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佳童

(山东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100)

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据其幼子朱乔森的说法，朱自清的日记本有二十册，分别是1924年7月28日至1925年3月底的一册和1931年8月22日至1948年8月2日的十九册。不幸的是，后十九册中，“1940年2月23日至1941年1月31日的一册，和1941年6月14日至11月8日的一册遗失了”[1]。留存下来的朱自清日记，少部分用中文写作，大部分用英文、日文写作，还有极少一部分用当时的国语拼音符号书写。如何妥善翻译这些外文、拼音符号，是整理朱自清日记首先面临的问题。为此，在编辑《朱自清全集》的过程中，朱乔森聘请了李钢钟、王国华二人分别翻译其中的英文、日文，并请杨张基校正。而对那些极少的用拼音符号写就的部分，则考虑其中“大量人名与另外一些名称”，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译得准，“暂时删去”[2]。实际上，朱自清生前就曾对夫人陈竹隐说过，“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3]。为了尊重他的遗言，朱自清逝世后，陈竹隐也只是妥善保存着它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朱自清日记仅偶有零星片段公诸于世。正是因为不准备发表，日记“更直率地记录了他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更多地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4]，具有独特的“真”的意义。再加上日记主人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且长期执教国立清华大学，交游多是当时文教名流；日记所记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涉及抗战、清华大学西迁、组建西南联大等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其具有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笔者在查阅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朱自清全集》九、十两卷所收朱自清日记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别扭之处”，常常使人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