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雪娇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一、引言

开端于宋代的图书易学，朱震在《汉上易传表》中作了总结：“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1]朱震构造的传承谱系疑点众多，历来是宋代易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但是，抛开传承谱系不论，他把宋易图书学分为《先天图》(以邵雍为代表)、《河图》《洛书》(以刘牧为代表)、《太极图》(以周敦颐为代表)三类，则得到了后来易学家以及现代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在朱震的传承谱系中，三类图书学共同源自陈抟——这尚未得到有力的证实。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类图书学在朱子手中却汇归同流，成为朱子易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后世获得了准经典的性质。

明末天崩地解之际，学者们纷纷进行文化反思并诉诸六经，其中宋易图书学尤其与朱子经学体系密切相关的部分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与大多学者的彻底否定不同，王船山对邵雍的先天易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对周敦颐的《太极图》和朱子的《河图》《洛书》则进行了重新诠释。①

船山对宋易图书学的批判与重新诠释，基于他对易学史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孔子之后的易学史表现为“占-学-占”[2]的循环演进，均偏离了文王、孔子“即占即学”的易学宗旨。尽管船山强调占《易》与学《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3]，但更为重视学《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