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星，王赟姝

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生活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面貌呈现的最重要的媒介，因而 “电影是一种最美丽的传播方式”①卢燕：《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路径》，载卢燕、李亦中主编：《聚焦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演变与创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都会对自己的电影发展予以大力支持，即使本土票房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之中微不足道，但给予电影文化极大的重视也是成熟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因为电影凝聚式的艺术表现影像，对于国家的文化品质和现实生活局面的展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导演李前宽说：“今天我们越发认识到电影是一种与世界对话的艺术。”②李前宽：《中国电影发展不可缺少的智者——读黄式宪新著：〈新世纪初朝：“镜”文化思辨2〉》，《艺术评论》2014年第7期，第62页。美国好莱坞曾经将包括 《花木兰》等在内的影片打进中国市场作为重要目标，不仅因为此类影片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还因为其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基于这个道理，中国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成为文化 “走出去”的重要内容，成为展示国家文化面貌的重要载体。由此，如何理解电影 “走出去”，真就是一个需要重新研讨的问题。

一、电影对外传播的必然性

“走出去”这一认识从提出口号到开始实际行动已经多年，但显然成效不高，其得失原因需要分析。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识一般聚力于自身，比如说对于电影的认识，我们关注的是自己所看到的影像，或者在这块土地上所看到电影的成败得失。因此，在那个时候不存在谈论电影所谓的 “走出去”或者如何传播好的话题，也没有这方面的急切需要。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无论是从中国电影自身发展的优势，还是从中国电影界这方面观念意识的形成来看，要 “走出去”面向世界的条件都已经具备。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高点上，无论是就国家意识强化，还是电影发展的实力外溢等方面来看，都需要更好地面向世界传播。于是我们需要以超越自身既往的单纯认识去看待电影，要比肩于世界电影尤其是直面好莱坞电影，以更高的要求标准规划我们的发展，正视自己的弱点。而真正想做到 “走出去”，做好对外影像传播，则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忽视。

（一）正确看待自身的立足点

这样的立足点是关乎电影传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明确我们所处的背景已经容不得单一地看待发展成绩，而需要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连接域外世界的影像感染力问题。无疑，这有了一个要通过自身去取得更大世界认可的阶段必然性；而怎样做好准备，还是一个 “走出去”的基本立足点的问题。此时，只局限于自身电影的发展格局，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观念意识的变化，或者不能和中国电影的实际状况相匹配。因此，这里引发出的问题就是：就中国电影文化发展更高端的认知而言，必须要形成一种更好地传播和更好地 “走出去”的趋势，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实际上，此时中国电影已经当之无愧地取得了拥有所谓世界 “一、二、三”的地位，即 “世界第一多银幕块数” “第二大票房数电影市场” “第三大影片生产量”的阶段。这一高端局面的形成是时代给予的机遇，也由此逼使我们认识中国电影需要有更宏观的角度和比较的视野。因而谈论中国电影的优质传播和 “走出去”命题的意味，其实是超越过去的立足现实，而要正确地立足现实，其实是必须更好地实现 “走出去”战略，以此来确立中国电影的发展建设高度，从而加速形成中国电影的世界影响力。

因此，我们要明确的是，中国电影已经站在世界电影前沿，也具有被称为 “中国电影学派”①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论述，可参照周星等：《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传播视域中的概念探究与其适应性》，《现代传播》2017年第11期；《中国电影学派：多样性建设呈现的思考》，《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中国电影学派建设视野中的改革开放40年抒情传统嬗变》，《艺苑》2019年第1期；《“中国电影学派”体系的确立及其发展路径——新中国电影70年宏观透视》，《影博·影响》2019年第5期等。整体形象新的起点上，拍摄能够为世界所兼容所看待的影像，既要占有能拥有世界影响的重要位置，也要有立足于中国本土和瞩望世界的眼光，这会使我们的创作越来越具有时代所需要的、超越本土的世界所需要的影像表现。这也许是与我们的大国文化相匹配的、对外传播的一个基点。而在如何寻求世界人民能够共同接受的创作命题和表现题材时，则不能忽视世界文化与政治的复杂性。例如，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世界各国认知的差异已经显露无遗，我们很难想象却又必须正视。这就是同一个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文化的差异性造成的，当然最复杂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会由此产生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相当大的距离。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人家的认知匪夷所思，人家可能也对我们的认知感到匪夷所思。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和寻找最大的理解共通性。也许在人性情感和人类命运这一个更大的基点上，世界人民应该有共同的感受，例如一个家庭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以及要理解人的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等等，都是可以寻找到的共通点。

