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急性警察权预警机制的构建
2021-01-29李慧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21年1期
李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人类实践发展至今,工业化进程加快,社会风险提高,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恐怖活动等突发事件频发,“风险社会”特征愈加明显。“风险”已经以一种不可被忽视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以其具有的“启蒙功能”挑战着国家现有秩序[1]。突发事件中,国家作为主权者、人民利益维护者需担负不可推卸的义务,由此,政府应急性行政权应运而生。在我国宪法框架下,警察权概念未被明确予以规定,而是隐蔽于行政权之中[2]。应急性警察权便是属于政府应急性行政权范畴内的警察机关应急性权力。有学者根据分级思想将紧急事件处置分为预警处置阶段和紧急状态阶段,并强调将突发事件遏制在预警处置阶段的重要性[3]。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有忧患意识,政府要提高风险防控能力,赵克志部长也强调公安机关要努力将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构建并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已迫在眉睫,但我国预警机制建设现状依然存在各种“疾病”,需要找出症结所在,才可调配“药方”,以便“按方抓药”。
我国学术界已有较多关于国家应急性权力的研究,但仅就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研究,对警察机关的应急性权力研究则十分滞后,甚至没有对应急性警察权预警机制的专门研究。我国对应急性警察权的研究较为深入的是戚建刚教授,在其研究成果中也曾提到我国应急管理重处置轻预警的不合理现状,但并未对其继续深入研究,也未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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