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贺 马丽娟

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过程中确立的重大政治原则。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党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是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奇迹的密码所在。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中国GDP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展成就。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回溯党领导经济过程中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回看党领导经济工作走过的百年历程，总结提炼党百年来领导经济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接续走好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长征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理论

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这其实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要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导出的一条重要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②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18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明确为第一个历史活动，这是在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591页。；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这又在强调经济的支撑性、决定性作用。后来，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系统总结了物质资料生产及其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经济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经济工作提供了理论遵循。

列宁发展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由“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⑦《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5页。，开始尝试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现在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事实少用空话来宣传”⑧《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6—387页。。一方面，提出俄国共产党“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⑨《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6页。这一最崇高的任务。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⑩《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3页。。《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对经济任务予以明确规定，强调“要以大力提高全国生产力作为决定苏维埃政权全部经济政策的主要点和基本点。由于国家遭到严重的破坏，应当使一切都服从于一个实际目的——立即尽一切力量增加居民最必需的产品的数量。每一个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成绩，都应当以这方面所获的实际结果来衡量”①《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4页。。后来，列宁又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强调，“提高生产力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②《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另一方面，把经济工作上升到政治高度，突出强调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③《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08—309页。。特别是“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④《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23页。为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俄国共产党必须“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这一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这一任务上去”⑤《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21页。，要“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3页。。此外，列宁还特别重视经济工作学习，强调“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来”。⑦《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25页。他指出，“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说，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4页。。列宁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体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这个完整的学说当然包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

毛泽东进一步丰富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强调经济建设之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⑪《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虽然革命是当时党的中心工作，但经济工作并没有偏离轨道，而是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推进。毛泽东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⑫《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370页。。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至于经济工作何时成为党的常态化中心工作，毛泽东预见性地指出，“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3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社会主义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提炼，完善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5页。。这里的工业、农业、商业即为经济的范畴，其要义是党领导经济工作。毛泽东还特别重视经济工作方法，他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3页。。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后，党领导经济工作理论在实践发展中不断丰富和成熟。关于党领导经济建设问题，邓小平早在1957年就指出：“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⑤《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4页。后来，他又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角度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6—257页。，并把经济建设效果作为衡量党的领导能力的一个标尺，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邓小平是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他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5页。，“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6页。，“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5页。。为此，党中央把经济工作确立为党的中心工作、当作全党的大局，强调全党必须讲大局，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此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3页。。党要推动经济发展，首先要领导好经济工作。对此，江泽民指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是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②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9页。。后来他又强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③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胡锦涛就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提出明确要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④《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把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将其置于党的执政能力五个方面内容的首位，强调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本领”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05页。，充分凸显了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重要性。

新时代以来，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认识逐渐体系化。一是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8页。。他又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⑦《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18页。。二是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党领导经济。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领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⑧《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15页。。他又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⑨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02页。。“我们党是执政党，抓好经济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⑩《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1—322页。三是明确了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要求，即“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⑪《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1页。，“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⑫《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2页。，“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⑬《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3页。，“推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⑭《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5页。。四是明确了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国际挑战更为复杂，矛盾和陷阱更为多元，经济工作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①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41页。。他进一步解释道，“‘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推进各项工作，“该稳的要稳住，该进的要进取，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②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42页。。习近平关于党领导经济理论的系列论述，为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百年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发展和壮大的党，历来重视经济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把生产资料等经济内容写进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指出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并强调“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页。。此后，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强调要到产业工人中开展劳动运动，指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④《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21页。。同年，以工人消费合作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开始逐渐由城市向农村、由工人阶级向农民阶级群体中扩散。农村地区接续出现了消费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一系列非生产性合作社。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都有一定发展”⑤《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51页。。特别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据地农民在经济上翻了身，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等生产性合作社逐渐建立起来，短缺的人力、物力得到有机配置，农民生产由被动转为主动。随着国民党发动围剿，党中央被迫做出战略转移，其间提出了“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7页。的紧急任务，战争对经济的需要客观上倒逼党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导，进行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保障战时经济供给，党中央多措并举推进经济建设。部队和机关精兵简政，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人民负担。政权上实行“三三制”原则，普遍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把坚持统一战线和兼顾利益有机统一起来，调动了各方的生产积极性。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加之自然灾害，根据地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的严重境地。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①《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28页。，展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包括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都投入了这场运动。对此，毛泽东指出，“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 经过不懈努力，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三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③《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229—230页。。军民生活明显改善。解放战争时期，党把生产作为保卫解放区的大事来抓，作为主要任务来推动，发放农贷、工贷，帮助解决生产资料和动力问题，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矿业和商业，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生产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开始向“耕者有其田”转变，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在接管城市中开展经济工作，确立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制定和完善城市工商业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统一税收、金融、外贸工作，党的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这些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经济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业，成功开展了同投机资本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两大战役，“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④《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372页。。与此同时，统一国家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推动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及时部署城市工商业，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经济改组，扩大城乡经济交流，有效缓解了市场需求不足。“到1952年底，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398页。，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失时机提出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0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1页。。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进入新时期，党中央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实行改革、对外进行开放，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的大胆尝试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形式把农民的权、责、利有机结合起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社会朝着社会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亦随之展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为突破口，经济责任制改革、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物资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劳动工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试点性探索改革有序推进。党的十二大后，国家开始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特别是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改革等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激发了企业活力，助推城市经济整体转型。开放也是改革，伴随着改革的推进，党中央把对外开放明确为基本国策，大力鼓励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积极吸引和利用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创造性地建设经济特区，设置改革开放窗口，逐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党的十四大后，党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构建了以“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②《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801页。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以此为基础，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陆续展开，这些改革举措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③《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并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实践探索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进入新世纪后，面对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发展方式，面对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发力，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前的重大难题。为适应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发生的新变化，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全面深化改革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做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部署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一系列战略举措使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得到提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创了经济发展新局面。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续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部署的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方略，推动了我国经济稳步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进阶。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经济制度的优势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我国经济制度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这标志着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回望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百年奋斗史，这些经济建设的成果，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胜利果实，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也是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充分体现。没有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就没有这一切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三、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百年进程中，积累了宝贵而又丰富的工作经验，这其中既有具体的经验，也有一般的经验；既有阶段性的经验，也有管长远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是历史的范畴，但对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对于已是百年大党并将继续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我们正在阔步前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经验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必须把经济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经济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34页。，“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34页。。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列宁早就提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①《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0页。。毛泽东指出，“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59页。。领导权问题是个根本性问题，党必须实现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如果领导权旁落或者遗失，党领导经济工作就不能转化为实践，把经济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决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不能有丝毫动摇。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财经委员会等专门领导机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经济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领导机构的变迁反映了党对经济领导权的不断强化。

