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臧亚慧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关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功能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教育功能下的点式阐释：如对思想教育功能的研究，秦红的《我国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思想教育功能分析》[1]为代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如秦静茹等的《杨昭悊对图书馆教育功能的认识及其现代价值》[2]，金秋萍的《杨昭悊图书馆教育功能阐释及其贡献》[3]等；也有对具体活动的探究，如赵俊玲等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发展读书会之研究》[4]，苏全有等的《民国时期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探析》[5]等；刘萍的《云南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嬗变——1912—1945年》[6]论述的是民国时期云南公共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其业务功能的完善和原因所在。总体而言，学界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功能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尚需进一步探究。本文的研究旨趣，即在于此。

1 辅助学校教育

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中重要且特殊的部分，其馆藏、服务、学科建设等可以助力学校教育。

1.1 扩充馆藏

各大学图书馆积极扩充馆藏，丰富的馆藏可以为师生提供更加全面的阅读选择。

以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例，该馆在图书资源收藏上很有成效。该馆“在初办时，图书不过二百余册，地址只一房间”。后来图书馆的规模日渐扩大，1926年新建馆舍“占地六千四百八十余方尺，除窗门外，全系钢骨水泥所筑成，其规模仿文渊阁……建筑费十万元，共分四层，图书中西文总数二十余万册，购书费西文部平均五千美金”[7]。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杂志复本千余种，计数千册，目录甚繁”[8]。1940年燕大图书馆“中日文图书及杂志总计二十八万二千一百七十五册。西文图书及杂志总计五万九千九百三十一册”，1937-1940三年间增加“中日文书计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五册。西文图书，计六千九百零三册”[9]，增势明显。

国立暨南大学洪年图书馆在艰难时期依然注重图书收藏。1928年，国立暨南大学洪年图书馆“中文书计一万六千册(约十五万卷)，西文书计六千册，日文书五百册，外国杂志六十种，中国杂志七十九种”。至1928年末“藏书达34330册”，1933年末藏书“41393册，内中文图书33224册，西文图书8569册”，到1948年，藏书已达10万余册[10]。洪年图书馆在1932年的沪变中几经搬迁，文卷散佚，经营费力，但该馆依然在艰难时期努力扩充，图书馆在“现余原有阅览室外，加辟什(杂)志阅览室一间，阅报室三间，同时可容二百余人，阅览藏书，共有四一一六二册”[11]，为师生提供阅读服务。

复旦大学图书馆图书资源是逐渐增多的。它的前身由戊午(1918年)级同学集资成立，“每人捐银二圆，购置图书，成立戊午阅览社”。学校接办以后的经费都是“由学校向学生每年征收图书费二圆”，但仍“集书千余卷”，后幸“承聂云台先生捐赠四部丛刊一部，部二千一百余册”，终于“始略具图书馆之雏形”。杜定友担任主任后藏书增加，“规模遂以粗具”，后又有杭立武、沈学植都积极收集图书资源扩充馆藏，特别是沈学植“尤为热心，改进甚多”，得到郭辅庭等捐赠数千册的书籍，“藏书渐富”，而且同学们也踊跃捐赠。1929年聘任孙心磐为主任后，他积极谋求图书馆发展，以期图书馆达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渐臻完美之境”，藏书室内“中西图书十万卷，计三万余册”，参考室“新到杂志及杂志汇编二百种，教授指定参考书及普通常用参考书千种”，阅报室“备有中西日报二十余种”[12]等。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截至1942年，四川大学图书馆中日文图书“十五万五千一百十八册”，西文书有英、法、德、俄、拉丁等文，共计“二万八千八百五十册”。中日文期刊计有“一千二百四十七种”，包括“东方，国闻，教育，小说，妇女等杂志”，且“均为整套”。日报种类齐全，“国内各大报均备有”，还有“国外之伦敦纽约二大报亦备”[13]等。

还有其他学校图书馆也有丰富的图书资源。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1936年发展为“二层高楼，藏书九万余册，又分有医学院分馆，专储医学书报”[14]。1936年，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书中文八万余册，日文四千余册，西文三万余册，计约十二万册，规模宏富，设备整洁”[15]。各地的大学图书馆作为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丰盈馆藏是必做的工作。

