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孝

张慕陶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位颇有影响且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却又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打击，甚至开除党籍;他曾为抗日反蒋斗争四处奔波，始终不失一位爱国民主志士的风骨和氣节，却被冠以所谓“托派汉奸”的骂名，最终又遭蒋介石电令关押继而枪杀，成为一位历史悲剧性人物。历史是一面镜子，搞清楚张慕陶的生平经历轨迹，对于澄清有关历史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张慕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西安求学时期

张慕陶，原名张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刄（仭纫）、禁音，化名镜英、马云程、张渊明。1902年生于陕西旬邑县太峪张家村。旬邑县位于西安市西北方向约150公里处，与甘肃省正宁县毗邻，古称豳国。西周王朝建立后，将豳地划入王畿之内并置邑，为栒邑。到秦朝实行郡县制时始名栒邑县。县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三水河，流域占全县面积的70%以上，故在汉朝以后更名为三水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其与广东省三水县重名，复改回栒邑县。1964年9月，因“栒”字比较生僻，选同音常用字“旬”代替，改成旬邑县。

张金印的家庭属于旬邑县太峪张家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生活富裕殷实，家庭经济条件甚为优越。童年时期他就读于旬邑县立宝塔高级小学，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

五四运动爆发后，位于渭北高塬峡谷之中的旬邑县城，也无不受到北京、西安等地学生爱国斗争的影响，这对当时还在高小上学，思想单纯，又喜读《三国志》《春秋左传》《四书》《五经》的张金印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1923年秋，张金印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他来到西安后，对古城的一切都感到格外的新鲜和好奇，特别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盛行，他那偏僻闭塞的家乡旬邑与之相比，可谓是望尘莫及。由于他刻苦好学，奋发向上，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24年春，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省立三中教务主任后，在该校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张金印深受魏野畴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近百年史》《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社会科学概论》《新青年》《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由思想上的激进逐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学生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由于他同魏野畴的频繁接触进而思想上有了明显进步，遂于1924年秋经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西安团组织建立后，为了便于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在魏野畴领导下发起组织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旬刊。张金印便积极参加了青年生活社，并团结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不久，他与张秉仁、张含辉、陈嘉惠等创办《陕西青年》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向陕西广大青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讨论青年问题，促使青年人觉悟。1925年，张金印被推举为省立三中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该校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辩论会和演讲会等，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晚召集学生发表演说，并进行热烈的辩论，以活跃学校的政治、学习气氛，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团结在校学生会的周围。同年5月，军阀吴新田正式受命为陕西军务督办的第二天，就制造了惨杀省立一中学生的“五四”惨案。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后，张金印立即发动和领导了省立三中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政治宣传和讲演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把“驱吴”运动进行到底。

为了把“驱吴”运动推向高潮，直至最后胜利，中共党组织在三原召开了陕西第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张金印出席了会议，并被推为陕西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学联机关刊物《陕西学生》，继续致力于陕西的学生运动。1925年10月24日，张金印在《陕西学生》第15期上发表了《西安中学同学的觉悟》一文，深刻地揭露了西安中学“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一个阵地，它“不许学生行动自由，思想自由，强迫学生做礼拜，读圣经，麻醉主人翁的中国青年”，要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者的顺民”。尖锐指出：“有血性的西安中学同学”，要“认识到基督教是现在统治阶级愚弄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帝国主义侵略青年心灵的毒药”，不要上此当;强烈呼吁西安中学的学生必须“鼓起来奋斗，反抗恶势力的精神，立刻给帝国主义以打击”，“要继续的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以达到收回教育权，打倒帝国主义为止”。在此前后，张金印还在《陕西学生》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之学校教育》和《学潮一束》等战斗檄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博得了陕西学生界的热烈称赞。由于他领导学生运动方面的出色才能，而被誉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三杰”之一。

二、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国共第一次实现合作后，陕西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当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1925年3月20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病逝。这一消息传到陕西后，各团体纷纷函请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函西安各团体，发起组织西安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会，张金印与魏野畴、吕佑乾、王授金、张含辉等参加了筹备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并在4月15日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久，在上海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同胞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被压迫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的民族义愤。西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帝爱国反对残杀同胞运动委员会，张金印参与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组织西安各界通过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演讲、募捐等方式，有力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紧接着，张金印同省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又领导了驱逐反动教育厅长希朝俊的学生斗争，沉重打击了教育界的反动分子。

实际斗争的锻炼，使张金印更加成熟。1925年冬，张金印由魏野畴和吴化之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后，他担任了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协助团地委书记吴化之领导西安地区团的工作。

1926年3月12日，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张金印在《西安评论》第36期上发表了《孙中山与工农阶级》一文。文章首先赞颂“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实有唯物史观之根据，所以他坚决尽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不特始终不懈，且晚年更为坚决”;其次分析了工农两大阶级的突出特点，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工农阶级实为各阶级的领导”，并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右派认不得工农阶级的力量”，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背离中山遗训的罪行。这篇文章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且展现了张金印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忠诚和把国民革命坚持下去的信念。