（二）如何实现 “走出去”的目标

关于电影对外传播的问题，不能忽视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电影文化的传播，和有效地 “走出去”，这是一个需要复合看待的难题。以往只简单地看待中国电影自身，显然这只是单一尺度，缺少宽阔的视角。而把电影的文化传播和 “走出去”看成重要目标的时候，如果忽略了相关观念意识的正确性，就可能舍本求末。这就提醒我们思考中国电影文化传播和 “走出去”第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认为，理应促进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这块文化土壤的影像创作 “走出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功利指标的实现，这自然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电影艺术高度如何，并将此作为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文化进行考核的核心是其自身的价值如何，是否丰实和具有创造性。中国电影要 “走出去”，自身必须过硬，至少在我们的市场和大众看来——只有赢得我们大众市场欢迎的，才是中国出色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才值得走出去。

因此，注重自身艺术创作的稳重扎实，才谈得上能否 “走出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电影已经产生了许多出色的影片，也逐渐在世界各电影节上获得不少奖项，这证明我们的电影探索自己民族特色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承认，中国电影中还依然没有出现很多更能饱满扎实地显示出自己出色价值观的佳作，还没有足够多的让人信服的中国经典影片，还没有在技术、市场和艺术风格追求等多方面让人顶礼膜拜的作品。站在这一基点上来看，中国电影自身的实力才是其能否 “走出去”最重要的基石，要捶打修炼的方面也正在于此。我们 “走出去”不是为了好赖能够将电影推销出去，或者为了完成数字目标敷衍勉力，而是为了能在同一起点上更好地与世界优秀的电影相比拼争高下；同时，反观我们自身的得失，最终是让中国电影更好地去适应更为广阔的世界电影市场受众的观影需求，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某种通见的正能量的价值观，认可中华文化的出色价值。只有站在这个提升中国电影的高点上，“走出去”的方向才是正确的。

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天下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你如何知晓自认为很出色的电影，是不是真的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也只有在 “走出去”以后才能得到印证。但我们对佳作的定义，应以 “守土有责”作为基础。显然，传播也是一个突破单一壁障，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成绩，判断自己应如何为适应世界而提高的重要尺度。强调“走出去”首先要自己好，同时连带而出的是“走出去”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就有可能真正持续性地让中国电影文化的传播，获得越来越高的传播效率。

（三）立足自身的坚定性

需要辨析思考掌握分寸与尺度，即许多时候人们把 “走出去”当成了单一的行为，为了 “走出去”而 “走”，而不是为了自身更好而 “走”和为了由此让作品更走近人心而走，这是舍本求末。所谓 “知己知彼”固然是我们 “走出去”的理由，但如果不能首先壮大自己，这就成为犹如空中楼阁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拔着自己头发向上的徒劳，显然未必能 “走得出去”。当然，我们说中国电影有许多出色的东西值得 “走出去”传播，但是 “走出去”的世界效应怎么样，却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简单地拿能不能 “走出去”，和在西方世界电影市场上人们如何看待我们当成评判的标准，这二者显然都是错误的。知晓这一点极为必要：人家的角度、人家的市场，插入进去要受制于以人家的标准来判断中国电影的好坏，显然偏离了正确目标。且不说西方的电影市场有成熟的制度和高科技的支撑，还有文化的壁障在后面坚固地支撑着；就常识而言，也不能依赖他者来掌控自身和左右我们的判断。因此，不能简单以能不能达到西方市场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电影的好坏，这是 “走出去”衡量眼光里特别重要的守则——即我们要坚信自己优秀的作品和经典地呈现中华文化的影像是出色的，不以西方的眼光为裁夺的全部依据。研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①金灿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担当》，中国军网：http：／／www.81.cn／jmywyl／2019-12／11／content_9693850.htm，2019-12-11。，我们更看到世界局势的复杂，“走出去”的阻力显然更大，但根本的标尺是中国电影还必须植根于中国这片文化土壤，我们心里必须有一根定海神针。

