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

入冬以来，第二波疫情在欧洲已越来越严重。与去年上半年一样，欧洲的抗疫更多的是各自为战。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疫情仍在扩散，1月25日法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考虑可能实施新的封锁措施；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因疫情和经济双重打击，面临撑不住的窘境。显然，疫情给了欧盟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此次疫情危机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一直认为，“欧洲联盟”是一个“早熟”的主权国家联合体，每一次危机，反而都有助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上次持续了六七年的“欧债危机”是如此，这次疫情危机也不例外。

从最初的荷比卢等小国组成的“煤钢联营”，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后来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数量也从最初的几个逐渐增加，一直到欧盟28国，现在又降回至27国。正是基于欧洲人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广义基督教的“宗教认同”和共同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认同”，一盘散沙般的诸多欧洲中小国家最终才决定走向联合之路。回顾当年的历史，除了这些内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是二战之后逐渐形成的“两极世界”，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独霸天下的格局，给欧洲诸多中小国在地缘上构成了巨大的生存挤压。

然而在这些共同点之外，欧盟的最初设计者忘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那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存有的“异质度”问题。经过在欧洲前后二十余年的生活和工作，笔者深深感觉到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异质度之高。……