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攀鑫［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郑州 450001］

普希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人，他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各个文学领域都给后人创立了典范。普希金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思想。《鲍里斯·戈都诺夫》是普希金的代表剧作，这部戏剧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悲剧，该剧的取材、人物语言及所描述的社会生活内容等蕴含着丰富的人民性思想，别林斯基曾高度评价其“是莎士比亚之后当之无愧居于首位的戏剧作品”。本文以张铁夫先生提出的普希金文学人民性思想为出发点，旨在通过文本研读和理论分析深入挖掘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所蕴含的人民性思想。

一、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

普希金在1826年曾写过一篇题为《论文学中的人民性》的短论，在此文中他针对当时俄国社会关于人民性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普希金认为，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有他的同胞才能正确评价的品质，但对于其他人而言，这种品质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一种罪过。同时，在文章的最后他又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面貌，包括思想和情感的方式以及民族独特的信仰和风俗习惯。（Пушкин，1826）张铁夫先生在《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一文中指出，普希金的《论文学中的人民性》文章虽短，但观点明确、意义深远。他认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有两层含义——民族性和民众性。其中，民族性是指文艺作品要反映每个民族的“特殊的容貌”，也就是说，俄国作家不仅要使用纯正的俄语进行创作，要从祖国历史中选取题材，而且要反映本民族的风貌和精神；民众性是指要将反映人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作为作品的首要任务，在语言运用上要符合人物身份。（张铁夫，2003）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是其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希金是这一思想忠实的实践者，他在自己的多部作品中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命运，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

二、《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人民性

《鲍里斯·戈都诺夫》创作于1824 至1825 年，于1825 年11 月，即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一个月完稿。这并非偶然，普希金曾经说过：“历史是将来的过去。”悲剧虽然取材于历史，却有针砭时弊的作用。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穷兵黩武，致使俄国国库空虚、经济衰败。饱受剥削的人民群众与农奴制度及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空前激化，俄国各地农民暴动不断，沙皇政府疯狂镇压。此时，普希金第二次被流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开始思考、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基于历史与对社会现状的思考，普希金创作了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作品的主题是“人民的公意决定一切”。该剧讲述的是俄国“混乱年代”的历史，但普希金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在这部悲剧中，他表达了对19 世纪初期俄国和俄国人民命运的思考。普希金将人民的生活理解为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在以过去为条件，并为将来做准备。普希金致力于了解并反映社会历史和人民命运，其作品在取材、人物语言及所描述的社会生活内容等方面蕴含着丰富的人民性思想，这在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一）民族性和民众性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之父，他创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和现代俄语。“一提到普希金，人们就会立刻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Гоголь，1834）在语言上，普希金一方面使俄罗斯文学摆脱了对法语的依赖，另一方面打破了文体、语体级别之间的限制，丰富了俄罗斯的民族语言。18至19世纪，法兰西文化在俄国大行其道，法语成为俄罗斯贵族社会的交际语言，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在俄罗斯形成了长达百年的俄法双语共存的局面。（王森，2014）“法语病”在俄国的泛滥使俄语很难得到发展，一些抽象概念甚至无法找到合适的俄语表达，而以俄语为载体的俄国文学的成长就更加缓慢。因此，普希金号召俄国作家使用俄语进行写作，拒绝对法兰西文化和法语的盲目崇拜。他的多数作品使用俄语创作，且创造性地吸收了俄国民歌、传说、童话中的精髓，语言质朴、清新、纯正，没有古斯拉夫语的晦涩陈腐和法语的过分雕饰。在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我们看不到以往悲剧中充满贵族习气的、拙劣浮夸的语言。普希金大量使用俄罗斯民间口语、俗语，比如“Ну，Что ж? как надо плакать，Так и затих!...Ну，то-то же”（嗳，怎么啦？该哭的时候倒不吭声了！……嗳，就是要你哭呀），“Нет ли луку?Потрем глаза”（有没有葱？咱们来搓搓眼），“Нет，я слюнёй помажу.Что там еще?”（没有，我用唾沫抹了下。那边又是什么？），“Да кто их разберет?”（谁能弄得明白啊？），等等，都是地道的俄语口语。在普希金之前，这些语言是不能出现在悲剧之中的。普希金打破了在高级文体中不能使用低级语体的限制，拒绝法语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俄罗斯民族语言。

