能够充分发挥研习、教育的作用。然而基于此理解，胡适也将图书馆的使用者局限于做学术、做研究之人。如上文提到的商务印书馆建图书馆“可公开以供外人之用”，此处“外人”指的是相对于商务印书馆内的人员而言，非印书馆内工作的人，而最有可能使用到这一机构图书馆做研究的，也属胡适一类文人学者而已。虽然胡适对图书馆功能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在我国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初兴起之时，他对图书馆功能应“用”大于“藏”的观点，是走在了时代前列的。

3.2 图书馆的藏书建设

胡适在藏书建设方面，也曾提出过关于馆藏结构、采访人员、馆藏量的独到见解。在1921年对于商务印书馆的调研报告中，针对商务印书馆新书、西文书较少的情况，他提出建议：“筹一笔较大的款(约一万元)，为西书基础购置金。此款为购置各种必不可少西洋书籍之用，凡辞典、类书、名著、门径书、史书、学史丛书、学术杂志等书，皆可由专家开出书目，尽先购置……筹定以后常年购书费(至少常年三千元)，为逐年购置中西书籍之用，或可先规定约百分之几为中文书、百分之几为西文书之用……于编译所中设图书委员会，专管书籍的购置。各部拟添购之新书，宜先由各部主任开单交图书馆委员会审查登记，然后交出定购，以免重复”。[34]胡适期望建设图书馆时有充足的采购书籍资金，以保证藏书数量、实现定期更新及完善藏书结构；其还建议提高选书购书人员专业性，以保证图书馆藏书的质量与藏书建设的效率。

胡适对待藏书的态度是“重实用，轻版本”，因此其曾用自家收藏的珍贵明刻明印本《罗念菴集》与北大图书馆藏有多部的《五礼通考》以一换一[35]。该藏书思想延伸至图书馆馆藏建设同样适用，1928年7月31日，胡适在上海东方图书馆所作的题为《中国书的收集法》的演讲中，竭力反对古董家和理学家的收书法。认为古董家的收书法太奢侈，用之于图书馆太不合算，同时收书的范围太窄，收来的书用处不大，只有古董的价值。而理学家的收书方法则存在“门类太窄”“因人废言”“因辞废言”及“门户之见太深”。他明确提出了他的藏书思想——“杂货店收书法”，即只要是书就应一律收进图书馆，这种方法的好处有：“把收书的范围扩大”“可免得自己来弃取”“保存无数的史料”“所费少而所收多”及“偶然发现极好的材料”[36]。他认为馆藏量是图书馆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希望图书馆馆藏尽可能丰富，该做法在图书馆建设初期的确有助于低成本、短时间、大幅度地增加馆藏量。但胡适的想法在颠覆古代收书法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难想象在实际操作中，“杂货店收书法”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保存无数的史料”与“发现极好的材料”因过于理想化而实益甚微。

3.3 图书馆的专业人才

胡适意识到图书馆应该由专门的人员管理，在1921年反馈给商务印书馆的意见中多次提到，应“由专家开出书目”，“于编译所中设图书委员会，专管书籍的购置”，“聘请专管图书馆的人为图书馆主任，用新法编目管理”[37]。

胡适对图书馆专家也有所期许，他认为：“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无论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内容，是无从分类起的”，“如果要把他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分类书”，“要懂书，有三个重要的方法：(一)爱书，把书当做心爱的东西，和守财奴爱钱一样。(二)读书，时时刻刻的读，继续不断的读。(三)多开生路。生路多了自然会活泛。因此外国语不能不懂。一日语，二英语，三法语，四德语，五俄语……生路开的多了，才能讲收书，无论旧的，新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得知道他的内容，这样，便是分类也有了办法。”[38]

胡适在此提出了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懂书，爱书是应有的对待书和图书馆事业的态度，读书是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见多识广、熟悉多种外语对了解书的内容从而更好地进行筛选、分类的工作。