民国时期各大学图书馆积极扩充馆藏，为学校教育提供资源支持。

1.2 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服务主要包括馆员工作、馆内章程和配置等。

图书馆馆员工作比较细碎，要有职业道德。图书馆职员“并不仅仅管理书籍如何收藏”，若只是做这些工作，就会造成管理员不能指导来馆人阅读和参考，所有参考书不能切实使用，阅览人借阅书籍偏向文艺小说一类，导致阅览室人数寥寥[16]。以燕大图书馆为例，其工作秉持“先务其急者，其可次缓者，则待诸后”[17]的理念，事务处理急缓明确。在职位设置上，燕大图书馆“设图书馆主任一人，商同图书馆委员会，管理图书馆之行政”，下分总务组、中文采访组、日文采访组、西文采访组、中日文编目组、西文编目组、出纳组、杂志组八个组别。他们主要负责图书分类及编目、新书采购、书籍出版等工作，至1940年，燕大图书馆已出版书籍“共二十七种”[9]。燕大图书馆有详尽、规律的工作记录，工作统计一般以15天为阶段划分[18]，根据记录，就可详细了解各部门的上班情况和负责的具体工作，可以很好的实现监督作用，责任到人，提高馆员的服务意识。燕大图书馆有着负责、谦虚的工作态度。田洪都主任鼓励燕大师生可直接进办公室或投建议箱，随时对刊物购备，或者馆务改良提建议[19]，多次发表《对于图书馆建筑应注意之数点》[20]《图书馆田主任来函》[21]《问答综录》[22]等文章关心图书馆的服务和发展，督促图书馆更好的服务学校。管理员在学期结束时还会发布告提醒师生归还书籍[23]，以及通知假期借书事项等[24]。周到、细心、谦虚的工作态度，可以提高图书馆的利用率。

大学图书馆设置严格的章程维护馆内环境。例如燕大图书馆田洪都主任认为图书馆是“专为本校师生研究学术而设”[19]，师生应了解图书馆的借阅方法，以便更好的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效。燕大图书馆有着严格的请假制度，职员如果必须请假，应事先写请假书声明请假原因及请假时间，并附上请假内的职务代替人员送至总务部，总务部核准之后才能离馆，同时总务部要将请假人公布在布告栏，若请假日期太多，则还需要图书馆委员的审核[25]。燕大图书馆对读者也有约束，如闭馆时要把自己的书和借阅的书带走，不要堆在桌子上，以免混乱和丢失，不要把不能离馆的参考书和自己的书一起拿走，造成不便[26]。关于占位现象，造成“在开馆时间固为有碍他人阅览，在闭馆以后则亦不便个人取携，且馆内秩序殊不宜有此懒散之情”，特警告读者书籍“须于离馆时分别清检或归还或带去以谋公益而肃观瞻”[27]。复旦大学图书馆对于借书有着明确的流程设置：师生每人有两张借书证，在规定时间内到馆填写取书劵，并交纳借书证领书，到期还书才能领回原证等[12]。无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图书馆这样的公共场所，人员流动较大，因此必须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才能提供安静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的配置也非常重要。“图书馆的工作比在教室里要十倍的重要，所以图书馆的设备，已成为大学校里一种急切的筹划”[28]。如1940年，燕大图书馆在馆舍建筑方面，设置第一、二层阅览室，“两大阅览室同时约可容四百人”，“第三层为书库，共有两层”，地窖内可临时储藏杂件。还会视需要改建设备，如在图书室添设玻璃书橱展览西文善本，馆内添设、加高书架，加设风窗，“加装暖气管”。座位方面，“阅览室座位，晚间不敷分配，借穆楼一二六号，添设挂灯，作为晚间临时阅览室”[9]。复旦大学图书馆设有五个研究室，“专备研究专门学术之用，内置各科专门图书”，藏书室“装有铁制书架四十具”，设置阅报处，“备有中西日报二十余种”，以及博物陈列室等[12]。图书馆配置齐全，可以为师生提供舒适的读书环境。

图书馆服务是促进馆藏得到充分利用的关键，优质的服务可以提高馆藏利用。

1.3 学科服务

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促进图书馆学的设置和人才培养，也为文、理等学科的研究提供服务。

图书馆促成图书馆学课程的设置。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设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者杜定友为系主任[10]。1929年，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和劳农学院意识到“创办民众图书馆，实为设施民众教育之必要事业”，为了更好的发展民众图书馆，两学院分别添设图书馆学课程，并由图书馆主任徐旭担任教授，课堂上他“特别注重于谈论实际问题及专门工作之实习”[29]。北京大学也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由袁同礼讲授[30]，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都曾设置图书馆学课程[10]。