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城期间，张金印同张秉仁、张含辉等，一方面，领导驱刘反围城的西安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在省立一中帮助雷晋笙、吕佑乾、刘含初、赵葆华等举办“暑期学校”，为党培养干部。1926年11月，冯玉祥率五原誓师的部队进军陕西，解西安城围后，党派张金印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他经常与冯玉祥、杨虎城、李虎臣、吉鸿昌、孙良诚等将军频繁接触和交谈，深得冯、杨、李、吉、孙的敬重。不久，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张金印担任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宣传委员，以更加旺盛的革命干劲，积极地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四处奔波，勤奋工作。他曾亲自回到家乡旬邑，对旬邑党组织发展壮大，以及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等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旬邑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领导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

1927年6月，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当时，共产国际派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顾问的乌斯曼诺夫向陕甘区委提出意见，建议区委应迅速撤出西安避免损失。为了应付形势的变化，陕西党组织不断举行会议，以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张金印出席了各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同年7月上旬，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委员兼任团省委书记，在革命危急时刻，领导了陕西团的工作。不久，他与省委组织部长李子洲一同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陕西党的工作，听取张太雷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和给陕西党的指示。回西安后，张金印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与李子洲分别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1927年11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团省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对党省委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的文件进行了讨论，特别对党省委决议中“西北农民落后”的提法，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张金印说：“CP（共产党）省委常委会这种农民理论，便是极深的机会主义。过去的机会主义两月来尚未扫除净尽，新的机会主义理论，复由CP省委常委而产生，我们对于这种机会主义之理论若不扑灭，使延长一下而达到实际中，客观上便是出卖革命”。同时，他对党省委有关一些个人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得到团省委委员的赞同。

为了重新审查省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和决议，正确评估陕西党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清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先后举行了省委第二、三、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激烈批评省委书记耿炳光等人，斥责耿炳光是陕西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耿炳光在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辞职，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撤销耿炳光省委书记的职务，选举潘自力为代理省委书记。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常委仍兼任团省委书记职务，继续领导陕西团的工作。

四、参与策划革命的武装暴动

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屠杀的总方针，以及多项重要决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2月中旬召开了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与潘自力、李子洲、徐梦周、刘继增、胡宪之、亢惟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政治形势、军事工作、农民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了第五次全体会议《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的决议案。会议认为陕西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因此，各地党的组织应该领导工农群众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去夺取政权，造成陕西革命的割据局面。

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后，张金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第20号通告和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的基本精神，于1928年2月下旬迅速赶到旬邑，向旬邑党组织重申了省委关于“由部分的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精神，指示旬邑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造成革命在旬邑的割据局面。他在县城作了短暂停留后，又因筹措去上海出席党的“六大”的路费问题即刻回太峪张家村故里，并同张家村的党员和农民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指示他们做好在旬邑舉行暴动的准备，以便待机行动。紧接着他日夜兼程返回西安，把团省委的工作作了布置和安排之后，于2月下旬启程东行。

张金印在路过渭南时，曾召集渭南党团县委的负责人肖明、何寓础、杨慰祖、张宗适等举行会议，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残暴行为给予有力的反击。同时还发表很有鼓动性的演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高涨的革命情绪。会后，他随即赶赴华县，又指示华县党团县委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执行省委决议的基本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以迎接渭华地区革命风暴的到来。张金印离开渭华东出潼关没几天，就在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使其成为渭华革命暴动的导火索。

五、陕西唯一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初步决定于1928年3月份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研究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前，就接到中央的通知。所以，省委五次全会后，又于同年2月18日至19日举行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代理省委书记潘自力的政治报告和党务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央文件与对陕西省委公函等，并审查了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会议最后选举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张金印、潘自力、王松年被选为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

1928年2月下旬，张金印和潘自力、王松年离开陕西到达上海，始知中央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开会环境，并取得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指导，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于6月在莫斯科举行。因此，潘自力、王松年向中央汇报了陕西的工作，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返陕。张金印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不久，党中央调派他担任中东路交通员，做护送中央领导和出席“六大”代表出境的交通安全联络工作。他随同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央负责人一起到达莫斯科。由于陕西省委其他两名出席“六大”的代表，因故未能按时赶到上海并一同启程赴莫斯科。所以，张金印就作为陕西唯一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2年9月，张金印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由陈原道恢复了他的党籍。不久，他以教员的身份在北平朝阳大学教书，给学生讲授政治学等课程。

