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瑜

起

立冬后的一个夜晚，医生办公室里的暖气将空气烤得有些干燥。我跟一位患者及其家属沉默地坐着。女士的眼睛充盈着泪水，眼眸在泪水的映衬下有些模糊，泪水像两条小溪，顺着白皙的面庞滑下，差点打湿了那件挺刮的女士衬衫的衣领。男士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女士，时而挤弄着上下眼睑，想要努力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而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或许，此时沉默才是最好的。

“别犟了，住院吧。”男士终于从嘴里挤出这句话。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嚎啕。女士流着泪的脸颊上，两条小溪瞬间变成了瀑布，在衣襟上洇出一朵朵泪花。她慢慢起身走出了医生办公室，房门在她的苗条身影后面沉重地关上了。

我与男士对视了一下，又迅速分开。最终是男士再次打破沉默：“她始终不能走出痛苦！孩子的事情，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她是个好强的女人，总是要求太高，偏偏孩子先天发育有问题，顺不了她的意……”那一段介绍本应该很长，但他疲惫地扫了一眼手表之后，便草草收尾了，向我客套地道谢，离去了。此后几个月的时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承

住院后的这位女士并不平静，她使劲踹着那道将她关住的病房大门，然后筋疲力竭地躺在光滑凉爽的地面上。两个身强力壮的护士将她抬回了病床，把她那沾上了尘土的衬衫换成了宽松柔软的病号服。她踢动着双脚，将毛绒拖鞋甩到一旁，之后便不再挣扎，仰面躺在床上，任由泪水肆意地流。我去看她，她什么也没有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