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相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1 马世奇及《书经直解》版本述要

马世奇(1584-1644)，字君常，号素修，室名澹宁居，无锡梁溪人。世奇自幼颖异嗜学，师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登崇祯四年(163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李自成破北京，世奇自缢殉国，是明亡首位殉节官员，谥号文忠。有《澹宁居文集》十卷、《澹宁居诗集》三卷。《书经直解》乃其于明崇祯九年(1636)刊刻。

据笔者所知，当前《书经直解》见存版本主要有四种，即“万历元年(1573)刻本”、明万历十八年(1590)钱世周等刻本、明崇祯九年马士奇澹宁居刻本、明末大业堂重刻本。笔者目前所知“万历元年刻本”共有9种，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天一阁文管所、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科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总目》在收录时，或作“万历元年刻本”，或作“万历刻本”，不甚统一，但笔者经过比勘发现，这些版本行款版式基本相同，分卷及内容上也无甚差异，当是同一版本的重刻本或覆刻本，应属同一版刻系统。这些本子有的于书前或书后保留了张居正“进讲章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经直解提要》”等。然而，通过考察明实录及万历起居注等历史材料发现，“万历元年本”实际或为起于万历元年(1573)、止于万历九年(1581)的递刻本，即此版本是张居正讲毕《书经直解》后付梓刊行的，是《书经直解》之祖本。为叙述方便，以下依旧称“万历元年本”。整体而言，此一刻本系统存数最多，最为常见，且在内容上讹误较少，当前已出版的《书经直解》现代整理本多以此版本作为整理底本，如陈生玺等《张居正讲评〈尚书〉皇家读本》采用的整理底本为“《四库存目》中收录的清内府藏《书经直解》”，[1]实际上即是“万历元年本”；又如王岚、英巍《尚书直解》亦是“以明代内府所藏，万历元年刊刻的《书经直解》为蓝本”。[2]明万历十八年钱世周等刻本，笔者未能得见，然据其序言“今上冲年嗣位，江陵公倡率儒术，辑为一编，既资日讲，且备睿览，融古人之传记，质近日之异同，存是去非，削繁增简，词富而备，义弘而雅。万历丙戌，不佞偕计，得之京邸，归授家庭，儿周刊行，传之通都大邑。刊成，暎不佞，略序其端如此。万历十八年庚寅秋九月”，可知此本源头乃是“得之京邸”，亦或即流传较为广泛的“万历元年本”。笔者所见大业堂本，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是本版心自上而下依次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及“万卷楼”三字。书名页刻“张阁老书经直解”及“大业堂重梓”等字样，书前有吴道南《序》一篇，吴氏虽云据张居正《书经直解》“重复考订，汇为一编”，但此本在内容上较之“万历元年本”《书经直解》无甚差别。

马世奇澹宁居刻本《书经直解》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笔者所见南图藏明崇祯九年马世奇澹宁居刻本，板框18.6cm×14.1cm，6册13卷，半页9行，行18字，无界行，白口，单、白鱼尾，四周单边，版心有书名、卷次、页码。篇前有马世奇序，半页4行，行9字，有行格。序后附张居正“进讲章疏”。正文前有目录，首卷题“大学士泰岳张居正辑著翰林院君常马士奇参订”。(1)马士奇，《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及《书经直解序》作“马士奇”，除此以外的《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历史文献均作“马世奇”。本文除文献原文以外，均从《明史》等作“马世奇”。钤有“马士奇印”“澹宁居士”以及南图藏书印章。此本有缺页，并有少量墨批，批注者未详何人。从马世奇之序中，依然可见其刊刻此书之由：“唯是《虞书直讲》，暨训诰全书，历世已久，袭舛承讹，如读残碑断简，摩娑久之，卒莫得其意思所在。余为以意逆志，舛者更之，讹者正之，是书复开生面。余不敏，何敢矜为先正功臣？但当圣明尊经复古之时，亟为表章不朽之业，使文忠公之《直讲》，与文定公之《会编》，如日月双悬千古，不特可为后学司南。”[3]执此序可知，马世奇所见《书经直解》残缺不全，不可卒读，故“舛者更之，讹者正之”。与之相符，马氏《书经直解》对于当前通行的“万历元年本”而言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对该书现代出版物的勘正再版大有助益。(2)如上文所言，当前的《书经直解》整理本多以“万历元年本”为底本，这些书未能与他本勘校，延续了“元年本”在文本内容上的讹误。通过与马世奇本之比勘，纠谬正讹，俟日再版，或可参考修正。同时，马世奇作为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尚未得到学界关注，对马氏刻本《书经直解》一书进行研究，或能抛砖引玉，引起对马世奇其人其学之重视。

