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婧雨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发布以来，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必要性问题存在众多争议。反对新增者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二：第一，目前相关罪名能够对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进行处罚［1］；第二，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可以行政法予以规制，采取刑事规制可能将维权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进而导致其入罪［2］。支持新增者给出的理由是，司法实践将事出有因的催债行为以无事生非的寻衅滋事罪论处，会导致处罚过重［3］。反对新增并不意味着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不具有刑事处罚性。如刘艳红教授主张，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可以寻衅滋事罪处理。主张入罪也不意味着对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予以严厉的处罚，相反，其考虑到了处罚过重的问题。二者观点截然相反，主张的理由却存在一致性，即均都考虑到债权人的私力救济空间。修正案正式颁布之后，需要重视的是人们对该罪的质疑，并予以回应，对催收非法债务罪作出确当的解释，合理地划分高利贷利率标准，以致在对催债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同时，给予民间正常的借贷活动释放合理的空间。有学者指出利率标准应当以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四倍为标准［4］。但考虑到正规金融机构对实体产业支持力度不足的现实情况，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利于金融活动的正常开展，利率应区分民事和商事借贷活动而确定不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