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及其中国意义*
2021-01-27■宋磊
开放时代 2020年6期
■宋 磊
[内容提要]后发优势论影响了后进国家的实践,引领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但是,后发优势论之中存在双重结构:一重结构是显性的,已经广为人知;另一重结构是隐形的,尚未受到关注。本文借助工业化研究领域三位代表性学者的论述,将后发优势论首倡者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抽象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揭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成功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后进国家可能在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实现重要创新。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指明了改进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方向,提示了中国实践之中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可能存在的领域。
一、引言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倡导的后发优势论对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以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史学家指出,格申克龙提出的中心问题——后来者如何实现发展——的重要性,使得他的开创性研究一直影响着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兰德斯,2007a:293-295)。类似地,经济学家对于格申克龙的研究有以下共识:“格申克龙的研究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和持久的。他的杰出理论遗产,可能主要不在于他自己对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研究,而在于发展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重要结构,它将继续对各个社会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提供思路”(福尔库斯,2016:185)。实际上,后发优势论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经济研究之中,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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