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亚坤

［内容提要］《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章在清末民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愚民的问题上。有关此章是否愚民的讨论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出现，并在20世纪初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试图为此章进行辩护。然而，这些辩护并未止息这场论争，相反，从清末至民初，围绕此章的争议已经延伸到孔子以及儒家是否愚民的问题。而学界较少关注的是，这场论争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由“不可使知”引出的儒家是否为宗教的问题。“愚民”和“非宗教”是近代儒家面临的两大质疑，而同时出现在围绕“民可使由之”章的论争中，透过这场论争，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儒家在“教化”与“宗教”问题上的双重困境。

“民可使由之”出自《论语·泰伯》篇第九章：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晚清之前，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对此章提出过新的理解，但总体上来看，《论语》此章的合理性并未遭到质疑。然而晚清以降，伴随着西学的传入和儒教的式微，“民可使由之”章的合理性开始引起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便是所谓的愚民问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场肇始于清末民初的争议，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这种质疑。根据赵友林的考证，百余年来参与到“民可使由之”章争论中的学者至少有数十位，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郭沫若、冯友兰、李泽厚等一大批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影响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