八、受党派遣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野心勃勃，肆无忌惮，又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华东等地，以实现其最后独占中国的美梦。1932年4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正式宣告对日作战，“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以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年11月，受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直接领导的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派肖明为代表，赴山西汾阳先后多次与冯玉祥交谈，并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商定与冯玉祥再度合作，以察哈尔的张家口为中心，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宣战，收复失地。1933年1月，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北方特科派张金印、武止戈、吴化之三人到张家口，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委，直属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中共中央北方特科）领导，支持冯玉祥抗日。张金印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方特科的派遣，并从此改名为张慕陶，以中共特委书记的身份，频繁地来往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良诚、高树勋、徐维烈等上层人物之间，积极帮助冯玉祥筹划建立抗日同盟军事宜，深得冯玉祥的信赖。冯玉祥为方便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便迁往土尔沟名叫“爱吾庐”的图书馆，并安排张慕陶住在“爱吾庐”图书馆西屋。冯玉祥认为张慕陶是个有才干的人，并且有斗争的经验，由此对他特别尊重，两人经常密谈，拟定抗日行动计划。冯玉祥对张慕陶说：“你们参加同盟军是為了抗日，千万记住要做到不露红，什么是不露红，我打个比方说，就是实行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不实行外红内不红的‘胡萝卜政策，蒋某人对红色恨之入骨，防止以中央名义借‘剿共来打咱们”。张慕陶听后赞同冯玉祥的意见，并联络各方进行深入商谈。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更多的人和爱国将领参加抗日，在张慕陶的领导下，中共特委出版《抗日阵线》报，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随后，党又派遣宣侠父、许权中、周益三、谢子长、阎红彦、霍世杰、杨晓初、高克林、蔡子伟、宋文梅、李锦锋、种师统、强龙光、白耀亭、陈嘉惠、张存实、王霖、赵作霖、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刘汉生、张秉仁、张公干等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到张家口，为抗日同盟军的筹备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慕陶担任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接着，坚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等人来到张家口，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取代了张慕陶领导的特委，柯庆施任书记。柯庆施在张家口开始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主张策动士兵哗变，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使得吴成方、张慕陶等党的干部无法开展工作。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张家口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举行了数千人的御侮救亡群众大会，张慕陶以抗日反蒋为中心内容，在大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演，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激发了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尔后，张慕陶在抗日同盟军的政治工作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不仅奔走于抗日同盟军各个高级将领之间，及时磋商有关重大问题，而且对外联系，起草文件，作报告，发表讲演等，都是他亲自去做。同时，他又利用一切间隙，经常到吉鸿昌部和许权中的第十八师、宣侠父的第五师等共产党员较多的部队发表演说，以促进抗日同盟军中政治工作的展开。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指出：冯玉祥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通电发出后，“由共产党主持，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所有标语、传单、口号等，一切均为共党政治部所制，当时，曾任长江各省军事机关共党总书记之张慕陶为主要人物。在此时期，冯对共党之主张为命是听……”。这足以说明张慕陶领导的总政治部的工作，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指挥下，全军将士信心百倍，英勇善战，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重要县城。特别是收复多伦的战斗，同盟军经过五昼夜的血战，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给日本侵略者予以沉重的打击，使抗日同盟军声威震惊中外。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一直坚持对日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暗中勾结日寇，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日本侵略军，在对同盟军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接二连三地派遣说客，对冯玉祥进行游说，逼迫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张慕陶于1933年7月下旬离开张家口，参加了中共河北省委会议，汇报了前委的工作，申诉了前委同冯玉祥的主张，派人通过外蒙打通国际路线，以得到苏联在军事、经济上的援助，继续坚持抗战。省委原则上同意了张慕陶的意见，会后张慕陶迅速赶回张家口。当时，日寇和国民党中央军节节逼进，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包围之势，军事封锁日益严重。8月4日，冯玉祥召集抗日同盟军军政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抗日同盟军的行动方针，为避免内战，冯玉祥说明自己处境困难无力领导察省抗战，表示下野，即于8月5日发出下野通电。张慕陶参加了会议，并与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坚决主张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继续奋斗，立即通电讨蒋。8月8日，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家口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以革命战争来回答国民党的进攻”的口号，决定把党影响下的军队全部撤往张北，坚持抗日斗争。8月9日，冯玉祥为形势所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随后，张慕陶与方振武、吉鸿昌等人集议，拟推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继续抗日，虽因方部将领阮玄武等人反对，未得结果。但方振武、吉鸿昌部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北平军分会的改编，在张慕陶等一大批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蒋军”，方振武任代理总司令，提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的口号，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在蒋、日、伪的军事压力下，抗日同盟军方、吉部处境异常困难。为了讨论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对策，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于1933年8月27日，在张北的二泉井子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张慕陶与柯庆施、许权中、宣侠父、吉鸿昌、张存实、吴化之、战韬、刘汉生、郑绍文、张韬、马少峰、周茂兰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半天的讨论，提出在基本原则上向南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三项决定：1.创造热察绥新苏区，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2.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3.整军备战，商都会师。柯庆施在会议上给张慕陶扣上“联日反蒋”的帽子。会后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慕陶和柯庆施、吉鸿昌、宣侠父、贾振中、刘振远、柳青庭七人任常务委员，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总指挥。会后，部队按照前委的决策，向商都开进。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就此问题，张慕陶与柯庆施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张慕陶支持了二师党的负责人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等坚持商都会师的主张，后由于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二师又未能实现独石口会师的计划，被强行接受改编。因此，张慕陶和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被柯庆施严厉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33年9月上旬，方振武与吉鸿昌在独石口会师后，同汤玉麟、刘桂堂召开了云洲会议。张慕陶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分析了蒋、日、伪相互勾结，企图彻底消灭抗日同盟军的狂妄野心，以及同盟军面临的形势，提出进攻平津的主张，得到方振武、吉鸿昌的赞同。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易帜为“讨贼联军”，推选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还决定从独石口向大水峪、密云、怀柔方向进军，限旧历八月十五日进攻北平。张慕陶积极支持了云洲会议的决定，但遭到柯庆施的坚决反对，指出这是反革命活动。9月12日，前委立即在独石口召开了党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未经任何讨论，并在张慕陶等人未到会的情况下，柯庆施不顾许权中、刘少文、张公干的反对，代表前委错误地宣布停止张慕陶的工作，并开除了张慕陶及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工委书记王霖、第一团团长尹心田、第二团团长贾振中、第三团团长周茂兰五人的党籍。

