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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晚期理学不断地发展，成为了整个南宋社会各阶级共同的文化精神追求，而伴随着一个时代主流文化的明确，反映到瓷器生产之上，龙泉窑瓷器制式也随之发生了鲜明地变化。本文将从南宋理学的发展情况出发，分析龙泉窑青瓷制式的主要变化，探讨理学发展与龙泉青瓷之间相互关系。

一、南宋中晚期的理学发展

宋代以来，儒、释、道三家学说逐渐相互融合，进而发展至宋代理学，理学成为宋代新的官方学说。在内容上，宋代理学大致是以儒学为基础，融合佛、道等思想，即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革新，本质仍未脱离儒学传统。

理学思想发展至南宋中晚期，在内容方面，一方面仍是延续了传统的儒学内容，传统儒学的礼治内容依旧存在；另一方面，受到北宋诸多理学大家对“格物致知”思想的注释影响，关于“格物致知”含义多有理解，从而带动了南宋社会诸多风气的形成。需要注意的是，南宋朱熹的理学观点在当时而言因牵涉政治党派纷争，而被斥为伪学，于南宋当时影响并不广泛，至明代初期方为主流。而在受众方面，由于南宋中晚期先后受到金与蒙古的侵扰，因而官学衰退，在受众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传统儒学的内容之中，礼学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礼学”最初源于春秋礼乐崩坏之际诸多学者对于三代礼治的谈论，而儒家始祖孔子对于礼治的观点伴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之后，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久以来的礼法规则，其内容上强调宗法制基础上的严格等级制度，西汉戴圣编篡了秦汉以来的各种礼仪著作，成书《礼记》，即为儒家经典之一，详细展示了传统儒学对于礼治的观点。重视“礼”被认为是人极为重要的品格，其中《礼记·聘义》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论玉的内容，孔子以玉比君子，由玉的特点谈论君子十一德。而由此奠定了儒学与“尚玉”风气的关系，“尚玉”风气影响至历朝历代。

而宋代理学之中的“格物致知”思想，亦是对于传统儒学的继承，其原是出自《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言，最初由东汉郑玄注释，后经北宋由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家再作注释，至南宋中晚期，“格物致知”内容上虽有多种注释，但当时主流思想通过司马光、程颢等人观点得知，认为人的认知应不被外物所影响，应追求好的事物，明晰正确的道理，才能做好事情。“格”释为“御”或“至”。这样的观点之下，基于南宋经济的繁荣，对于美好的事物诸如玉、瓷等物的追捧，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受众上来看，宋代理学发展至南宋中晚期之时，由于宋代南迁以来长期受到金的侵扰，晚期则又处于对蒙古的抵抗状态，官学衰退，以理学为教育内容的民间书院作为官学的补充不断兴盛，南宋中晚期之时，宋代理学思想已然更多的依托于民间书院进行传播，这使得南宋中晚期以来的理学教育更加的世俗化，受众由传统精英教育转而面向广泛的群体阶级，更多的人接受到了理学思想的熏陶，理学在南宋中晚期成为了社会各阶级共同的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

然而相对的，广泛受众中，诸如商贾等人群，具有高消费能力的群体对于理学思想的认知或许并不深入，最终演化为通过购置物品来体现自身理学精神，即“附庸风雅”，这也是瓷、玉等在南宋中晚期兴盛的原因之一。

二、南宋中晚期龙泉青瓷的制式变化

随着北宋皇室二次南迁至杭州，为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北方窑口匠人，江南地区制瓷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瓷器生产的重心也由北转南。至南宋中期，江南地区已然成为当时制瓷业的中心，而处于江南地区的龙泉窑随之兴起，于南宋晚期达到盛期。

南宋中晚期，由龙泉窑所生产的各类青瓷器物得到了社会各阶级的推崇和喜爱，同时大量的龙泉窑制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诸多佳品均出自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粉青”、“梅子青”等釉色的青瓷，龙泉窑青瓷盛极一时。

在龙泉窑瓷器逐步兴盛的同时，其青瓷制式相较之前，在制式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器形方面，出现有“仿古”的造型倾向，所谓“仿古”即是以商、周、汉及其后的青铜器形为范本，而制作瓷器，在当下所发现的龙泉窑青瓷仿古器中，其器形多为礼器而兼实用性，所仿青铜器形均为附带有鲜明等级制度的实用器，如鼎、尊等。也有部分仿玉器形，如仿玉琮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仿古器及日用器中，酒器占了较大比重，爵、觥、尊等酒器较多，南宋后期所出现的“梅瓶”器形，其初始亦为盛酒之器，后逐步转为观赏器。

在工艺方面，南宋中期以来，基于北方工艺的传入所带来的先进制瓷技术，龙泉窑在制瓷工艺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革新，烧制温度上达到更高且还原气氛的使用更加精准，同时出现有新的釉料成分，石灰碱釉的出现相较之前的石灰釉而言，解决了釉料高温下的流釉问题，从而使得青瓷的施釉能够更加厚重，进而推动了龙泉窑青瓷在釉色及质感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有“青釉玉质”之说。

所谓“青釉玉质”，即指在青釉瓷器的制作中通过釉料的使用及釉色的调配进而追求青瓷器物在观感上具有玉石质感的审美倾向。它的实现一方面依靠着更高的烧制温度，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于釉料的革新，在此基础上，龙泉窑青瓷相继出现了“粉青”“梅子青”两种代表性釉色。

而通过“粉青”与“梅子青”瓷器得对比发现，“粉青”出现时间较早，其施釉厚度和烧制温度相较“梅子青”而言较薄且烧制温度较低，由此说明了南宋中期至晚期龙泉窑青瓷仍向着“青釉玉质”的方向不断发展。

三、理学之思与瓷制之变

龙泉窑青瓷制式中的仿古造型及“青釉玉质”的审美追求，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南宋中晚期理学内容中对于传统儒家礼治的继承。

礼治源于三代，而儒家学说中所继承的“礼治”，其直接体现即是青铜器的制式种类，因而龙泉窑青瓷中的仿古，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于南宋理学中的礼治精神，尚“礼”，以瓷器造型体现精神追求，尚礼而尊古。

其中，龙泉窑青瓷仿古器中酒器居多现象，或与两方面有关，一则南宋时期经济繁荣，粮食充足，官方未有禁酒行为，故酒器居多；其二则可能与宋代政府有关，宋初赵匡胤为武将出身，自身爱酒；南宋时期宋徽宗赵佶作为当政者亦嗜酒如命，因而饮酒之风盛行，酒器偏多或由此而来，审美之外多兼为实用。

而“青釉玉质”的发展方向，则主要源于儒家经典《礼记·聘义》的内容，孔子以玉比君子，谈及君子十一德，后演化为“五德”。又因随理学广泛传播，进而掀起了南宋社会中多有“尚古”风气，由周代启示，对于玉的身份象征寓意极为重视，尚玉之风于南宋尤盛，对于陶瓷发展，最终影响到龙泉窑青瓷的发展方向，不断在釉色及质感上追求近似玉质，迎合南宋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

四、总结

龙泉窑青瓷制式在南宋中晚期随着南宋理学的发展而变化，在北方制瓷工艺传入的基础上，迎合了南宋理学的精神追求，极为准确的将龙泉青瓷制式的发展方向定位于理学精神中的“尚礼之风”和“尚玉之风”，从而使得龙泉窑于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龙泉窑青瓷制式伴随时代主流文化而变化，从而取得成功的事例，对于当下传统陶瓷行业在陶瓷制式方面的进一步革新和改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传统陶瓷将如何随着时代而发展将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