图书馆对专业职员的迫切需要，督促着图书馆学方面的人才培养。田洪都言道：“我国之图书馆专门人才，殊感缺乏”[17]。中华图书馆协会为“普及图书馆学”，特组织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持图书馆学校和短期讲习[31]。1929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山西公立图书馆鉴于“图书馆人材缺乏”，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中提出“请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每暑假期内组织图书馆学暑期学校案”。提议利用暑假请国内图书馆学专家主讲图书馆学，培养专业人材；每年暑假在各地轮流开办图书馆讲习会或设立图书馆学指导所等，普及图书馆教育，提高图书馆职员的技能[32]。1933年，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在上海教育局核准登记后，以“养成现代图书馆的高级职员，兼开中学以上学生新的出路”为宗旨常年招收学员[33]。1940年，私立金陵大学为“培养图书馆编目管理人才”，向教育部核准备案申请添设图书馆学专修科[34]。

杜定友分析各图书馆学校的课程和内容，发现“因时因地而异”。大学所设的图书馆学校，“往往偏重参考与研究方面”，而公共图书馆则“大多偏重技能而轻理论”。但随着图书馆的发展壮大，图书馆学也有所改变，倾向于“以图书馆学技能方面授诸初等学生，以原理方面列为高等科目”，力图理论与实际并重。再后来随着专门图书馆的发展，“课程不得不随之而变”，演变成分系研究的结果[35]。因此，图书馆的更新发展，直接影响着图书馆学科内容和方法的变化。

有些学校图书馆会根据各科系设置专门的图书室，这样会有更加明显的学科辅助功能。如民国时期，复旦大学图书馆内先后成立文科图书室、辅庭图书室、商业博物馆、理工学会图书室、社会科学科图书室、中国文学科图书室等[12]，这些特设的图书室可以更便捷、系统的为师生提供专业的学科服务。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壮大，要求有更加专业的管理技能，发展图书馆学科是顺势而为。

图书馆为学校教育提供资源、环境服务，随着图书馆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会加大对图书馆专业人才的需求，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因此，“图书馆可以辅助学生学习和学者研究，其成绩是最为颇著”[35]。

2 普及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因儿童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而特设儿童图书馆推广儿童教育，城乡、流通等性质的图书馆则将教育推向普遍化。

2.1 协助儿童教育

民国时期，儿童图书馆得以单独设立，并在学者、读书活动等的推动下助力儿童教育。

民国时期，有人提出迫切需要单独设置儿童图书馆和小学附设图书馆[36]。时人称国内各城市图书馆虽已设立不少，但还是存在“国民程度之幼稚，未能日臻发达”的状况，其重要原因是儿童图书馆数量不多，应“增设儿童图书馆，指导儿童阅书”，这样才能“俾他日均为图书馆之阅览人”，创办儿童图书馆“既可提高国民程度，图书馆事业亦随之而发达”[37]。

儿童图书馆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儿童读书。如上海的第一、第二儿童图书馆除了可以“到馆借阅”，还会用流动书车运送至街头巷尾由儿童自选借阅，巡回出借指定书籍，分组轮回到各学校和工厂，以及流动出借指定的书籍，将书籍运送到各大商号厂家，借给学徒阅读等[38]。

这些为儿童服务的图书馆，会举办活动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如上海的少年宣讲团儿童图书馆举行儿童同乐大会，成人概不能入场，大会有食物，他们可以做游戏、唱歌、合影留念等[39]。1935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新民分馆为“增进儿童读书兴趣”，举行征文比赛，按照年龄分为甲、乙两组，征文题目为：我对于儿童年的希望，我平时在家中的生活，参赛者需要解答：新民分馆儿童阅览室的借书手续是怎样？我最爱读的书，这两个问题后才能参加比赛。设置比赛前的问题，可以鼓励儿童读书。不到半个月，新民分馆“共计收到答案五百余份”[40]，儿童参加积极性很高。

儿童图书馆在儿童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著名图书馆学家陈独醒强调，“提倡儿童阅读，关系振救国家，复兴民族，发扬文化，挽回坠风”，他认为若要普及民众阅读，需要注重儿童阅读[41]。儿童图书馆可以增加儿童课外生活的兴趣，也可以帮助他们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在儿童教育方面，与课外生活之指导，居同等重要的地位者，莫过于读书习惯之养成”。还能培养儿童使用参考书的能力，也可以“帮助学校教育发展儿童之才能”，因为儿童在图书馆中“可不受任何的限制，可以本着他的性之所好，专心研究，以发展他们的才能”。此外，儿童图书馆能培养儿童的公德心、陶冶他们的性情[42]，以及辅助学校的教育等[43]。增设儿童图书馆，有益于青年儿童，特别是为辍学儿童提供读书机会，“贫家子弟，每自初小毕业即须改习职业，设无共公(公共)之儿童图书馆，即绝其自学进业之路”[37]。