无疑，我们的电影首先要适应中国这一最大的本土市场，创造赢得中国人民喜欢的电影，这就是判断中国电影的主要指标。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 “走出去”，又得到了域外的呼应，那么证明我们有值得夸耀的特色。首先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民心所期望的文化产品生产，除了作品的内容要符合中国人的希望之外，还应该有许多东西能适应世界市场，去巧妙地博取更多受众的呼应，甚至有时要策略性地让中国电影的出色之处为世界上的众多观众所感知。比照而论，好莱坞电影重视中国的巨大市场，近几年试图不断取悦于此，因此无论从人物角色、取材，还是剧情表现和时空设置等方面，都试图博取中国电影市场上人们的喜好，至少反向给了我们如何应对的启示。造就新鲜刺激的东西来赢得世界市场固然重要，却也同时要明确我们电影市场最大的接受者不是异域他乡的人，而是中国人自己。

因此，“走出去”的心理期待和策略改变是必要的，但这里的前提是要创作出自己的出色电影，生产出中国人民喜欢的电影。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开拓域外市场自然更好。回溯既往，21世纪初张艺谋的 《英雄》所获得的世界声誉，以及在世界各大电影节有奖项斩获的电影，都首先是因自身内容艺术坚守得好。2019年王小帅的 《地久天长》能获得男女演员银熊奖，是因它具有中国人感同身受的道德伦理探索的深度，又能和不同国家的文化认知碰撞而具有动人之处。

二、寻找自身值得传播的要素

换一个角度来看，既不能以外国人的判断来决断中国电影的优劣得失，也不能把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的就当成了中国电影完满的创作，这是根本问题，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前者在于，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西方世界面对崛起的中国所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强大阻碍，所谓的绝对公平，并非容易找到。就后者而论，更高的尺度在于必须进行自身价值观的坚守，在满足中国人对电影市场和欣赏需要的时候，也应当不断在 “走出去”的触碰之中，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同时慢慢适应不同的市场，并寻找到能够获得不同国家观众喜欢的欣赏趣味，才能不断前进发展。

（一）价值观决定电影文化传播的方向

在坚信自己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更好地认知自己的长短处。把 “走出去”作为自身更好发展的契机，才是高妙的方略。同样，不以他人的判断做唯一的标准，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在思考、借鉴和比照中修正与适应更宽的电影视野，我们的电影才会有真正的感召力。

如何使自己的优秀作品能够走向世界，是一个需要延续性思辨的问题。归结起来，中国电影到底是要单一地 “走出去”，还是要更好地参与建设这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电影市场？显然要回到问题的原点：如何使中国电影成为能满足中国这样的大市场，成为人民需要的、观众欢迎的、有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坚守的、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电影，也就是在中国市场上，在允许更多的好莱坞电影同场竞技时，我们还能占据上风。事实上要承认，就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多年的占比而言，每一个年度有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还是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电影所占有。比如：2018年全国票房首破600亿元，达到609亿元，同比增长9.06%；国产影片票房378.97亿元，市场占比62.15%。①刘阳：《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首破600亿元》，《人民日报》2019年1月7日。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642.66亿元，国产电影总票房411.75亿元，同比增长8.65%，市场占比64.07%。②张猛：《2019年中国内地票房642.66亿元17.27亿人次观影》，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01／doc-iihnzhfz9572310.shtml，2020-01-01。欣喜之余，我们也知道，换一个角度看，这样的优势在国内市场上还不是绝对优势。但以看重自身和自身的评价作为基础，还要知晓我们遇到的是好莱坞这样把控世界电影市场大局的出色强敌，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还不足以完胜。在实施 “走出去”策略的过程中，理应先占据国内市场的高位。设想，当我们已经能占据百分之七八十本土市场的时候，“走出去”就具有了极大的优势，因为好莱坞的重要电影都要在中国电影市场上获得其海外最大收益的时候，我们能够和他同场拼争而技压一筹，则所谓“走出去”的价值已经具备。其实，中国电影求取 “走出去”，就不能丢掉中国人民的喜好，中国文化更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品位，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则要更扎实地在影像中传播。如果为了 “走出去”而消泯掉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和减弱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影像中的支撑地位，难免丢了 “走出去”的意味而舍本求末。显然，这对于如此庞大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电影市场和创作来说，绝不值当。