2 马本《书经直解》的文献价值

通过和“万历元年本”进行比勘，我们可以发现马世奇刻本的纠谬正讹之功。细绎之，马世奇对《书经直解》所作纠谬工作主要包括校正讹字和补足脱文两方面。

2.1 校正讹字

(1)先时舜受终于文祖，不过是替帝尧摄行天子之事。(《直解·舜典》)

按：“摄行”，元年本作“摄得”。考文意，舜继尧位，接替尧而行天子之事，“摄行”更妥。

(2)如历书岁时节气先后有序的一般，所以叫做历数。(《直解·大禹谟》)

按：“叫做”，元年本写为“教做”。“叫做历数”即称呼作历数，“教作”无此意，当是音近而讹。

(3)若听了这样言语，必然淆乱国是，妨害政事，汝宜绝之以勿听焉。(《直解·大禹谟》)

按：“汝宜绝之以勿听焉”中“汝宜绝之”四字，元年本作“法宜绝之”。考此节下文有对句，元年本与马本皆作“汝宜拒之以勿用焉”，故此处“法宜绝之”误。

(4)帝舜命禹摄位，丁宁恳切。(《直解·大禹谟》)

按：“丁宁”，元年本作“叮宁”。“丁宁”或“叮咛”皆有表示“反复嘱托”之意，无“叮宁”之用法。

(5)夫苗民一也，以兵临之则不服，以德感之而即来。(《直解·大禹谟》)

按：“以德感之”，元年本作“以德威之”。“感”配“德”更妥。

(6)江水出茂州岷山，禹自此导之，东流至蜀郡，别出一支，叫做沱水。(《直解·禹贡》)

按：“东流至蜀郡”，元年本作“东流合蜀郡”，结合文意，马本更妥。

(7)又江汉合流之后，但为一江入海，亦未尝有北江、中江之分。(《直解·禹贡》)

按：“北江”，元年本作“一江”。前后经文以“北江”“中江”对举，此处正是针对经文发表观点以总结之。另，“一江”在文中表示“汇为一条江”之意，并非专有名称。元年本误。

(8)推究祸乱根原，皆由于太康荒弃了祖训，于是述大禹所垂的训戒，衍为诗歌。(《直解·五子之歌》)

按：“由于”，元年本作“由是”。关联词“由于”之前所论当为事件之结果，之后所言则表示导致此“果”之原因。“由是”反之。此处“太康荒弃了祖训”是导致祸乱的原因，当用“由于”。元年本误。

(9)简贤附势，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子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直解·仲虺之诰》)

按：此段经文中“寔繁有徒”之“寔”字、“子非辜”之“子”字、“矧予之德”之“矧”字，元年本作分别作“实”“予”“引”。考《蔡传》作“寔”“于”“矧”；[4]《尚书正义》作“实”“于”“矧”。[5]“寔”通“实”。马本以“矧”纠正了元年本“引”之讹，但“子”字与元年本“予”字皆乃“于”字形近之讹。

(10)羞字，解做进字。若，是顺。否，是不顺。(《直解·盤庚下》)

按：“否”字，元年本作“不”。此处乃训释经文“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应当依据原文写作“否”。

(11)君德不能自成，必有赖于贤臣之辅。汝今在我左右，须要朝夕进纳善言，以教诲我。但有义理，则不时陈说；但有过失，则随事箴规。于以广我之见闻，端我之趋向，使君德有成，而无愧于明哲之主可也。(《直解·说命上》)

“Sentinel”系列地球观测卫星是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航天局共同倡议的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0]。它包含多个系列数据，本研究获取的是2018年4月25日的Sentinel-2B卫星数据，该数据主要针对农业、林业的监测。Sentinel-2B卫星搭载多光谱仪器（MSI）、可见光/近红外成像仪（VNIR）和短波红外光谱成像仪（SWIR），共有13个光谱通道，幅宽达290 km×290 km，最高分辨率10 m，重访周期10 d（表1）。本研究中选取的Sentinel-2B数据影像无云雾，地物光谱信息充足。