自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之后，张慕陶和宣侠父、许权中一直随方振武、吉鸿昌军中筹划作战。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吉鸿昌率共党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仍在抵抗的文字报道。然而，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由于势单力薄，众寡悬殊，不能抵挡数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日伪侵略军的疯狂围攻，终于1933年10月中旬彻底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指导下，不屈服于蒋日伪的压力，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国志士顽强不屈、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内部武装镇压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九、被開除党籍后仍坚持抗日反蒋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慕陶经天津到北平，得知自己被柯庆施开除党籍的消息后，非常气愤，曾大骂柯庆施，气得卧床不起。但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1933年冬，张慕陶仍奔走于北平和天津，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他在天津秘密联络宣侠父和隐居在法租界的吉鸿昌等人，曾组织“反帝大同盟”，准备待时机成熟后，再次重整旗鼓，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帜，与日蒋反动派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在北平又聚集大部分陕西同乡，组织成立了“抗日战士互助会”，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展游行示威活动，颇能动员群众，影响很大，使国民党北平当局尤为震惊。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抗日战士互助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部分会员被以非法抗日、赤匪嫌疑逮捕判刑，张慕陶遂由北平潜往天津。

1934年4月张慕陶在天津期间多次与杜畏之、陈伯达接触交谈，受到托派理论的一定影响。但他又觉得这些人难成大器，便只身从天津乘轮船，经上海到香港和广东、广西等地，欲拉避居香港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重新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但其活动被军统侦知后曾遭国民党通缉。加之由于这些人各有打算，未得任何成效，使张慕陶深感失望。同年秋，张慕陶返回天津不久，便奔赴山东泰山，去看望隐居在此的冯玉祥。在那里，张慕陶晤见了冯玉祥的副官、共产党员张公干，并约他谈话。张慕陶对张公干说：“党的领导有错误，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张公干劝张慕陶说：“柯庆施开除你，不一定对，你要正确对待，不能分裂党”，并批评了张慕陶。张慕陶拒绝接受张公干的批评，两人发生激烈争论后不欢而散。张慕陶辞别冯玉祥，离开泰山前往济南，曾试图鼓动韩复渠进行抗日反蒋，也未能达成统一共识。至此，张慕陶的抗日反蒋活动未得成效而宣告失败。

十、栖身阎锡山处的小组织活动

张慕陶从济南回到天津后，他巧遇1932年在北平朝阳大学任教时期的学生阎锡祺，由阎锡祺介绍到山西太原阎锡山处被阎委任为高级参议。从此，张慕陶化名马云程，住在太原市东花园阎锡山的寓所里，除了读书之外，帮助阎锡山在山西搞所谓土地村公有、物价证券、按劳分配等。

1935年，阎锡山为了培养反共专家，便授意其秘书梁化之聘请张慕陶担任他的妻弟续汝楫组织的“文山读书会”的训导工作。后张慕陶曾联络过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拟筹备成立一个“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组织，并亲自起草了《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纲领》和《公开答复斯大林派》的信等文件。但由于他与耿炳光等人发生意见分歧，未达目的。同年秋，张慕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而放弃了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东奔西跑，未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他决心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领导真正的中国革命。他起草了《新的纲领与新的团结》《中共领导公开变节与无产阶级新党运动》等反共文件，为其小组织的成立作准备。接着，他在太原四处活动，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未及成立，就被中共北方地下组织派共产党员王定南给搞掉了。

张慕陶在太原的小组织活动，引起了中共的重视。为了挽救张慕陶，中共北方局曾先后派刘澜涛、安子文、吴化之等做张慕陶的工作，劝他停止其小组织活动，为党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后来在太原曾多次与共产党员周小舟接触，帮助周小舟做过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的工作。

