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

关于昭君出塞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班固《汉书·元帝纪》，昭君出塞的故事约在公元8世纪时经由遣唐使传入日本，开始在日本汉诗与和歌当中频频出现①。随着唐日文化交流盛况空前，昭君故事不仅在中国文人墨客的笔下绽放，更在日本汉诗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异域痕迹。

一、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王昭君形象

自汉代开始，涉及昭君题材的古典诗词多以“昭君怨”为主题，将其塑造成一个离乡远嫁的薄命女子。后随时代变迁以及社会发展演变出“爱国忠君”“敢于反抗”等形象。

（一）离乡远嫁的“昭君”

西晋诗人石崇的《王明君辞》是目前可考的第一首咏昭君五言诗②。昭君被迫远嫁的凄婉形象与《汉书·元帝纪》中仅以史实平铺直叙记载的“阏氏王樯”已产生了质的区别，昭君形象由此从史学走入文学，可以说石崇塑造出的昭君形象才是后世昭君文学的雏形。

南北朝与隋唐前期的昭君诗受宫体诗风影响，辞藻华丽且意境唯美。梁简文帝萧纲《明君词》中“玉艳光瑶质,金锢婉黛红”即指昭君容姿绝世。“秋檐照汉月,愁帐入胡风”体现出昭君背井离乡的孤独寂寞之情，昭君形象在此间也渐趋固定为背井离乡的悲情女子。

北宋中期，以王安石、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互相唱和，创作了一组昭君诗，首当其冲的是王安石所作的《明妃曲》二首。其一“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将远嫁边塞的王昭君与幽闭汉宫的陈阿娇作比，意指人生失意不分处境，无从揣测，将昭君塑造成一个屈从于命运、束手无策的悲苦女子。

（二）爱国忠君的“昭君”

白居易《王昭君二首》其二“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传达对帝王的希冀眷恋之情。彼时的白居易涉世未深，恰好反映出了他此时的年龄与阅历，透过昭君形象流露出白居易本人依恋君主、忠于国家的情怀[1]。

王安石所作的《明妃曲》其一从昭君初出汉宫之时落笔，“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道出了昭君对汉家的思念眷恋。宋、明时期对儒家礼教的尊崇使得昭君诗深受封建礼教影响，昭君通常被塑造成一种设法取得皇帝垂青、渴望回到汉宫的合乎礼教的女子形象，逐步演变成贞洁烈女的形象。

（三）敢于反抗的“昭君”

在诸多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中，“昭君自请远嫁匈奴”这一情节可追溯至东晋孔衍所撰的《琴操》，而“王昭君拒绝贿赂画师”的情节则见于《西京杂记》卷二“画工弃市”。据此，可知在魏晋时期昭君有时会被塑造成一位极具个性风骨的女子，她不向权势高位低头，宁愿以远嫁的沉痛代价捍卫自身尊严。

安史之乱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将王昭君塑造成巾帼英雄,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写昭君的反抗与怨恨时，寄托了他的身世家国之情，反映的是杜甫在历经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后，在暮年对人生和君臣关系的反思，表现出自身与政治中心的疏离之感。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白居易作《昭君怨》。诗中一反自己少年时对君主的依恋希冀之情，“自是君恩薄如纸”大胆申斥皇帝的薄情寡义，委屈愤恨的昭君形象跃然纸上。其后，他在调任忠州刺史途中接连作三首昭君诗《题峡中石上》《过昭君村》《青冢》，寄予昭君无限同情，言画工曲笔是昭君悲剧人生的根源所在。昭君形象在白居易昭君诗中数次发生转折改变，与其个人仕宦心路历程有着极大关联，凸显了中晚唐士人仕途不顺的复杂心态。

二、日本汉诗中的王昭君形象

中日间文化渊源由来已久，在日本的汉文学当中，汉诗可谓是最重要的一种创作形式。昭君其人与昭君出塞的故事传入日本之后，历经千余年创作发展，在日本汉诗中广为演绎和流传。这些诗作在承袭中国文人对王昭君传唱的基础上，也对王昭君形象有了不同于中国的全新解读。

（一）哀怨的“昭君”

日本汉诗集里题咏王昭君的作品不在少数，它们大都描写昭君出塞时的悔恨与凄怨，贴近于中国诗歌中的“昭君怨”。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中“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便指昭君出塞。中古时期正值唐朝文化风靡日本宫廷，嵯峨天皇作御诗《王昭君》“沙漠坏蝉鬓，风霜残玉颜”，边地恶劣的环境愈发衬出昭君的渺小和无助，传达出日本诗人对昭君的同情与叹息。转至中世，在历经了镰仓时代向室町时代过渡的南北朝文化后，北山文化③和东山文化④两座文化高峰相继矗立，众多僧侣来华游历修习，汉文学在日盛极一时。

近世诗人雨森芳洲所作《明妃曲》云：“自是红颜多薄命，非关延寿误丹青”，描写王昭君出塞之后在胡地多有哀怨之思，自认为红颜薄命，与画工曲笔无关。江户中期著名诗人高野兰亭也作《明妃曲》“行看一片燕支月，独照峨眉马上人”，以荒漠上的胭脂月色渲染出昭君只身前往苦寒之地的孤独感。高野后又作《昭君怨》“傍人不解琵琶怨，笑向红颜劝酒浆”描写昭君在匈奴毡帐里强作笑颜的情境，侧面折射出她内心的痛苦。江户后期诗人菅茶山在《王昭君图》写道：“月是汉宫月，人是汉宫人。如何沙草色，不似汉宫春？”从王昭君画像来构思，月色依旧，可人事全非，独在异乡的孤寂充斥了整个画面，独具日式审美趣味。

