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双

一、共情的经验书写

卡尔·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地区兴起了新电影运动。这场运动可视为是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的产物，烙印着文化基因的同时也蕴含着政治经济要素。当时岛上社会成员构成复杂，个体的认同感遭遇多重客观阻碍。被称为“外省人”的来台援修工人、随军家属等在故土家园的相思之苦中郁郁老去；“本省人”亦在一些社会边缘领域体会着现代化进程的不适感。当这些有关历史经验的记忆正在衰退时，媒介记忆的形式渐渐登场。

共情早期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指人们把自己的真实的心灵感受投射到自己所看到的事物和他人身上的一种现象。力普斯指出，共情发生的内部机制是因为“审美主体不是与对象对立、处于实用世界的自我，而是在对象中生活着、观照中的自我”。这揭示出主客体之间的情感联系是一种固在状态，一定程度上脱离不了“对象”这个客体参照系。受历史环境左右，台湾新电影第五代导演们（譬如杨德昌、侯孝贤等）有着相似的生存境况与生活经历，使压抑的情感、青春的气息、成长的经历多次被提炼为创作源泉，相似主题形成螺旋式效应。导演们从不同的生活立场出发，多以回忆的姿态铺开个人成长的历史经历。无论是著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叙述“本省人”的外地生活，还是著名编剧吴念真、柯一正等记述“外省人”的不适艰难，无疑都在围绕着自己及上一辈切身的感受——“身份困顿”进行写实，这与宏大理论的政治书写相比，有着个体经验的感悟与平视的观察视角，他们通过影像化叙事外放情感时，强化着各自的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