十一、西安事变前后的奔波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紧接着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全国各阶层人民显示共产党坚决抗日，反对继续内战的意志，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张慕陶得知红军已东渡黄河到山西离石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地对妻子申云心说：“红军已到离石，我们赶快到北平去吧”！妻子申云心问他为何要去北平时，张慕陶回答说：“红军过黄河到山西，阎锡山肯定不会让步，我在这里不好表态，所以要去北平回避一下”。随即他以妻子有病，需要去北平治疗为借口，得到阎锡山的许可后离开太原。在北平期间，张慕陶除曾与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有过接触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陪同妻子闲居北平，直到1936年10月返回太原。回太原不几日，张慕陶又第二次专程赴山东泰山探望冯玉祥。是年11月上旬重返太原。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慕陶应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作为阎锡山的代表，于1936年12月20日左右来到西安。他先后住在宋文梅、李维城处，多次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 王菊人、赵彦卿、周梵伯等人晤面交谈，高度赞扬十七路军同东北军携手团结，抓获蒋介石的果敢行动，并坚决主张不能放虎归山。与此同时，他还和杨明轩、杜斌丞、张秉仁、任溪樵等西安各界人士友好频繁往来，积极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多数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的主张。他曾先后见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以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张慕陶同周恩来晤面后，首先主张共产党不要放掉蒋介石，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其次向周恩来提出恢复党籍的事宜，又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他吃了闭门羹，愤愤不语，拂袖而去。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东北军内部开始发生严重分裂。东北军中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竭力主战，以救回张学良。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也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此时，张慕陶奔走于杨虎城、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赵彦卿等人之间，提出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学良。他激烈批评共产党放蒋介石的主张，“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张杨捉蒋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出卖了”等。尽管如此，因有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张慕陶只能是作些宣传和鼓动而已，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左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形势，更不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7年2月中旬，张慕陶离开西安返回太原，紧接着去北平。不久，他陪同妻子申云心回到太原后，由于心情非常沉闷，便第三次赴泰山看望冯玉祥。

1937年6月，杨虎城将军被迫准备出国考察，他在上海曾发电报给在太原的張慕陶，希望能在出国前见上一面。张慕陶接到杨虎城将军电报后，于6月27日偕同妻子申云心乘飞机由太原抵郑州，在郑州同由西安方面来的邓宝珊、杜斌丞等换乘飞机一并启程到达上海。当天晚上，张慕陶与杨虎城将军晤面交谈。6月28日，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欢送杨虎城将军大会，张慕陶和邓宝珊、杜斌丞、王炳南、韩望尘、张仲实、屈武、马文彦等数百人出席了欢送大会。而后，他曾与施存统、王炳南、张仲实等晤面，就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问题交换了看法。

“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张慕陶于7月中旬迅速离沪到达南京，曾专程拜会了当时在南京已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后经王霖介绍到苏州，拜访了被软禁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的陈独秀，欲就抗战爆发后的国内政治问题，同陈独秀交换意见。但由于陈独秀当时身体多病，心情不悦，又失去自由，无心谈论政治问题。张慕陶随即折返南京，通过于右任弄了一张名片，于8月上旬回到太原。

十二、竭诚为组织抗日武装而努力

1937年8月，张慕陶回到太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继卢沟桥事件后，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他对日寇步步侵犯中华领土的行径万般愤怒，曾向阎锡山提议应在山西划分自治区域以便抗日，得到阎锡山的采纳。随后，阎锡山任命张慕陶为山西晋南长治行政公署专员。

同年9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沿着平绥线、同蒲线，长驱直入，攻陷大同后，即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推进，企图乘势夺取太原。当时，我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率领八路军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在太原谈判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友军如何协助作战及区域自治等问题时，曾得知阎锡山委任张慕陶为晋南长治行署专员一事，即提出异议。因此，阎锡山收回了对张慕陶的委任，重新委徐继川为长治行署专员。张慕陶知道此事后，怒气难消，遂赶奔周恩来住处与之争吵。

1937年10月，原十七路军九十六军李兴中领导的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因在山西忻口战役中英勇抗战，功绩卓著，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即采取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手法，下令撤销了他的旅长职务，调任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许权中在从晋北经太原时巧遇故友张慕陶，张慕陶也对许权中的到来异常高兴，他询问了许权中的情况后，劝其不要去陕西任职，留在太原一起组织武装抗日，许权中愉快地答应了张慕陶的请求。尔后，张慕陶亲自面见阎锡山，并向其介绍了许权中的军事才能，要求阎锡山成立“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阎锡山批准了张慕陶的要求，任命许权中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总指挥，张慕陶为政训主任。当时，由南京出狱来到太原的王化成也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成立后，阎锡山立即发给一大批枪支弹药。紧接着，张慕陶和许权中通过原一七七师赵和民的关系，收编了驻在太原附近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的一个炮兵营约一千人，加上在太原招集的七十多人，形成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随后，张慕陶与许权中、王化成等计划率领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离开太原开赴晋南长治一带，准备抗日，但在部队离开太原时，原收编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炮兵营的近千人不愿离去他往。故张慕陶和许权中、王化成等仅带领七十多人到长治，又由于人少力量单薄，天气愈来愈冷，而阎锡山放弃太原逃到临汾，接济中断，给养困难。张慕陶曾派人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以期望能随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未能如愿。在此情况下，许权中离开长治回到西安，张慕陶也无可奈何，将这支抗日武装交由王化成处理善后，自己只身去冀南高树勋部再谋抗日新途。