（二）电影与现实关系的深浅决定了电影的影响力

电影固然是一种艺术地凝聚生活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对现实生活规避或者表现得不到位，会影响到电影作为他人或者自己人认识生活的重要媒介。没有对现实生活多样全面的表现，电影也就成为虚置于现实之上的缺乏影响力的媒介了。无论在何时，对于现实生活表现的缺乏，都说明电影还不能成为大众认知生活的媒介，顶多是一种艺术探索的对象。而纯粹艺术探索的对象，显示艺术家对于生活的认知却未见得是大众需要接受的对象。事实上，现实表现是电影最重要的功能，无论它是正向还是侧面的表现，电影总归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投影，或者说是电影作为一面现实生活镜子的意义不容忽视。现实表现的多样化、现实表现的广度、现实揭示的深度，都成为电影艺术生存的关键。从长远来看，电影与现实关系的深浅决定了电影的影响力；从当下看，电影与现实的丝丝缕缕的联系，才是电影本身的价值所在。而无论是自己国家的观众，还是他国的观众，都或多或少把影像看成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折射，因而没有人会厌烦影像中所表现的现实生活，人们只会以自己所熟悉的现实生活的层面和角度去比照、联想和评判影像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度。一部成熟的电影，必然是创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绞尽脑汁地加以折射的结果，这才能使得自己市场上的观众对电影产生难舍难分的观赏热情。同样的道理，这样的电影，在异国他乡不同的民族文化比照下，才会显示出他独特的出产国的泥土气息。这样的电影，无论是造就惊奇感，还是创造一种形象感知，其都在艺术地表现现实生活，以呈现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和人心所向。就传播而言，对于千变万化和复杂多端的现实生活多侧面，表现什么，突出什么，会影响到电影文化传播力的大小，这加大了把控电影现实表现的难度。但对于国内的观众而言，有迫近度的东西容易凝聚观众的关注度，也有可能成为异国他乡的人们看待生活和人性的聚焦点。中国电影正面临着对现实生活表现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辐射度的问题，由于现实表现的确错综复杂，表现的维度和认知度也有多种区别。因此，在表现现实上，有些创作者会畏首畏尾，唯恐遭到挫折。对电影的判断，审查制度和大众的眼光也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实表现是有难度的，但这才是考察创作者水平和艺术把握的一面镜子。是不是有对生活全面的认知，同时又有对生活独特的发现，是考验创作的难度。现实生活需要电影的表现，电影表现也会对生产国人们的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给予一定的影响，而传播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三）处理好高科技的双刃剑难题

