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战超

西汉是帝制官僚社会的确立期，依附于制度化的皇权专制，发展出了汉代之“内府学”。这一内学形态又是建立在汉代文献整理工作之上的，汉兴以来屡有收书、藏书、校书的活动，西汉内府藏书逐步确立起以六艺经籍为核心的文献体系，并与外府所藏共同构成西汉中央官府藏书的整体。而汉代“圣室”之所好，深刻影响到汉代人对于文献的选择、整理、改造，并形成了特定的内府文献序列。正是经过西汉帝制时代的一番锤炼，围绕着“内府学”这一中心，书有内外，术有当否，学有粗密，道有浅深，成为了当代自觉的学术认知，东方朔“外家之语”、褚少孙“外家传语”诸说，即是这一基本视角的具体体现。

一、西汉内、外两分的学术格局

王充《论衡·别通》言时学之深浅，“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①，认为粗浅的学问在于民间所传学说及其时文，而深厚的学问在于宫廷之中。可知汉代学术至于东汉初期，仍然分途发展：一支以博士及其弟子为正宗，是为外学；一支在王室，奉宫廷密藏文献为正宗，是为内学。

从制度着眼，汉代以内廷而统领外廷已为常识。依附于制度建构，内学与外学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以内统外、内外互动的关系。内学与外学之间的互动，首先是内学凭借皇帝权威，对于外学有一番掌控的手段。一般而言，内学掌控手段不外以下几种：

（一）对于典籍的秘藏，严格管理

宫禁秘藏的制度设定，对于擅写者的惩罚，如霍山因私写秘书而获罪，以及赐大臣书之郑重其事等，皆为此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