（二）愤懑的“昭君”

嵯峨天皇作御诗后，朝中文人大臣纷纷作奉和诗[2]。菅原清公《奉和王昭君》、朝野鹿取《奉和王昭君》这两首奉和诗，在描写王昭君愁怨的基础上，从昭君本人角度落笔，道出了对和亲政策的思考。菅原清公言“御狄宁无计，微躯镇一方”，朝野鹿取言“阏氏非所愿，异类讵能安”。夷狄属异类，王昭君作为一位在华夷观念下熏陶长大的后宫女子，亦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认识的影响。她一方面试图用华夏的文明礼仪去改变落后民族的风习，另一方面却对自身的微薄之力毫无信心。透过昭君在家国大义和个人命运之间的矛盾心态，折射出的无疑是诗人对朝廷无所作为的不满。

近世以来，诗人更注重表达自身主观认识。雨森芳洲的咏昭君诗其二《王昭君》“谋臣云集岂无计，枉令峨眉随转蓬”谋臣众多竟无良策，以致昭君远嫁，蹉跎一生，字里行间难掩对朝廷的谋臣的谴责[3]。19世纪汉诗人田中修道与雨森芳洲思想一致，他的《王昭君》一诗以思辨的形式阐述了对和亲政策的思考。若昭君和亲成功，那么她对国家的贡献就远远超出了宫中的公卿大臣；反之若和亲政策不能成功，那么昭君无疑会沦落为后宫三千中最不幸的一个。无论是何种结果，流露的都是对无能朝廷的批判。近世之后的昭君诗作渐渐由对昭君凄苦命运的同情转为对无能朝廷政策的讽刺，投影于昭君形象的情感也由凄凉哀怨转为委屈愤懑。

（三）意象化的“昭君”

《和汉朗咏集》中大江朝纲的《咏王昭君》在日本诸多咏昭君汉诗中传唱度最高[4]。《源氏物语》在第十二回《须磨》中就有描绘光源氏边弹琵琶边吟唱大江朝纲咏昭君诗“胡角一声霜后梦”的场景，后在《太平记》等其他书籍中也被引用，可谓家喻户晓。诗的尾联引人注意：“昭君若赠黄金赂，定是终生奉帝王”。作者并未称赞昭君不为权势折腰的反抗精神，而是替昭君感到不值，认为侍奉帝王才是后宫女子最好的归宿。可以说这句诗中带有封建礼教的痕迹，足可见诗人受到了儒家观念的影响。

中世时期，同为临济宗梦窗派僧人的鄂隐惠奯的诗稿中有一首《题雪月梅画轴》：“吾怜能画毛延寿，肯为明妃一杀身”。鄂隐认为昭君出塞是传扬千古的丰功伟绩，转而同情历来为人诟病的画工毛延寿，认为是他的牺牲成就了昭君出塞的佳话，角度新颖,令人称奇。

三、王昭君形象在中日古典诗词中的比较

日本汉诗深受中国诗词影响，诗作多模仿唐诗创作手法，主旨情感亦颇为相似。早在两国进行昭君题材诗词创作的初期，就开始了对于“昭君怨”的吟咏。诸如西晋诗人石崇的《王明君辞》中的“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以及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中的“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无一不将“昭君怨”描绘得淋漓尽致。

王昭君形象在中日古典诗词中呈现出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诗词在“昭君怨”的基础上，多角度且深刻地挖掘了昭君性格的各个侧面，赋予昭君忠君爱国、遵于礼教抑或敢于反抗、坚忍不屈的思想，在丰满其形象的同时也反衬出自身的情感。相较之下，日本诗人在塑造昭君形象时更注重描绘昭君出塞后的实情实景，在感情表达上倾向于将自身代入昭君角色从而引起共鸣。日本汉诗中鲜见政治意图，所发议论多为对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诗中也并无寄寓诗人的政治抱负或个人理想。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日古典诗词中不同类型的王昭君形象进行梳理和分析，将中国古典诗词中呈现出的昭君形象归纳为“离乡远嫁”“爱国忠君”“敢于反抗”这三类，将日本汉诗中呈现出的昭君形象以“哀怨”“愤懑”“意象化”这三个词来概括，全面地展示昭君形象在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演变。通过分析王昭君形象在中日古典诗词中的不同类别，追溯其演变轨迹，一方面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中日古典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日本文学中对王昭君形象进行模仿与创作的痕迹。

注释：

①阿部泰记.中日王昭君故事中的通俗文艺思想[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0,32-39.

②过元琛.中国文学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变[D].上海:复旦大学,2010.

③室町时代初期文化（1358-1408年）融合了传统的公家文化和新兴的武家文化，深受禅宗的影响。

④室町时代中期文化(1453-1473年)是传统的贵族文化、武家文化、五山僧人所传播的宋元文化和新兴的庶民文化相融合的复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