张慕陶与高树勋早于1926年在西安相识，而且后来张慕陶将其幼子过继给高树勋，关系情同手足。因此，张慕陶到高树勋部，受到热情款待和帮助。他雄心勃勃，又一次独竖一帜，成立了“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并自任总司令，化名张渊明，在当地四处奔走活动，以期得到众人的响应。但参加者寥寥无几，未成大事。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冀南地委欲通过高树勋搞一批钱和枪，得知抗日同盟军时期的活跃分子张慕陶在高部做客的消息。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共产党员刘汉生在抗日同盟军时期与张慕陶识熟，可派刘去与张商谈，让张慕陶做高树勋的工作，以解决地方抗日武装的需求。刘汉生按照冀南地委的指示，前往高樹勋部见到张慕陶，张慕陶问明刘汉生的来意后，很快地做通了高树勋的工作，及时地为党提供了一笔资金和一批枪支武器，支援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十三、在临汾以“托派汉奸”莫须有罪名遭暴打捕押

张慕陶被诬称为“托派汉奸”，是1936年5月10日《救国时报》第28期在揭露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时，第一次公开称张慕陶是“山西托陈派的领袖”，“阎锡山反共的智囊团”。同时说“张慕陶即向国民党告密致使吉鸿昌烈士被捕被害”。同年秋，《救国时报》报道苏联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叛国案时，在揭露托洛茨基主张联日的同时，指责中国的托陈派成了为日寇服务的汉奸。10月5日和13日《救国时报》的社论和消息中，在称张慕陶是托陈派的同时，又加上了一顶“日寇奸细”的帽子。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信任与嘱托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个“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第26期上发表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出现了“西安事变时，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等，极力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内战”的提法。紧接着康生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篇文章，诬称张慕陶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侦探”“出卖祖国的汉奸”，同时还列举了张慕陶充当托派汉奸的所谓罪状若干条，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托派汉奸。

1938年1月张慕陶由高树勋派卫士护送，从冀南到山西临汾后，面见了阎锡山的秘书梁化之，叙述了他离开太原以后的情况，并得知阎在临汾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尤感高兴。梁化之随即请张慕陶去民族革命大学讲演，张慕陶欣然应允。同年2月4日，张慕陶刚跨进民大校门，就被学生认出来，霎时，“打倒托派汉奸张慕陶”“枪毙汉奸张慕陶”等口号响彻整个校园。紧接着，民大学生在政治系副主任、中共党员陈唯实等领导下，蜂拥而上，把张慕陶团团包围。张慕陶深感震惊，遂在卫士的掩护下回到住宅。然而，广大的学生群众却穷追不舍，又把张慕陶的住宅围了个水泄不通。最后，将张慕陶夫妇及卫士共九人逮捕，准备押往民大关押。张慕陶被押解路过大街时，曾有许多围观的群众提出“你为何当汉奸”等质问，张慕陶以“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等语作回答。学生群众仍然对其十分痛恨，一阵脚踢拳打，张慕陶被打得鼻青脸肿，后被带到民大关押了起来。

张慕陶被捕押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发出《临汾各界为汉奸张慕陶案告全国同胞书》。同时，民大立即派学生代表面见阎锡山，要求阎就地处决张慕陶。阎锡山为了平息广大学生群众对张慕陶的愤怒情绪，一方面答应学生群众的意见;一方面以提交法院审判为名，把张慕陶等九人引渡到临汾高等法院。后又交临汾县府管押，暂时将广大学生群众的激愤情绪稳定了下来。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指出“2月4日，托匪张慕陶恶贯满盈，在山西临汾为5 000余民众所逮捕殴打，现尚在押”。决定还号召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临汾事件，“在口头上、文字上、各种会议上、报纸上，广泛宣传托匪张慕陶的卖国罪状”，扩大各地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康生还在延安举行的反托匪大会上发表讲话，把张慕陶作为托派汉奸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和介绍。同年2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太原后，继续向西南推进。当时，临汾形势也日趋危急，阎锡山便灵机一动，派人把张慕陶押送到西安，关进了西安第一监狱，使张慕陶免去一死。

1938年5月31日，张慕陶在西安关押期间发表《公开质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就他所坚持的反日联合阵线的主张表明意见，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进而也为临汾事件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诬称自己为“托派汉奸”鸣冤叫屈和申辩。他曾写过一本《临汾事件的真相》的小册子，攻击共产党在临汾要置他于死地，发泄了他对共产党极为不满的情绪。他还扬言要建立第五国际，把抗日反蒋斗争进行到底等。

十四、出狱后蒋鼎文引诱其加入国民党

张慕陶由临汾转押西安不久，孙蔚如三十八军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得知其被捕关押的经过，非常气愤地说：“张慕陶是什么托派汉奸，他是真心干革命嘛”！接着，李兴中和叶青、丁逢白、赵彦卿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阎锡山为张慕陶鸣不平，要求在举国统一抗战阶段，停止党派斗争，释放张慕陶等人。同时，他又亲自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密信，并派他的一七七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赵彦卿，专程将信送往阎锡山的驻地陕西宜川的秋林，请求阎锡山释放张慕陶。再加之当时西安方面张慕陶的好友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吕协心、金鸿图、刘治洲等人，联名上书阎锡山，呼吁恳求阎释放张慕陶。由于李兴中的出面说情和西安方面的舆论，阎锡山批准同意释放张慕陶，并派朱兰生为代表前往西安迅速办理。赵彦卿带着阎锡山给李兴中的复信，直奔一七七师驻地合阳面陈李兴中，李阅信后甚喜，即派赵彦卿返回西安，约王霖、赵和民等一同前往三原东里堡，与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商谈具体释放张慕陶的事宜。后赵彦卿回到西安，会同阎锡山的代表朱兰生和高等法院院长，以及西安方面的群众代表吕协心，共同商定于1938年7月15日释放了张慕陶。