党的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障，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点。党领导经济工作，但不是党包打天下。如果把经济比作大厦，那么党就是贯穿其中的四梁八柱，就是总的骨架，扮演着“承重墙”的角色。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即综合研判经济发展大势、科学谋划顶层设计，确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针和政策，提出处理重大财经问题、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建设项目的原则和举措。这其中，“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③《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2页。。截至目前，党已经领导制定了十四个擘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景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已经成为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全景的路线图。

党要正确领导经济工作。“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④《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516页。就经济建设来说，讲政治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但是也要看到，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必然等于党就能把经济工作领导好。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后期犯的错误，就属于后者，这是我们的深刻教训。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革命如此，经济建设也是如此。因此，党要把经济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第一步，同时也要正确领导经济工作，确保党的领导与经济建设同向同行。

（二）始终把经济工作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来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①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6页。。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经济工作，并将其贯穿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即使在以革命为中心任务的年代，做好经济工作也“有第一等重要意义”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9页。。毛泽东指出，“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经济工作“是一个伟大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2页。，“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673页。。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工作被提上日程，“从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⑥《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422页。，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4页。。江泽民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⑧《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253页。。胡锦涛指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都十分紧要”⑨《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4页。。习近平指出，“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⑩《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5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是党的中心工作，未来同样是党的中心工作，它将贯穿党的领导全过程，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

（三）以扎实发展成绩巩固党的经济工作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在领导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并巩固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如果说党对经济工作的初始领导权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确立的，那么党的经济工作领导地位的巩固和强化则是由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扎扎实实的经济发展成绩予以保障的。这是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循环。相反，则会陷入因经济动荡引致政治动荡进而丧失领导权和执政地位的恶性循环。历史上，因为领导经济工作不力，进而使执政党丢失领导地位的例子比比皆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⑪《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经济建设成果，为保障革命胜利夯实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执政，开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5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19元，国家和人民都十分艰难。“文革”结束后，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刀阔斧深化改革，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红利。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 678.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5元，温饱问题在当时还是个大问题。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9 276.2亿元，首次迈上十万亿元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 717元，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37 329亿元，首次突破五十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39 874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 009 151亿元，突破百万亿元大关，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左右，占美国经济总量超过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72 447元，跨过1万美元大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利实现，“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21页。。从建立新中国、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奇迹。今天的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位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提升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准确、对经济工作部署科学、对发展方位和思路擘画精准，经济就会取得长足进步，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优势就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

（四）不断深化探索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规律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只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向前推进，在持续探索中厘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动了谱系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形成。这其中，有两个规律较之于西方而言具有独特的创新性。

一是联系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来把脉经济规律。中国共产党探索经济建设规律，并不是机械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把经济置于人类社会大系统中进行整体性把握，实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有机统一。在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方面，“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页。，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方面，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是随时随地都以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不能过急”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965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38页。。党不断根据经济发展的位阶调整经济工作方针和部署。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一贫如洗，党中央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探索。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现实国情，党中央做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部署，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人民总体解决了温饱，过上了殷实的生活。站上新起点，为扭转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发展方式，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朝着可持续的方向演进。经过几十年探索，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接续做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使中国人均GDP成功跨进1万美元大关，中国正奋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

（五）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③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7页。。他又强调，“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5页。。体制机制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座”，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党长期探索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领导新时代经济工作，必须“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⑤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102页。。

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8页。。党要领导经济工作，就必须完善党领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总的要求是把“两个维护”这个党的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律贯彻到经济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为实现这一要求，党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领导体制机制。中央层面，形成了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中央政治局的一套完备的、层级分明的经济领导体系，既有五年为一周期的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部署，又有一年一度、半年一度甚至按季度的经济发展大局大势的定期分析研判，通过这样一种短期、中期、长期互嵌互套的领导机制，实现了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无缝衔接，做到相机抉择，及时制定重大方针、重大战略，做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保证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始终处于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地位。地方层面，建立激发和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的体制机制，推动基层创造更多元丰富的经济治理经验，形成中央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党领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推进。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经济愈发展，经济系统就愈加复杂，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要求就愈高。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就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做出系列部署，这也是党对经济实践要求的有力回应。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必须牢牢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动摇，把百年来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下去，推动中国经济“强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