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君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 作为植根于乡土文明、 维系乡村精神纽带的宗族文化得以复兴， 对宗族社会的研究逐步积累， 自弗里德曼代表著作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开启中国宗族研究模式以来， 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期间有关宗族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 大体分为两种方向， 一是以国家—地方关系视角研究， 探讨不同时期宗族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角色与地位， 二是从功能视角探讨某一地区宗族的整合程度及宗族结构对乡村治理、 乡村经济的正面及负面影响。①以上研究构成了乡村宗族研究的主旋律。

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村民在长期城市—乡村候鸟迁移式生活中认知发生变化， 现代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带来了宗族文化变迁与转型。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 城乡壁垒逐步打破， 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 城市与乡村的边界逐步模糊化， 市场经济辐射范围嵌入乡土社会网络中， 农民在城市法理社会生活中开始接纳新的团体， 而不是一味地依靠乡土血缘缔结的团体， 自身观念的转变对宗族组织带来一定的冲击， 宗族文化已不单局限于弗里德曼提出的乡村地区的 “一种具有族谱、 地方宗祠以及共同族产的庶民化宗族”②， 而是具有流动性的、 广范围的意义结构体， 衍生出新的价值诉求。 “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结构转型时期， 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空间和弹性使得传统社会结构仍然能够在当代社会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