张慕陶出狱后，住在西安市雷神庙街的马子静家里。随后即会晤了至交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刘治洲、吕协心、王化成、胡景儒等人。吕协心等人曾问他到底是否托派，张慕陶回答说：“共产党骂我是托派，我真冤枉，我与托派组织无任何关系”。吕协心、王化成等人劝他去陕北，向党承认过去的错误，重新革命，这是正确的道路;如不愿去陕北，那你就远走高飞，去当你的绿林英雄，以免在此招惹麻烦。张慕陶表示他必须到商州一带搞一支武装，然后接受共产党的收编，方能取得党的信任，将功补过，否则去陕北前途不堪设想。但吕协心、王化成等人，仍极力劝说张慕陶去陕北才有出路。张慕陶最后终于接受了吕、王等人的意见，并让吕协心帮助他做准备和联络工作，决定与吕协心一同去陕北。

在张慕陶和亲朋挚友商议自己未来出路问题的同时，叛徒、特务马子静得知张慕陶的动向后，便按照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旨意，严密监视张慕陶出狱后的行踪与活动，多次找张慕陶谈话，劝其加入国民党，并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即遭到张慕陶的痛骂。接着，蒋鼎文又派人向张慕陶表示，如不愿加入国民党，写一自首书也可以，亦被张严词拒绝。尔后，张慕陶把蒋鼎文的企图给吕协心和盘托出，并说：我“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

十五、拒诱惑又被蒋鼎文所逮捕

蒋鼎文的引诱遭到张慕陶严詞拒绝后，他即将张慕陶出狱后的活动情况，电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委秘书处于1938年8月26日，复电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言称：“张慕陶自出狱后闲居西安，与丁逢白等过去有托派嫌者，过从甚密，向外倡言‘共产党没有希望，国民党已腐烂，非走第三条路子不可！青年之中附和者甚多”。并说：“张等之第三阵线已改组，张亦自认为小组织不讳，但谓此小组织为马列主义的，尚无正式名称，惟日来活动甚力，颇堪注意等情，除分电外特此密达，即希查照为荷”。

蒋鼎文接到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电报后，心领神会，认为对张慕陶采取说服的办法难以使其就范。而张慕陶也深觉在西安再待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当他准备动身的时候，被蒋鼎文派来早就监视他行踪的特务马子静所侦知，即调特务打手将他逮捕，关押于西安新城。张慕陶被关押后，蒋鼎文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企图逐渐使张慕陶成为国民党御用工具。

十六、捕押后坚持抗日反蒋至死不屈

1938年冬，日寇侵占风陵渡后，经常派遣飞机越过黄河进入潼关，在华阴、华县、渭南等地狂轰乱炸，也不时在西安上空投弹骚扰。张慕陶写信给蒋鼎文，请求把自己送往外县，以便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看看书或写点东西。蒋鼎文很快地批准了张慕陶的请求，遂于1939年春，将其押送至陕南的勉县，并准许就地自由活动。张慕陶到勉县后，四处活动，聚会讲演，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宣传抗日，吸引了地方上一大批著名绅士和青年学生。1939年7月，国民党陕西省执委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说：“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兹列要分述下：1.张犯之行动：（1）与当地有势力之绅曾子才、候剑尘、朱慎德、苏逊三等，有巴山生产合作之组织，已拟定计划，分头招股。据张称将来开采巴山矿产时，自行组织自卫队。至于曾子才在北洋军阀时，曾任旅长，候剑尘系吴光新旧部，曾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朱苏二人，已充官吏多年，在本县颇有势力。（2）张犯又与财政助理员李逢时等，拟开书店并发行刊物，正拟办中。（3）朱慎德等系哥老会中人，张犯又与朱等召集哥老会众谈话。（4）汉潓渠工人甚多，张犯时常到工人中谈话。（5）八三后方医院负责人等，过往甚密。（6）各校学生、各保甲长，与张往来者颇多。（7）张犯又带勤务兵工人，称系其血日之勤务，常随其往来各处;2.张犯之言论：（1）常谓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定有合流之一日，并对中央负责人，如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诸先生加以谩骂。（2）常谓陕西省为战区之趋势，此时值使人民武装，到成战区时，该本人必自成一军与敌作战云云。（3）县府对张犯之态度。张犯到勉县后，县府即过于放任与崇拜，延及近今，县府每有宴会，或较要之公务员来时，必有张犯出场，上级规定张每月供不得超过四十元，但实际情形，每月在数百元左右，县府上下对张犯，皆以司令呼之，及至端阳节，县府聚餐，因言语不合，张犯竞对县长、科长、民厅委员大加辱骂，县长等犹自认招待不周，请其息怒，于是张犯气焰溢盛。总之，张犯有以上种种活动”，“已为今日勉县之太上皇矣，等情据此，同特电请照，密饬该县府注意，并将张慕陶移地察看，如何并希见复为荷”。