然而，胡适所讨论的的图书馆员仍然停留在专业层面，非职业层面，他在《中国书的收集法》演讲中说：“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期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39]其所理解的图书馆员工作大多是机械简单的编目分类工作，馆员仅需要短期的专业培训即可上岗。

3.4 图书馆之间的文献资源共享

在胡适对中国现代图书馆的愿景中，馆际合作和文献资源共享是最具先进性的想法之一，他较早提出了采购图书“须实行分工合作之制”的设想，认为“倘馆际缺乏连络，实尚未能尽其妙用也。譬如孔德(图书馆)，在收藏小说中为第一，嗣后即设法完成其搜集，他馆遇有此等书籍，即尽孔德购置，俾使发展。殿本开化纸书，可畀之故宫图书馆。医书一途，可使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专力搜藏。必先有分途之妥协，庶几十元以上之书以至三五元之书，皆可避免重复之财力。”[40]胡适认为，各个图书馆的藏书有所侧重，主题鲜明，而通过分工合作，又能够互相补充，从而扩大了馆藏文献量，避免了财力人力的重复浪费。

胡适也是较早地提出图书馆间应编制联合目录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常委会上说：“北平最近编制联合目录之举，极为兴盛，如前数年之《植物学书联合目录》《期刊联合目录》及印刷中之《丛书联合目录》，尤以尚未脱稿之《西文书总联合目录》为巨大之工作，颇可乐观。此种工作之效用，最美最多，不胜状举。”[41]

联合书目的编制是资源共建的过程，为各馆间的共享建立了条件，使得不同图书馆得以充分利用他馆的馆藏，促进馆际互借，使不同图书馆间的馆藏资源成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体系。而胡适在当时作为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知识界领袖，他对联合目录的推崇必然大力促进了联合书目的编制和发展。

4 结语

胡适早年在美留学的经历，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并考察现代化的美国图书馆，这些经历激起了他学成回国后对图书馆事业的热情，并为其图书馆思想和实践奠定了主基调。除了在思想理念方面丰富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外，他在推动中国现代图书馆建设方面尤有建树。如在1917年归国后，即与张奚若等人商讨建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之事；1921年8月6日，胡适在《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的演讲中提出，办“一个大图书馆”的设想，促成了1924年1月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东原图书馆的成立；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大力支持王重民在1947年创办了当时从属于北大文学院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可见富有社会声望及文教界地位的胡适，在推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方面有其独有的贡献。

“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胡适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怀有独特的热情，他自己不仅懂得书，而且善于读书、用书。综合分析胡适的图书馆思想，大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胡适具有近现代图书馆理念。在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时期，胡适的图书馆思想无疑是切合这一发展趋势的。胡适主张图书馆免费对公众开放，认为图书馆是教育、研究的场所而非收藏机构，与当时在中国刚起步的近代图书馆学思想相一致。

其次，胡适的图书馆理念具有显著的美国化特征。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渊源大多来自于在美国留学期间对于图书馆的直接体验，其所见所闻构成了他对图书馆的整体印象，为其形成图书馆思想提供了基础概念。在西方先进文化的激荡下，胡适在归国后考虑的是如何仿照美国，推动中国图书馆发展。1935年4月15日，胡适致信毛子水，劝说他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以便支持蒋梦麟将图书馆“美国化”的改组工作。“我看梦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此意无可非议，因为我们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的为世界第一。”[42]

第三，胡适的图书馆理念以观察经验为基础，缺乏专业深度和理论架构。由于胡适并未系统、专业地学习过美国的图书馆学，对于美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界的理解更多是基于读者使用体验及较为表浅层次的走访观察，无法意识到近代图书馆的本质。如他把图书馆定位在是一种学术性的教育机构，此理解与西方现代图书馆学者所倡导的“图书馆为公民提供了平等、开放、免费的信息保障”理念是存在较大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