随着儿童图书馆的发展，民国时期产生了大批关于此问题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儿童图书馆的理论，如《儿童图书馆问题》《儿童图书馆教育之研究》等，可以为儿童图书馆的创办提供思考。第二类主要是论述儿童图书馆的管理问题，譬如《安徽省立图书馆之儿童读书会》《儿童图书馆图书选择和推广问题商榷》等，帮助优化儿童图书馆的管理，提升阅读效率。第三则是儿童图书馆的读物问题[36]，主要探讨如何选择适合儿童的图书。这些文章，不少是由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如杜定友、陈独醒等写的，可以为儿童图书馆更好的服务儿童教育指引方向。

民国时期儿童图书馆的单独设立和发展，恰恰说明了图书馆在儿童教育中的显著效用。

2.2 推进城乡教育

民国时期，无论是市立、乡村图书馆，还是流通、专门图书馆等，都是普及城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高品质的速生桉树产量丰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速生桉在造林过程中施用的基肥适合速生桉生长，且基肥量大，满足速生桉树生长需求。在实际操作中，应将基肥均匀撒入坑内，拌匀，将该坑上方半径70cm以内的全部表土打碎回坑，一般肥量为500g/坑。基肥是确保速生桉树丰产的重要条件，造林技术中对于基肥应进行科学的成分配比，保证速生桉树生长需要与配比高效化。

市立图书馆对市区教育影响较大。上海市立图书馆每日阅览人数达二三百人，后“将阅览之处扩充，楼上改作杂志小说阅览室，楼下改作图书阅览室”，有效扩大客容量，“一时足容阅览人数约百余人”，此外，该馆还择日“将馆藏图书全部开放提供众览”[44]，服务市民。上海申报社所创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创立虽只年余，成绩甚属可观，该埠读者已超出七千号，每日借出图书，平均在一千册以上”，还特制定相关章程满足外埠人士的借书需求[45]，扩大阅读覆盖区域。申报流通图书馆“阅览室中置备各种日报、杂志”，而且“不取费用，不必保证手续，颇为简便”，还在玻璃窗内摆放著名作家的书籍刊物[46]，开设“读书问答”栏目，对于来信提出的问题给予详细的解答[47]，积极推进读书工作。

乡村也设立了图书馆，乡村教育得以发展。献县海樵图书馆“创设于农村之中，纯以农民生活为对象，其任务在促进农村文化，增长农民科学智识，鼓励民风，铲除文盲”[48]。

1929年以后，流通图书馆得以快速发展。有市区、乡村的，也有机关，私人的，如1929年，杭县县政府创办县立教育流通图书馆，临安私人创办临安教育流通图书馆，广东佛山私人创办私立佛山流动图书馆，1933年浙江百官私人创办诒福流通图书馆，1934年江苏镇江陈复生创办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等。各地创办流通图书馆，改变了民众的借书方式，不再局限于到馆借书。如浙江省立图书馆流通部设立“轮船流通图书部一处，流通图书部四处，民众书报阅览处四处”支持读书。江西省立图书馆设立六处乡村流通处。浙江海盐图书馆设置三处流动巡回文库、一处固定巡回文库和轮船图书部。河南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安徽省立图书馆等都可以通信借书[49]。

流通图书馆的产生，对推进社会教育贡献极大。它打破了“图书馆有一定的开放时间”“借书有种种的规则和保证”“阅书及借书多半都只规定在馆内流通”等限制。流通图书馆可以“通讯借书，巡回文库，车送图书，陈列图书以及分设代理处借出图书”，利用各种方法使图书可以流通至各地，吸引更多的阅览者，有效“打破地域和时间各种的限制，使馆中所藏各种图书能够很迅速的与很普遍的流通”。民众的需要催生了流通图书馆的产生，它作为民国新兴的事业，称得上“现代最进步的图书馆”[50]。它们事业的重心，“以社会全民众为对象，以普及教育为目的，以救济失学为手段，以活用图书为方法”[51]，做到了活用图书，普及教育。