按：此句乃训释经文“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末尾“使君德有成”，元年本作“使君德自成”。前既言“君德不能自成”，后又说“使君德自成”，甚是矛盾，当据马本校改。

(12)我之望汝纳诲辅德，既为甚切，汝当披露悃诚……都明白透彻，融会浃洽，充足而厌饫焉。(《直解·说命上》)

按：“融会浃洽”，元年本作“融会浃人”，显误。

(13)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直解·说命下》)

按：经文“克绍乃辟”之“克”字，元年本作“尧”，而释文皆作“克”。元年本因形近而误。

(14)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直解·洪范》)

按：“凡”字，元年本作“几”。考《尚书正义》及《书集传》，皆作“凡”，元年本乃是以形近而误。

(15)惟是我与汝二人，所以能保固天命，兴隆王业，至于今日之休美也。(《直解·君奭》)

(16)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直解·周官》)

按：“官”字，元年本作“宫”。考《书集传》及《尚书正义》相关经文，皆作“官”，元年本当因形近而讹，马本纠其谬。

2.2 补足脱文

(1)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得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直解·说命上》)

按：元年本脱“予良弼其代予言”七字，马本补足之。

(2)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直解·说命上》)

按：此段乃经文，元年本脱“同”字，马本补备。

然而，马本一方面纠正了前本之讹误，另一方面，其本身也出现了一些缪失。如《直解·舜典》：“舜起匹夫而为天子，是得位；年百余岁而后崩，是得寿，然本之后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德耳。”“后”，元年本作“有”。若作“后”，文意难通。马本误；又如《直解·泰誓中》：“勗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乎！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呜乎”，元年本作“呜呼”，马本误；《直解·禹贡》：“北江，《传》无解释。入海，在今直隶扬州府、通州。”“扬州府”，元年本作“扬州”，而《直解·禹贡》全篇提及扬州皆无“府”字，不当妄改。《直解·高宗肜日》：“年，是寿数。永，久长。”此句乃训释经文“降年有永有不永”之“年”“永”。元年本训后句作“永，是长”。从文意来看，训“永”为“久长”似也可通，然考《直解》全篇训释体例，皆作“某是某”“某解做某”，此处马本或因“永”字联想而误接“久”字。

通过与马世奇刻本之比勘，可以窥见“万历元年本”的诸多讹误，这对于日后《书经直解》一书的再版有所助益。当然马世奇刻本也存在校勘不够精审等问题，“在古籍已经存在讹误的情况下，如果校勘考证不够精审，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原有问题，往往还会增加新的错乱”。[6]正如清代学者王念孙在其《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中所言：“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冯(凭)意妄改者亦半也”。[7]从马本《书经直解》的校勘中可见，因校勘不够精审造成的讹变，使得原本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此警策我们进行文献整理工作时应当耐心细致，以为高质量阅读提供一有效、可靠的文本，从而更好的接受古人的精神产品。

3 马世奇刊刻《书经直解》的深层意蕴和经世追求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一十三云：“《尚书体要》六卷，钱肃润撰。肃润字础日，无锡人。缪泳曰：肃润为马世奇弟子，隐居十峰草堂，其说书多本于马。”[8]即《尚书体要》之言多出于马世奇。又检寻《明崇祯四年辛未科进士履历》，马世奇以《书经》登科。[9]二者皆说明马世奇对《尚书》颇为谙熟。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马世奇精通《尚书》，为何却只刊刻了《书经直解》这样一本童蒙《书》作？通过《书经直解》之序，我们或可得窥一隅：

(按前缺第1-8页)颁明旨为江陵洗冤，台鼎之爵秩，克返其旧，而子孙之宠眷，嘉与维新。今司丞建初公，其令嗣也。曩时牖主之微言、经国之大义，藏之名山者，尽出而公之海内矣。唯是《虞书直讲》，暨训诰全书，历世已久，袭舛承讹，如读残碑断简，摩娑久之，卒莫得其意思所在。余为以意逆志，舛者更之，讹者正之，是书复开生面。余不敏，何敢矜为先正功臣？但当圣明尊经复古之时，亟为表章不朽之业，使文忠公之《直讲》，与文定公之《会编》，如日月双悬千古，不特可为后学司南。而先师之堂，金石丝竹之响，庶几永不寂也哉！”[10]