《鲍里斯·戈都诺夫》取材于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书中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执政和伪皇德米特里入侵俄国的真实历史事件是普希金创作这部悲剧的灵感来源。普希金一直以祖国历史为荣，许多作品都以祖国历史为素材。但同时，普希金也深刻地认识到，人民性不仅在于从祖国的历史中选材，更重要的是民族的气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及民族思想和情感。他批评《彼得颂》和《俄罗斯颂》这两部作品除了姓名是俄罗斯的之外，并无人民性可言。《鲍里斯·戈都诺夫》时间跨度之大、涉及人物之多、描绘场景之广，展现了俄罗斯社会广阔而真实的生活图景：从1598年鲍里斯·戈都诺夫登基到1605年伪皇德米特里占领莫斯科，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剧中出场人物达六十余位，包括跪拜的众百姓和请愿的大贵族、疯言疯语的乞丐和背叛祖国的将军、谈情说爱的男女和冲向皇宫的庄稼汉等；剧中的场景也在不断变化，从克里姆林宫议会广场到修道院的净室，从气势恢宏的皇宫到边境上的小酒馆，从诺夫哥罗德的平原到森林等。这一幕幕情景迅速交替、频繁转换，在观众面前呈现出那个“动荡时代”最真实而广阔的俄罗斯生活画卷。

同时，普希金的文学是面向民众的，他主张文学是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既不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沙龙文学，也不是供市民消遣的通俗文学。（陈训明，2002）从学生时代起，普希金就关注着人民和各民族的运动，他深刻地捕捉到了俄罗斯人民的主题、人民的形象，并且以天才的技巧表现了出来。（Огалёв，1861）普希金认为，悲剧的目的就是展现民众的命运，之前俄国历史上的宗教神秘剧和宫廷剧都脱离了民众，无法对民众产生影响。《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主题是“人民的公意决定一切”，其主旨是探索俄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杨明明，2018）尽管悲剧仍以鲍里斯·戈都诺夫这类的“帝王将相”命名，但是大量普通的民众在这部剧中获得了话语权，“народ”（人民）及其同根词在剧中出现达68次，民众不再仅仅是背景与陪衬，而是拥有台词和动作的重要角色，是作为主人公出现的形象，这种形象是有个性的、丰富的和真实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人物语言也各富特色，高度个性化。他们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借助各种词汇、句法和语音语调，完成角色的更替与交流，他们的语言符合其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身份是沙皇，因此他的语言具有威严气质。他在宣誓登基之时的话语慷慨激昂：“我的责任多么重大！我将荣耀地管理自己的百姓，我将和你们一样善良正直，大贵族们啊，我指望你们的帮助……”他的话语中经常使用державный（雅词，意为“掌握最高政权的”）、возвеличить（雅词，意为“推崇、颂扬”）之类的高雅词汇，在与臣子的交谈中常常出现“必须”“立刻”“死刑”之类的用语。他的语言也符合他残暴的性格，比如他对隋斯基公爵的威胁：“但如果你现在给我耍猾，那么我就用儿子的头来起誓，你要受到凶暴的刑罚，连伊凡·瓦西里皇帝在棺材里都要吓得发抖的刑罚。”连残忍冷酷的伊凡雷帝（伊凡·瓦西里皇帝的别称）都会在他面前吓得发抖，可见鲍里斯·戈都诺夫手段之狠毒。但同时，他关于被杀死的孩子的痛苦独白“我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孩，真想逃走，但是没有地方可逃，良心不干净的人真是可怜啊”，又表明他是一个良心并未泯灭的人。普希金是语言大师，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真实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伪皇德米特里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年轻的僧人，他富于冒险精神，充满激情，机敏善变，他的语言也是如此。他在得知鲍里斯是杀害德米特里皇太子的真凶时，愤怒地控告：“你绝逃不了人间的审判，正像逃不了上帝的审判一样！”他跪倒在玛丽娜面前时温柔地甜言：“你是我唯一的神灵，假如没有你的爱情，生命、光荣对我来说有什么用？”面对众多投奔者，他又巧妙逢迎：对哥萨克人许下“将按照古礼优待我们衷心自由的顿河兄弟”的承诺，对诗人说出“竖琴和月桂冠”“缪斯和那萨斯山”这样的文雅词汇以求亲近。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普通民众，他们的语言是民间的语言，充满了民俗气息。比如在小酒馆里，僧人瓦尔库姆开格里高利和酒馆老板娘的玩笑，插科打诨，嘻嘻哈哈：“喂，伙计！你和老板娘攀上了。可见你不要酒喝，你要奶喝！就是这么回事，老弟，就是这么回事！各人有各人的习惯，可是我和米沙尔师傅只有一桩心事，喝它个底朝天，等喝完了，再倒过来敲敲杯底。”教堂广场里疯僧乞丐的胡言乱语又透露着深意：“小孩子欺侮尼古尔卡……你吩咐把他们杀死，就像你杀死小太子一样。……不！不！不能给暴君做祷告——圣母不允许。”众百姓对鲍里斯儿女的议论“Яблоко от яблони недалеко падает”（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是最地道、最纯正的俄语口语。