通俗图书馆对民众，特别是对基层贫苦人的影响是深远的。通俗图书馆的意思，即“是要教人人能阅看，人人能懂得”[52]，人人能读得起书。鉴于怀远“社会教育，无甚设备，一般民众知识，依然低落”的情况，相关部门设立通俗图书馆，为民众提供“阅书看报之机会”[53]。民国时期，时人认为通俗图书馆可使社会进步，也便于年长、失学、家贫的人有书可读，“有许多好学的人因没钱买书就搁置了实在可惜”[52]。通俗图书馆是“普及教育里面的一件利器”[54]。

还有专门图书馆的创办。例如中国经济学社创办的经济图书馆，为社员和经济学者提供参考帮助[55]，以及杭州市民丝绸界筹办丝绸图书馆[56]等。这类图书馆是顺应社会、行业发展而生的，专业性比较强，可以说这是民国图书馆向精专化发展的一个良好态势，可以使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更加细化。

随着图书馆活动范围、内容的改变，图书馆较初期有着较大的进步，是推广民众教育的利器。

2.3 阅读推广

民国时期，各地图书馆举办展览会、名人讲演、幻灯片讲演、读书会等活动推广阅读。

洪年图书馆举办美术、菊花、生物标本等展览会。1928年5月29日，洪年图书馆公开展览陶冷月的作品[57]。1929年6月又举办美术展览，以期“使得后学的青年格外可以努力和进取”[58]。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每年例有举行菊花展览”[59]，1928年《申报》报道赏菊的情景，“连日来实拥挤，沪上仕女，驱车前往赏鉴者，不下数百人”[60]。还有生物标本展览会[61]，还会将“教职员私人所藏金石、书画古物及日寇所遗械器等汇齐展览”[59]。

浙江省立图书馆为“警惕杭市民众”，举行九一八国耻展览会。该馆制作横条，书写“杭市各界诸君，你们习于目前的安宁，沉醉于西湖的游览，就忘了九一八么？”展览会分为图表、照片、书籍和实物，“总计两日中参观人士约达三千以上”[62]。

福建、上海等地的图书馆也有不同内容的展览会。福建省立图书馆举办“先正遗像及书画真迹展览会”[63]，陈列于入馆什(杂)志报纸两阅览室外壁回廊，每天有不少人到馆参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协助中国技术协会举办工业技术展览会，“全日观众约近千人”[64]。

上海、浙江图书馆邀请名人讲演。1933年12月，上海图书馆协会在年会中邀请杜定友讲演。他就“图书馆服务人员希望造大厦，卖多种的书，求借书人多”献策，杜定友建议经济困境下审慎采购图书，其次为使图书馆更好的服务民众，图书馆界“急应有分工合作的精神，各学校的图书馆，应互相流通”。在地点选择上，“应各适中，勿密集勿稀疏，要以人口为比率，最合经济原则了”[65]。浙江省立图书馆专设礼堂聘请图书馆学者刘钧国、杜定友、戴季陶等演讲，为了“导扬浙江学风，普及各学科常识”，将“连续举行不定期讲演”。

为吸引听者兴趣，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幻灯讲演。期间“放映各种景片，共百余幅”，包括首都风光、西湖博览会的回忆、北平名胜、日本政治、抗日战绩和图书馆的馆景等，可以“联络阅览人感情，并辅助阅览兴趣”，“极能引起听众兴味”[66]。

泰兴县立民众图书馆发起读书会，宗旨是“便民众利用余暇养成读书兴趣，研究读书方法，藉以增进智识”[67]。宜兴县立公共图书馆以“引起民众读书兴趣，及增进民众读书机会，俾养成民众自学的习惯”为宗旨成立读书会，分为指导和干事两部门，规定“凡有志读书之民众，能略识文字，不分性别”，可向图书馆报名，填写保证书后可成为读书会预备会员，但若要成为合格会员，则一个月内“至少须每日到馆阅书一小时”[68]。还有上海草堂图书馆[69]、安徽省立图书馆[70]等都举行读书会促进读书。读书会的形式有儿童读书会[71]、成年读书会[72]、妇女读书会[73]等。

图书馆举办展览会、讲演、读书会等活动，其共同目的是提高民众的读书兴趣，推广阅读，启发民智。民国时期，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图书馆，都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民众阅读，普及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在教育界和社会民众中占有重要地位，图书馆也积极谋求发展，开展更多业务，发挥更大价值为阅览者提供便利。无论何时，图书馆都是传播文明、教育民众的重要利器，探析其价值功能对于当代图书馆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