马本《书经直解》序言阙前八页，但就残存文字，可以明显推论出所阙内容是在讨论张居正被万历皇帝削爵抄家一事，“颁明旨为江陵洗冤，台鼎之爵秩……”云云乃说明天启至崇祯时期官方对张居正的“平反”。“明旨”“洗冤”“宠眷”等词语直接体现出马氏对张居正的积极情感倾向，表现出马世奇对《书经直解》及张居正的认可。《书经直解》一书是张居正为经筵进讲而作，其时神宗幼冲，故张居正译以常言，取其易解。[11]康熙皇帝幼年时期即以《书经直解》作为《尚书》学习教材，认为此书“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12]其后康熙敕谕编纂的《日讲书经解义》也以《书经直解》为基础撰就。马世奇看到了《书经直解》在讲明治道、成就君德方面的重要经世价值，所以“更舛正讹”，以使是书“复开生面”。但如上所述，通过比勘，我们发现马本自身的讹误也有不少，这当中固然存在校勘不够审慎等问题，但我们却有理由推测马世奇刊刻《书经直解》主要的目的并非仅仅为得到精善的书籍版本，而是另有深意的——对张居正沉冤得雪感到由衷振奋，希望能有张居正一样的救时宰相出现，拯救濒临危亡的国家。通过寻绎马世奇的家世及个人经历，不难发现他关注张居正和《书经直解》的缘由。

马世奇祖父马濂曾官桂林知府，父亲马希尹，任太仓训导，乃“东林八君子”之一——叶茂才门生，世奇则师从“东林八君子”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这样的家学与个人经历的背景熏陶下，世奇深著“东林”遗风，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以及社会问题。崇祯皇帝多次召问廷臣除寇之策，世奇献言：“闯、献二贼，除献易，除闯难。人心畏献而附闯，非附闯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抚镇将严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则乱可弭。”马世奇对于治国理政颇为通达，奈何“帝善其言，为下诏申饬。时寇警日亟，每召对，诸大臣无能画一策。世奇归邸，辄太息泣下，曰：事不可为矣。”[13]在马世奇看来，“救国”的根本在于勇为之大臣，但腐朽的朝堂甚至连出谋划策的之人都找不到，可谓无力回天了。所以，当京城陷落，马世奇“心计上必死社稷”[14]，随后从容蹈义，自缢殉国。

张居正掌政内阁时期，对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党聚之徒”进行打压，以防“言论误国”，死后遭官方褫夺官衔功，被士林贬损批评。但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认可张居正的声音逐渐浮现，时人推许张居正“通于时变，勇于任事”。官方、士林对于张居正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如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下令恢复张居正名誉，官复原职；崇祯三年(1630)，明思宗下令恢复张居正父亲和儿子的名誉，恢复生前官衔；崇祯十三年(1640)，又为张居正论功，加封张居正曾孙职位。李贽在其《藏书》中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正所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在明末大厦将倾之时，人们怀思张居正，以为“功在社稷，日久论定”。马世奇在序言中花费较大篇幅描述张居正，并赞叹张居正沉冤得洗，以至于“曩时牖主之微言、经国之大义，藏之名山者，尽出而公之海内矣”，实际上说明张居正在万历时期的辅佐之功于崇祯时得到了官方认可，而这本质上是对张居正“万历新政”的认可，“亟为表章不朽之业”即是指此。马世奇希望能够有张居正一样的人才出现，力挽狂澜，拯救国家，通过刊刻《书经直解》这部于治世确有裨益的著作追思张居正。

总之，马世奇作为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尚未得到学界关注。《书经直解》及其序言成为考索马世奇本人思想、气节的重要资料，并从侧面展现出明末部分东林党人对张居正态度“由贬而褒”的鲜明转变，反映了明末有识之士在家国存亡的历史关键时期渴望救亡图存的经世理想，此也正是马世奇刊刻《书经直解》的深层意蕴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