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看了国民党执委的报告后，即令省府秘书处复电陕西省党部，指出：“寄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嘱饬县注意，或移地察看，等由准此，查张慕陶寄押勉县，待遇固可从优，但绝对不许其自由活动及对外接触”。1939年7月下旬，张慕陶由于在勉县坚持抗日反蒋、组织巴山生产合作社等活动，被转押于陕南的略阳县府，行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张慕陶无所畏惧，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又同略阳县的绅士和青年学生进行接触，宣传抗日反蒋主张，联络地方人士组织略阳铁厂，拟备开采当地铁矿，发展生产，遭到略阳县长干涉。随后，国民党略阳县党部派人再次劝他加入国民党不仅未果，而且遭到张慕陶的痛骂和斥责。因此，张慕陶完全失去自由，不久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于1940年8月，在其妻子申云心的再三请求下，经蒋鼎文许可不得不转送至南郑就医治疗。

十七、最终被蒋介石电令枪杀

1940年夏，张慕陶在略阳关押期间，勉县青年学生贾璧如、沈尚文等人曾来看望他，张慕陶写了一封给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并拜托沈尚文赶赴重庆面陈冯玉祥，以期得到冯的保释。冯玉祥当时处境不是很好，不仅有职无权，难助张慕陶一臂之力，而且此事为蒋介石所知。同年12月8日，蒋介石企图利用张慕陶反共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即刻从重庆亲自签发了给蒋鼎文关于枪决张慕陶的电报。内容为：“长安省政府蒋主席，旁密，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为要”。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适逢国民党南郑专员魏席儒在西安，蒋鼎文立即召见魏席儒，当面下达蒋介石的手令，并望他速回南郑，将张慕陶秘密处决后即速报省府，以便回复蒋介石。

魏席儒回到南郑，经过密谋安排，于1941年1月5日晚，派警察数人前往南郑医院张慕陶的病房，以魏专员请张谈话并隔离保护管押为名，将张慕陶带到南郑专员公署，魏席儒与张慕陶闲谈至深夜亥时（11点钟），随令警察把张慕陶带出客厅，尚未出南郑专员公署即被枪杀。1月6日，魏席儒电告蒋鼎文说：“张慕陶已于支戌以提署隔保管押为名，当于支亥遵令，在署秘密枪决，谨电报请备查”。张慕陶就这样被结束了生命，被枪杀时年仅38岁有余，也验证了他“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的人生格言。这让他同时代的人们多了一份无声地钦佩和赞叹，当然更多的还是惋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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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安评论》（1926年），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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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原件存陕西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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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河北省委关于前线工作报告的总结》（1933年12月25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4]《华北日报》（1933年），原件存北京图书馆。

[15]《解放》周刊（1937年12月-1938年3月），原件存陕西省图书馆。

[16]《抗战与文化》（1938年），原件存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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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民党中央执委秘书处关于张慕陶问题致陕国民党省党部电》（1938年8月26日），抄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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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伪陕省府电敌党部》（1939年7月20日），抄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21]《伪陕省府电略阳县府》（1940年8月），抄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22]《蒋介石电蒋鼎文枪决张慕陶》（1940年12月8日），抄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23]《伪南郑专员枪决张慕陶电蒋鼎文》（1941年1月6日），抄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24]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19-1949）[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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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上海：中华书局，1980.

[30]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2]王建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4]耿炳光、潘自力、高克林、吳化之、吴成方、徐彬如、童陆生、宋文梅、王菊人、王霖、周茂兰、曹瑛、周仲英、孔祥祯、马宾、高树勋、张允荣、邓哲熙、魏自愚、申云心、吕协心、任溪樵、贾璧如等老前辈的回忆文章和材料。

[35]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克林、王炳南、方仲如、赵伯平、吴化之、张仲实、汪锋、罗章龙、徐彬如、关中哲、杜松寿、蔡子伟、赵和民、王霖、周益三、周茂兰、刘汉生、王定南、张公干、王云、米暂沉、刘仁静、刘依仁、郑自毅、曹志麟、胡景儒、翟文风、彭淑贞、王爱玉、梁俊琪、曹受祉、张光远、廖其康、李冠洋、李锦锋、刘尚达、周梵百、李慕愚、原政庭、钟师统、张文华、刘映胜、梁蔼然、申云心、刘问津、丁世丰、郗晓峰、任致中、任溪樵、蒙定军、马志超、樊树鹏、罗正平、陈志敬、陈云樵、王化成、吕协心、罗承运、陈洁生、马文彦、金良栋、王鸿俊、王少卿、李白瑜、贾璧如、柴栋生、方向知、张北海、于仲连、张锡如、崔崇岳等老前辈的访问记录和给笔者的信。

[36]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安事变组、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旬邑县、以及革命老前辈孙作宾、陈元方、马志超、齐心、孙启蒙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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