如今，电影已经有越来越多高科技的投入，并极力保持大影院银幕对于受众的吸引力。因此，人们有的时候越来越偏向于喜欢有高科技的影像奇观，电影制作业依赖大制作大投入来诱惑观众回到影院看电影。但高科技的电影创作有其难度，现代观众的视觉感知被锤炼之后，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不受关注。换言之，电影对高科技运用的多寡，往往也会决定市场票房的高低，同样在走向国外的时候，如果人家有更高水平的高科技影像创造，你的电影就会被许多受众觉得其如同小儿科般而鄙视它。电影本身就是科技不断演进，不断提升人们视觉听觉趣味的现代艺术形式。当然，没有很高科技含量的电影未必就都会被观众抛弃，这其中又有电影艺术的本质内核是它的剧情内容对现实的表现，尤其是对人的内心情感把握的细腻度和吸引力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不主张简单地对高科技的强制模仿和推出，因为这类电影如果没有扎实的内涵来烘托，就容易形成一种空洞的技术架构，而失去了电影是必须有人文内涵支撑的所在。反过来，好的剧作可以表现出丰富的人文内涵，借助高科技更能够相得益彰，从而推高电影被大众尤其是现代年轻人的接受度。一个特例是梅峰导演的 《不成问题的问题》，既没有绚丽色彩，也没有高科技呈现，但确实丝丝入扣地表现了那个年代一个庄园的人们内心世界复杂的角逐，充分显示出导演的艺术追求，使得它具备一种韵味和耐琢磨的影像趣味。其虽是一部小成本创作，但注重剧作的张力，充满艺术的趣味。这也是一种技术的考虑和艺术的微妙呈现。我们看到新锐导演毕赣的 《路边野餐》，是基于创作者内心里独特的感受而创作的，似乎只是在艺术表现上进行技术的独特呈现，就让年轻人如痴如醉而不能自已。电影也可以作为一种技术上的适度表现物，形成着力于对艺术进行玩味并引发人们奇观感受的一种形式。可见，如果它空洞无物的话，未必是一定要高科技才好；如果它具有独特的剧情结构的表现而能吸引人的话，也未必一定要抛弃低成本细腻的心理表现。毕赣的第二部作品 《地球最后的夜晚》，又极力地强化了一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但是这里一些试图在技术上突破的3D长镜头跟拍，却显然比他的 《路边野餐》缺少了一种内涵丝丝入扣融入的周全度，而招致了不同的批评。我们看好莱坞的一些关于超级英雄的电影，在出奇、离奇的技术的极致表现中，以其对人性和情感支撑的强化，才避免了以高科技炫技而缺少内涵的弊端。但在2019年郭帆导演的 《流浪地球》中，则相当圆熟地采用高科技的表现，和中国受众所期望的科幻元素的运用，创造了票房的出色佳绩。

（四）创造英雄和超级英雄的能力是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尖锐问题

已经有了一定水准的中国电影，的确遇到要 “走出去”之前对自身支撑点缺陷弥补的问题。其中一环难以回避：中国的电影中对自己英雄的塑造越来越缺乏和显出不足，而对现代观众期望的超级英雄的塑造几乎可以说是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影像作为高端的社会文化的表现物，缺少自己的英雄更不用说缺少超级英雄，显然是和一种强大的电影工业和创造力不相吻合的。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过去也塑造过一些英雄，但往往是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或者是和平时期的道德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些电影里刻画的英雄，比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具有振臂一呼就让敌人丧胆的力量；《红旗谱》里的朱老忠，具有北方汉子巨大的力量，但他也是在一种反割头税的斗争中成为一位农民英雄的；在 《宋景诗》中，与朱老忠一样，同样是由崔嵬饰演的农民革命英雄，也具备一种与朱老忠形体和剧情表现相吻合的东西。而我们的英雄，更多的则是革命战争中被教导哺育而成长起来的英雄，包括 《小兵张嘎》中的儿童英雄张嘎子、《董存瑞》中的青年英雄董存瑞、《红色娘子军》中奴隶反抗者英雄吴琼花，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强挺立、喊出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 《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等等。这些英雄如果像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那样具有那种出彩的个性，则形象更为鲜明。和平时期的英雄渐次出现，但大多是道德模范和牺牲自己奉献群众的一类英雄。所以，无论是在西藏牺牲的干部模范孔繁森，还是在医疗战线上勤勤恳恳奉献的模范王忠诚等，他们都是被从现代精神道德高尚的角度来表现的。和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相匹配的更具有个性色彩的英雄人物，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几乎稀缺。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塑造中国超级英雄的萌芽，这成为中国电影开始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在近几年的警匪片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英雄，创作者开始注重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的英勇和个性魅力的彰显。无论是 《湄公河行动》，还是经典重拍的 《智取威虎山》，都开始偏向于对个体英雄情结的体现，但只有到了 《战狼2》中吴京饰演的冷锋，才是一位被比较全面地塑造的和平年代的孤胆英雄，和国家意识形态投注的无畏英雄的结合体。而即便是这样的英雄，还遭遇到很大程度上的批评和对其形象塑造的反对。大众对于道德英雄的渴望与期望，既往主要从武侠片中找寻，以获得满足感，这样的品质在现实英雄身上少有体现，本应该得到褒奖，却背负上因其过分张扬而导致西方世界敌视云云的批评。也就是说，大众喜欢武侠片，希望在必要的时候能拯救自己的英雄出现，于是这些武侠片中的英雄，成为人们所渴望的英雄品性的一种投射。由于 《战狼2》中的英雄具有以往少有的明显的超级英雄的个性，而成就中国电影的高票房，也是因为中国百姓需要英雄思想的一种含蓄的投射。但是对于中国电影没有英雄而推崇好莱坞英雄的支持者而言，他们又对自身产生的冷锋冷嘲热讽。显然电影人的创作也有很大的难度，不能像美国电影那样创造出独往独来的佐罗、007、巴顿将军等超级英雄无往而不胜，这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缺憾。其实在 《战狼2》中冷锋英雄塑造方式的出现并成就中国电影第一高票房的影片面前，中国英雄和超级英雄的塑造应当成为今后必须跨越的关口，“走出去”显然需要创造我们自己的英雄和超级英雄。

