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华，宋昊原

（湘潭大学 湖南湘潭 411105）

一、问题的提出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官进行案件裁判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任何一个案件可能都不会仅有一个唯一的处理结果”［1］，但如何在尊重案件事实、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最大化实现司法公正（尤其是刑事司法公正），解决这个问题，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最高追求。然而，近年来一些“合法但不合情理”案件的接连出现，既凸显了对刑法条文的形式理解与实质判断之间的张力，也再一次引发了关于“什么是个案正义”“如何实现个案正义”等问题的激烈讨论①。不仅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刑法的相对稳定性（权威性）与立法的及时性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凸显，一些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也具有实质上的应受处罚性，却存在着越法裁判可能案件的出现，就是对此的最好例证——以“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案”为例，该案于2019 年12 月30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三名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追名逐利，故意违反国家有关科研和医疗管理规定，逾越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线，贸然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医疗，扰乱医疗管理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2］。

随后，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一个罪名（《刑法》第336条之一）、作为对“基因编辑婴儿”行为的类型化规定。应该说，将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