普希金把反映人民的命运作为作品的主要任务，坚持语言运用上的民众性。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通过人民的语言展示人民的形象，进而反映人民的生活，说明这是一部地道的俄罗斯民众悲剧。

（二）人民的成长和人民性的成长

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之瞩目过去，是为了从过去的事变中寻求现状的解释，看出对未来的暗示，普希金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人民在历史中的伟大作用。剧中有两股逆向运动的力量，并形成鲜明对比：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由兴到衰，而人民的力量由弱到强。（查晓燕，2001）《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人民是成长的、变化的，剧尾的民众和剧首的人民相比已经进步了许多。剧首的人民因为“没有皇帝”而惶惶不安，他们在焦急地等待，不停地哭喊：“啊！谁来管我们呢？我的天啊！我们真可怜！”被鲍里斯·戈都诺夫蒙蔽的民众，苦苦哀求鲍里斯接受皇冠统治他们：“开恩吧！我们的父亲！治理我们吧！做我们的父亲和皇帝吧！”此时的民众是无知且顺从的。但在结尾，人民已经变得积极和有力量，他们要“把鲍里斯的小狗捆起来”：“去捆绑！去践踏！杀死鲍里斯·戈都诺夫全族！”在新沙皇登基时民众多了几分思考，他们没有为新沙皇欢呼，而是沉默无言。最后的那句“人民在沉默”，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成语，用以形容在专制统治下老百姓丧失一切权利的情形。在当时，这种沉默是人民进步的表现，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在积累、在酝酿。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这沉默中听到了新的复仇女神的声音。”人民已不再愿意成为上层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这种沉默是对鲍里斯·戈都诺夫政权覆灭的思考和对伪皇德米特里的无声反抗，是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沉默之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普希金对人民在历史中拥有强大力量这一主题的思考一直延续到其后期的作品中。在《上尉的女儿》里，“人民性”的主题继续发展着，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运动不也正是“人民力量”的体现吗？此外，《彼得大帝的黑教子》《波尔塔瓦》《青铜骑士》《罗斯拉夫列夫》等作品都是以普希金的人民性悲剧为自己真正的和直接的先驱。（布拉果依，1990）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他（普希金）之后，所有的人都开始倾向人民性，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人民性。”普希金去世后，果戈理拿起普希金手里的接力棒，他的《钦差大臣》中的心理描写和最后一幕的“哑场”可以看到普希金《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影子。果戈理是普希金文学人民性思想的继承人，在果戈理的笔下，文学的人民性被继续发扬光大。在普希金的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过同名戏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普希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处于一大群完全不理解他的人中，却那么迅速地找到了一条伟大的、俄国人渴望已久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人民性，就是顺从俄罗斯人民的真理。他理解俄罗斯人民，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既深且广地理解俄罗斯人民的命运。（Достоевский，1877）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的渗透程度》一文中对普希金的人民性思想进行了对比性分析。高尔基也曾称赞《鲍里斯·戈都诺夫》是“我们最好的一部历史剧”，认为普希金是第一个注意到民间创作并把它介绍到文学里来的俄国作家，并指出普希金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始祖。（Горький，1909）自普希金开始，人民性在俄国文学中扎根并繁荣。

普希金笔下的人民是成长的，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果戈理、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批评家和作家的讨论与发扬，文学人民性的内涵更趋科学与完善。

三、结语

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是普希金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十分丰富，这一思想反映在普希金的多部作品中。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语言纯正、丰富且个性化，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风貌和精神，展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是一部富有人民性思想的历史悲剧。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中人民性的主题仍在继续传承与发展，人民性思想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