（五）坚守自身价值观和信任创作者同等重要

面向世界的中国电影传播，不能不强调，应尊重、信任自己的创作者。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影像的自信，和对给予这些影像创造性发展的创作者的自信，都是 “走出去”的基础条件。不用去更多地推演中国电影 “走出去”的可行性，先需要看看我们自己对于电影创造者是不是拥戴尊重。在 “走出去”之前，首先要有一种对于走进老百姓内心创作的恰当把握，以及多样表现的宽容度。传统大众对于电影的认知，就是将其等同于现实生活的反映。而真要 “走出去”，破解各种各样传统习俗和所谓价值观判断的分裂，坚守自身价值观和信任创作者同等重要。时代的发展，赋予我们强调宽容地看待电影发展的必然性，需要从总体上看待能够凝结国家文化和价值观体现的主流形态，而给予其更多艺术个性化的表现，才是中国电影值得推崇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电影人是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王小帅等等创作者？毫无疑问，就是他们的电影在个性化地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与体现出东方文化和中国现实生活的独特性上走出了大局观把持下的艺术个性创造之路。他们的作品的确是能够 “走出去”获得世界电影界认可的典范。这样的中国电影 “走出去”，才有坚实的基础和长远发展的余地。

我们坚信，中国电影和整个时代一样，将会越来越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站在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代面前，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谈话所揭示的一系列精神的映照下，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好的时代政治会促使文艺逐步地向一个更全面和更高的目标进展。”①周星：《中国视角与当代价值——关于艺术学理论认知相关问题的思考》，《艺术工作》2019年第6期，第7页。中国电影需要 “走出去”，中国优秀的影像文化必须传播出去。美籍华人卢燕说得好：“以电影为媒介向世界传播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准确反映中国人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和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中国电影的主旋律。”②卢燕：《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路径》，载卢燕、李亦中主编：《聚焦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演变与创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但是关于 “走出去”传播的正确做法，应当是我们要全方位地做好国内市场，强化我们的电影生产，以正确的价值观和主流的表现来获得中国电影市场压倒性的成绩，然后，我们再更好地、坚持不懈地向世界拓展，让更好的中国电影传播到世界各地。此时，我们的传播和 “走出去”才真正有了一种良好的有坚强后盾的传播力。有了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稳固后方、扩展前沿，在进退之间是以将来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第一大银幕和更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强国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