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710055）

“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因而，不论是何种形态的悲剧，都被作家的悲剧思维阐述成为充满恐怖、痛苦与苦难、灭亡，以带给审美主体痛感与压迫感，亦或是崇高的审美体验。

然而，《雷雨》却未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理论范畴，极具创新性地糅合了社会悲剧、命运悲剧以及性格悲剧等多种悲剧元素，突破了传统悲剧中“大喜大悲”的绝对悲剧理论，又超越了这些固有的模式，将悲剧性根源转向了人类生存本身，曹禺的悲剧创作思维来源于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将含蓄、真实而又绝望的悲剧美一点一滴渗透到每一幕中，融入到每一次的戏剧冲突中，并非“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悲壮，而是“于无声处闻惊雷”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更多是为了使观众感受到真实生活的悲与喜。

一、阶级压迫下的社会悲剧

《雷雨》以本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所展示的是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故事发生在周公馆这个微缩型的社会中，纷杂纠葛的人物关系以及每个人物自身所代表的社会关系都令人回味深思。压抑、沉闷的社会环境，促使周萍引诱其后母繁漪与他发生不合人性的伦理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是注定要同传统礼教伦理纲常殊死抵抗的，亦注定以惨烈悲剧收尾。周朴园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社会的“大家长”，他视繁漪追求解放、自由独立的人格为精神毒瘤。剧幕中，周朴园逼迫繁漪就医吃药，从侧面显示出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在限制人的生存自由的同时，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削弱了女性的生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